张博树: 中国民主转型离“破局”还有多远?|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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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为《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2012纽约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一书写的导言,该书即将由香港晨钟书局正式出版。

2012-12-29

选择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举办“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用意自然十分明显:主办者、与会者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国未来的关切。

如果从广义理解“民主转型”,也就是,把它理解为从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的全过程,那么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从文革结束算起)已经进行了30多年,包括逐步承认、接纳市场体制,建立和市场经济相应的、形式化的法律框架,和有限度的私人空间的被认可,它们本应成为政治自由化乃至更深层次的政治民主化的先导。但事实恰恰相反。六四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演变,就当政者而言,是在充满合法性焦虑的背景下蹒跚而行的。不能说他们全无成绩,经过30年努力,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跃居世界第二,是为事实;但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成为促进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反倒成了支撑专制政体的门面与工具。同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层矛盾又在积累,社会腐溃蔓延,党国肌体的癌化已难以逆转。它的生命承受极限在哪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个似乎动摇了传统现代化理论和传统转型理论、一枝独秀乃至强悍无比的“中国特色”党国体制,其实有它非常脆弱的一面,那就是,它早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囊肿羸弱之躯,更何况,当它断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挑战”时,它已经挑战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普世原则、否定了人类对权力本性认知的共同成果、也违背了它自己半个世纪前对这个民族的庄严承诺。这种倒行逆施是不能长久的。

然而,中国民主转型离“破局”到底还有多远?人们依然莫衷一是。今天的事实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僵局”,而非“破局”。面对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国共产党执政者采取的是严厉打压的政策。这种打压在最近两三年尤其达到峰值。零八宪章、刘晓波获诺奖、“茉莉花散步”,分别成为官方打压的几个关节点,且逐步升级。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同仁中有好几位是最新的中国大陆政治流亡者,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是证明。那么,这种“僵局”能否打破?何时打破?

从执政者方面讲,近来“大事”、丑事连连不断,王立军出走、薄熙来下马,十八大高层权争重新洗牌。习李接班虽然大局已定,未来的政策走向仍在未明之中。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固然不必过于认真,因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危机感我相信绝不亚于他们的前任。但他们将如何应对?是摒弃传统专制思维、摆脱权贵利益羁绊、顺应时代要求而勇敢迈出宪政改革的步伐,走普世价值的民主新路,还是继续囿于一党私利、违背国民公意、对抗世界民主化大潮,走“中国特色”的独裁老路?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也是此次纽约学术研讨会的“问题”背景和聚焦点所在。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学人济济一堂,正式发言人、评议人就达40余位,是近年来少有的海外学术盛会。更可贵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近10位学人不避“敏感”和风险,与旅美、旅欧华人学者同堂议论,深入切磋,不敢说在认知上取得多大突破,但至少实现了体制内外、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效沟通。会议现场通过互联网同步直播,扩大了此次会议的影响。在香港晨钟书局的支持下推出这个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及现场辩论文字实录,也是希望藉此记录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一代华人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呼吁。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收入本文集的文字和它们的作者。

这部文集,在内容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参会论文选辑。我们选择了有较高学术质量、或在内容上具有代表性的25篇文章收入本书,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专为本次会议而作。它们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呼吁和建言,另一类是事实描述与学理分析。两者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如何打破“僵局”,寻求中国宪政转型的“破局”。

来自北京、年逾八旬的姚监复先生以“继承胡赵思想遗产,勇闯中国改革之路”为题,强调当今中国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执政当局不必坚持连邓小平自己都说不清的社会主义,必须承认普世价值,肯定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等人类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放弃害人、害己、害国、害党的“四项原则”,放弃一党专政的“一个主义”。姚老的文章让人感到体制内的一批老共产党人正在以越来越直率的方式表达对局势的不满。事实上,中共党内改革派老人李锐、鲍彤、杜光等纷纷为本次会议题词,释放的是同样信号。我个人同这些体制内老人均有交往,深知他们迈出这一步蕴含了巨大的勇气。

旅美学人严家祺、王书君、张艾枚和国内学者吴伟等先生的文章虽然主题各不相同,却表达了同样的焦虑。所谓“五年看改,十年看埋”,人们都在计算这个体制还有多长的寿命,都在呼吁当政者不要再次错过自我救赎、与过去“切割”的机会。荣剑的“中国十问”,问的还是20年来的老问题,却在网络上引发巨大反响;何频的“未来十年:政改或政变”,则干脆以媒体人的直率断言“時間已經開始倒數了,沒有任何力量最終能阻止中國站到文明底線之上。習近平選擇了政改,中國少些難;習近平想拖下去,下一場政變就會發生”。诗人一平甚至警告未来中国有“走向法西斯化”的危险!

当然,作为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我个人对未来的判断可能更为谨慎。同道们的激愤之言,有良知喷涌、忧国忧民一面,也有策略成分,无非是想借助“当头棒喝”,给垂死的旧制度的守夜者一点儿刺激,希望他们猛醒。未来中国的演变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党国体制苟延残喘,死而不僵,只要它还有腾挪余地,把对臣民的安抚和对公民觉醒、反抗的压制尽可能处理得“说得过去”,又把党内权斗限制在不至于“翻车”的范围。但,所有这些努力无非是延缓这个制度的死亡而已。因为在社会腐溃、党国肌体大面积癌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处理”(危机处置)的临界条件越来越苛刻,越来越难以满足。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的观察、统计和经验科学的证据可以证明。

很多朋友对这个党已经不再抱希望。但我还是要说,历史永远充满了偶然。从逻辑上讲,处于专制政权顶端的统治者,由于这个制度赋予这个位置的高度“使动性”,反倒有可能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有所作为。这与反对派通常讲的“希望在民间”并不矛盾。毕竟,无数后发或共产党国家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民主转型总是需要体制内外的互动才能达成,尽管在这种互动中,民间通常是主动的一方(施加压力),当政集团是被动的一方(在压力下做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李克强等一代新领导人还有机会。最近,习李在治贪、转变风气等方面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也在强调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作为对应,我愿意提请读者注意本文集中曹思源、胡星斗两位国内学者和旅美华人律师叶宁先生的三篇文章,“中国政治转型路径: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中国政治改革顺序论: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开启新改革开放时代”,和“试论中国的‘绿区’建设:关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脱红转绿’,建设‘绿洲中国’从何入手的方法论建言”。这三篇大作都在思考全局性问题,都在“建言”,都有“顶层设计”的蕴含,虽然作者各具海内外不同的经历背景,却呈现出目标一致而又各有侧重的思维进路。

在呼吁和建言部分,本文集还收录了另外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一篇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公室贡嘎扎西先生的“藏民族如何生存?—–藏人的主要诉求”。鉴于西藏问题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极端重要性,本文值得读者特别关注。另一篇“跨越世代的中国梦”的作者孙宇晨,目前还在美国读书,是本书作者群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一个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中国”的美丽梦想,虽然尚嫌稚嫩,却令人感动。

事实和学理分析类文章中,我首先要向读者推荐本文集中唯一的非华裔学者、美国著名中国学家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教授的“韧性威权还能维持多久?”一文。“韧性威权”(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是黎安友教授为描述中国后共产主义威权体制而提出的概念。虽然这位汉学家并不认为威权体制可以长命百岁,但鉴于中国共产党执政集团充分汲取了前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教训,有效地改进了统治方式,实现了最高执政权的相对顺利的接替,保持了党的形式上的团结,又在收买精英阶层、打压异见方面颇见成效,这个体制并没有迅速衰落的迹象。当然,对当下中国而言,“潜在危机的要素可以在任何时间结伴而至。如果人们设想中国的体制面临到诸如美国、英国和日本最近所经历到的那些遭遇:不成功的战争,暴跌的经济,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挑剔的媒体,以及在文化认同上深度分化之类的各种问题,很难想象中国的体制会存续下去,就好比想象成熟的民主国家会崩溃那样。使这类政府的危机避免成为政权的危机,最好是异议公开化及强健的法治。”

民运活动家王军涛在他的论文“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选择”中强调“行动”(特别是街头和“草根”行动)的重要。这篇文章有对西学语境内转型理论的详尽回顾,也分析了作者认为的中国人对转型理解的种种“误区”。虽然在我看来,该文的角色对位色彩过浓,似缺乏对中国转型(包括转型动力)等问题更具整体性的研判和把握,但军涛的滔滔宏辩仍值得读者认真体味。

吴祚来、杨帆、洪朝辉、胡平、吴称谋诸先生的文章,分别从执政当局意识形态语言的流变、当下中国社会思潮的分类及特点、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演变、“中国模式”的成因及其背后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等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深度分析,读来同样令人击节。杨帆教授通常被视为“左派”学者(他自己的自我定位是“中左”),他能应邀从中国大陆赶来出席这个“右派”的聚会,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流亡美国多年的李进进博士,凭借他对美国法律制度的深入了解、丰富的律师从业经历和对中国司法现状的追踪、研究,提出了“司法权威”这个重要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古川则系统介绍了中国网民权利运动的兴起和方兴未艾。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李钧鹏的文章“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主转型”中肯地指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认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界能否形成共识。作为年青一代学人,这样的治学态度难能可贵。老资格的中国问题观察者、旅美学人冯胜平先生则以“党国”、“军国”、“民国”为题,展开了别具一格的政治学分析。这些分析有的极具争议性,却也因此丰富了人们的想象。

这里,我特别想就“军国”话题做点儿引申。冯胜平的“军国”定义虽然尚可商榷,但考虑到近来中国国内被操纵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的高涨(这种高涨伴随着东海、南海主权争议的升温、中国第一艘航母的下水而日益明显),军队在国家生活中角色、地位的变化已经作为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凸显出来。这种变化对中国政治转型是祸是福?总的说,不容乐观。打着民族国家名义却以新冷战为其内在核心的外交强硬路线可能促成中国后极权国内政治的向“左”转,而这对中国的民主化变革而言绝不是福音。

学理分析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台湾学者曾建元教授的长文“未完成的宪法革命:民主进步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宪政改造运动”。这篇关于台湾宪政的精细研究论文,相信会引起中国大陆研究宪政的人们的兴趣。这篇长文的附论“中国大变革时代的两岸与民族关系”,阐述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见解。虽然这两大关系领域,均高度复杂,论者难免见仁见智,但正因为它们关涉中国未来,才需要高度重视,进行深入的、富有成效的讨论。事实上,本次研讨会缺乏这两个领域的专门研究作品,是一个遗憾(尽管在会议的最初设计中,曾专门设了两岸问题和民族问题作为研讨主题之一)。

本文集的第二部分,是这次学术研讨会最后半天5场辩论的文字记录。由于会期短暂(总共两天),会议讨论主题众多,在前一天半的会议发言和评议中,没能安排听众提问环节。为了弥补这个不足,让更多的与会者和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讨论,会议特别在闭幕前的最后一个下午安排了5场别出生面的现场对话或辩论,主讲人相互问难或围绕同一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回答听众的提问。这5场辩论的主题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宪政思想吗”、“如何划分中国的政治光谱?”、“何种转型路径最可能、最可取?”、“民主是争取的,还是赐予的?”以及“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是什么?”。这些问题引起了到会者的广泛兴趣。为了节约篇幅,呈现给读者的这个现场辩论记录删去了主持人串场之类的文字,集中反映对话者之间、对话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论辩与思想碰撞,其中不乏观点的尖锐对立和相互批评。但也正是因此,会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是一次民主演习。无论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旅居海外、政治观点各异的学人,大家都在相互倾听,即便是激烈论辩,也做到遵守规则,且相互尊重。这就是进步。

回到打破僵局、寻求“破局”这个主题。与会学者的一个共同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寻求“破局”,就是寻求如何突破当今中国政治的禁忌,开辟中国宪政转型的新局。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达成与会大陆学者荣剑所说的“三个共识”,即“左、中、右的共识”、“朝野上下的共识”和“海内外的共识”。这次纽约研讨会的举行及本文集的出版,希望能为形成这三个共识,有所贡献。

当年六四学生领袖、如今的纽约华人律师、也是本次研讨会出席者之一的项小吉先生有一段发言,讲得很好,特徵引如下:

“转型是拦不住的,共产党自己也要转型。一个国家的统治要么有规则,要么有权威。民主国家有规则,有法制,专制国家靠权威。中国过去有权威,毛泽东大概有100%的权威,邓小平有60%的权威,江泽民大概有35%的权威。现在权威在稀释,在淡化。权威没有了,规则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十八大也好,十九大也好,必须建立一个规则出来。因为权威不存在了,远离战争时代了,权威必须由规则来代替。这就是转型的一种方式。关于权力的来源,全世界范围,它要么是生出来的,你爹是皇帝,你儿子就是皇帝;要么是打出来的,比如枪杆子里出政权;要么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中国目前的情况,既不是打出来的,也不是生出来的,也不是选出来的。这权力从何而来?如果是君主制,这很清楚,是生出来的。如果是专制,1949年是打出来的,谁打的天下,论军功、论资历排。如果是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像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面临从权威到规则的转型。规则怎么制定?转型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民运人士要考虑的,共产党自己也要面临这个问题。”

我愿意把这段话作为这篇导言的结语,并补充说:

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抓紧。

(本文作于2012年12月10日~22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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