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叶剑英的崛起|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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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刘少奇听不出毛之所指,接过话茬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1]

2016-9-7

在一九六五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2]「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3]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对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4]

中共中央本在毛泽东掌控之中,他这么说,是隐指中央别的人可能会搞「政变」。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必须把军队掌握在绝对可靠的人手中。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换主持军队的领导人,将军权移交叶剑英。

文革之前,叶剑英并不处在中共中央的核心权力。他资历虽老,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未实际主掌过一支军队。因此即使在军队中,没有山头,也从来不是主要领导者。一九五九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任。一九六二年林彪告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实权。由于这二人在文革前夕先後被毛泽东清洗,叶剑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渐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在最後的日子里又想贬黜叶剑英,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是,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一九七六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叶剑英的作用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文化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本文仅就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作一分析。

清除罗瑞卿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初某天,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他之所以能够这么说,是因为他自信牢牢掌控了军队。而一旦他对军队的效忠产生怀疑,他就要换马了。文革前夕至文革初,罗瑞卿和贺龙就是因此被清洗的。

罗瑞卿不仅是总参谋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这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由于实际日常工作还是由罗瑞卿负责,所以後来周恩来曾经这样说:「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6]

一九六四年夏天某日,刘少奇会见一个外国客人时,说到罗瑞卿将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他的谈话记录作为文件下发。林彪看到,只是笑了笑,未作表示。[7](另一个资料来源说,时间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8])

对这件事,林彪可以一笑了之,可是毛泽东来说,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可以对外国人说,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9]刘少奇却不可以说自己的接班人是谁。除非毛告诉过刘有让罗接替林彪的打算,并且让刘透露给外界,刘擅自把国防部长的继任者告诉外国人有违中共的党规。刘不仅惹祸上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连累了罗瑞卿。毛泽东不会光凭这一句话而动清除罗的念头。但正在考虑打倒刘少奇的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对罗瑞卿决不是好事。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得先「清君侧」。贺龙和罗瑞卿在必清之列。现在先谈罗瑞卿。

由于毛泽东曾经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10]罗瑞卿照办。罗与林彪接触较少,关系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阂。以至于有一次林彪与罗谈话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11]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提醒罗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的太少啊?」[12]

然而,说林彪因此打算搞掉罗瑞卿是没有根据。林彪即使有此想法,也不可能实现。中共的事完全是毛泽东一人当家。林彪很有自知之明。他说过:「毛主席从来没有真正把军权交给别人。那时,彭德怀是军委第一副主席,现在我也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军委主席一直都是毛主席自己。调兵遣将都得毛主席画圈圈的。我们是小媳妇当家,拿钥匙,做不了主。」[13]

林彪平素做事决不出头。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打倒彭德怀,林彪待情势明朗後才上山。一九六六年八月打倒刘少奇,直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後林彪才去北京。所以,没有毛的意见或者暗示,林彪绝不会出头打罗瑞卿。

罗瑞卿主持军队工作,作风强悍,与贺龙以外的其他军委领导人关系不甚融洽。连他的朋友陈丕显都说:罗很有能力,但「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见。」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召开军委作战会议,叶剑英的班子准备了一个会议总结。因与会者要求由罗瑞卿做总结,罗便轻率决定撇开叶剑英的总结,改由自己来作,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

二十五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书立即告诉罗瑞卿:「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关於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14]

林彪这几句话,相当突然。与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四月底,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昌向毛泽东请示这次会议的重要事项,包括取消军衔以後的新军服、帽徽、领章的样式等。毛批准之後,罗瑞卿才向林彪汇报。这么重要的军委会议,林彪都置身度外,可见林彪并不争权。就连取消军衔这样的重大事项,也是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贺、毛两人几句话决定的。罗瑞卿回到北京之後才打电话给林彪,与其说是征求其对取消军衔的意见,不如说是向他通告该决定。[15]这么大的事情被排斥在外,林彪都没有发作,为什么偏偏对罗瑞卿取代叶剑英做总结这件小事发出如此凌厉的批评?

据说,叶剑英等人对罗瑞卿的做法不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与此同时,毛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16]此事目前尚无旁证,但这是林彪对罗瑞卿突然袭击的合理解释。

十一月初,由军委机关开会批判罗瑞卿的副手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萧向荣被「监护审查」。杨成武兼了萧向荣的职务。罗瑞卿尚未被撤职,但基本被架空。
这样重要的会议,谁主持的?叶剑英、杨成武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官方所有的文献均对此讳莫如深。

现今中共官方的一致说法是:十一月底林彪派夫人叶群向毛递交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叶群对毛大肆诬陷罗,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毛偏听偏信,冤枉了罗瑞卿。

明摆着,上述说法有违林彪的一贯行为。连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的罗瑞卿的传记都说:「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17]

该书的解释是:「如果(毛)对林彪的告状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就认可了林彪的诬告。[18]连罗瑞卿的女儿都说:「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19]

林彪死後,毛泽东自己也把事情全部栽到林彪头上,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20]

毛泽东怎么那么容易偏听偏信?听难道他是一具木偶?

林彪派叶群递交的那封所谓「诬陷罗瑞卿」的信是这样写的:

这封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或许是林彪有意这么做的。这就是:清洗杨尚昆,林彪没有参与。清洗杨尚昆、让毛的心腹汪东兴取而代之,也是文革前夕毛泽东「清君侧」的部署之一,而林彪并未参与其事。

杨尚昆不是本文的议题。现在再谈林彪这封信。谁是向林彪提议揭发罗瑞卿的「重要的负责同志」?不会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会是周恩来、贺龙。「重要的负责同志」只可能是叶剑英以及其他人。当然,迄今为止没有一份材料说明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要为尊者讳,不会公布此人或这些人的名字。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说,叶剑英是其中一个。

但是,叶剑英一生谨慎,向林彪告罗瑞卿的状很可能是毛本人的安排。除掉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部署,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整肃了罗瑞卿。

为什么不早不晚,林彪在三十号这一天写信?

十一月十日,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後,其他各大报都没有转载,包括解放军报。毛泽东相当愤怒。二十六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告诉毛,他还没有读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当晚,江青与罗瑞卿见面时问罗:「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没有转载?」[22]她还说,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於是罗瑞卿亲自给彭打电话,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23]

彭真是除刘少奇外毛泽东已决定要打倒的目标。很可能毛泽东从其情报来源截获了电话的内容。罗瑞卿给彭打电话之举後来被指控为「给彭真通风报信」。

二十九日是关键的一天。当时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林彪、叶群在苏州,三十号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後,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但是,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说:「叶群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下旬来杭州的。」[24]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而有人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办公室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汇报时,毛就五月作战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25]「这位老帅」指的是叶剑英。

如果这件事确凿,那就是说,张耀祠说的对,二十九日叶群的确是在杭州,而且五月间叶剑英等的确向毛告过罗瑞卿的状。这样,五月二十五日林彪对罗的突然指责就很好解释了,後来「揭发罗瑞卿」的材料陆续送到林彪那里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这件事确凿,叶群当然马上就会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据张耀祠说,三十日那天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下榻处去一次。当天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两人刚说上几句话,叶群就出现了。张回忆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26](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当然首先会考虑,要是得不到毛的支持怎么办。他不能不担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无可能让叶群在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大声张扬,让张耀祠捎信。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不仅因为她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已经知情。张耀祠就说,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27]

林彪不是打倒罗瑞卿的始作俑者,另有一个旁证:毛泽东约见叶群,叶向毛面交林彪的信是在三十一日早晨

[28]。而就在那天,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後台是罗瑞卿」了。[29]

另一个依据是:十一月十八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於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有关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30]而这份报告是杨成武转去的。[31]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做了个批示,不点名地批判罗瑞卿: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32]

(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33]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34]

林彪告罗的状,既没有涉及彭德怀,也没有把罗瑞卿同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而用高岗抹黑政敌是毛的掼招。一九五九年打倒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他就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35]这次用「高岗」这块石头来砸罗瑞卿,不过是信手拈来。当然,後来还用来砸过林彪。因为林彪与高岗在东北也共过事。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

上海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在锦江饭店举行文艺晚会。在女演员演出的中间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36]    罗瑞卿倒台,许多人都精神紧张,周恩来怎么还有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也是他的一种表态。

一九六六年一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让他出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毛泽东不想让叶剑英的擢升显得太突兀,又同时任命陈毅、刘伯承、徐向前为军委副主席作陪衬。】

三月,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批判斗争。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因为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由叶剑英主持。他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三月十八日,罗瑞卿接到中央要他交待问题的通知。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见毛。周说「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说完挂掉电话。罗瑞卿无望,在自己家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7]  叶剑英写了首词,其中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是从宋朝辛弃疾的「将军百战身名裂」改写成以讥笑罗瑞卿的。[38]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39],或许言重了,而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40],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41],就是叶剑英主持写出来的。  由于会议结束时看到毛泽东又已决定刨除彭真,叶剑英便又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42],给彭真再砸上一块大石头。

清除贺龙

  拿掉罗瑞卿和拿掉贺龙其实是一件事的两个组成部分。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清君侧」的目标。在高级领导人中,贺龙是对毛最桀骜不驯的。抗战时他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五十年代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是国家体委主任,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十分钟就走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一九六四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开了三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43]】却在他家谈了半天,还打了扑克。一九六六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夫人薛明在家,从电视里看到,禁不住喊出声:「糟了。」[44]

 

贺龙和罗瑞卿关系甚好。十一月三十一日,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後台是罗瑞卿」,贺龙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十二月二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後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45]
四天後,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46]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被打倒,他被蒙在鼓里。直到这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後,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47]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

上海会议结束後,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他到四川山沟沟里去视察攀枝花钢铁厂、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走。让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不让贺龙参加。等贺龙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已经是四月九日,早在二十天前罗瑞卿就跳楼了。[48]
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没有因此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及会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9]  起先,毛说对贺龙「一批二保」。[50]但那个「保」只是个过渡。九月六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没有通知贺龙参加。林彪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说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想在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五位元帅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的讲话。[51]据後来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林彪在这次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52]九月二十五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周即透露了一点信息。他说:「(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他有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换成了当时仅仅是一个连长的林彪。[53]  即便这样,贺龙也拒绝投靠。有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拒绝指称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4]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就明确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55]所以汪东兴主持的专案组写报告说,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6]

一九六五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为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与夫人杨岗同时被抓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後,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七天而死。[57]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毛泽东曾经明知故问,问「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回答说:「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58]可见,打倒贺龙,毛泽东是主事者。而且即便林彪已死,他也没打算给贺龙平反。直到次年七月,毛泽东才说「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59]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毛泽东才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60]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代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的部署。事实上,打倒贺龙,叶剑英不仅仅是紧跟,而且落井下石。一九六七年夏天,叶剑英曾这样说:「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61]至于贺龙怎么排挤、打击聂荣臻,怎么打击毛泽东、林彪,还有怎么打击他叶剑英,却一个例子也没有。

负责「首都工作组」

  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文革部署的重要一笔。毛泽东准备文化革命,说起来是依靠国防部长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漩涡,躲在外地。毛泽东倚赖最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是叶剑英。

文革前夕毛泽东的另一个部署是撤销公安部队。主要原因是罗瑞卿曾经长期担任公安部长。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请注意,这么重要的事情,毛泽东也没有通报林彪。几天後,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後,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林彪还是被排斥在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三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应当说明,杨成武,还有萧华,都是参与了告罗瑞卿状的。後来三月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主要角色就是他们三个(叶剑英是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叶剑英从一年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根据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最重要的是,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而所谓「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其实就对毛泽东本人负责。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62]

具体由副组长杨成武出面协调,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已经改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便由一个师扩充成了四个师。[63]调进北京的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作为「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之一,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计划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成份不好」的北京市居民。[64]本来,这个计划是要由公安局来执行的,文革初期,这个计划由红卫兵实施了。红卫兵对北京居民抄家、遣返,得到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因为公安部长谢富治就是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北京市「有八万五千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65]全市干部、职工,加上其亲属子女共遣返了十二万五千人。[66]全国被强制遣送农村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当以百万计。

叶剑英是坚定的文革派

八月一日,毛泽东召开目标在搬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四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拿手武器。决定被扩大的人选是他的特权。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会议。会上,毛自己打前阵,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67]叶剑英是被「扩大」进来为毛泽东助阵的。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指的就是他,便回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68]

 

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直到四日晚上,他还是认为不值得到北京跑一趟。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场去投票。[69]

全会预定八月五日是会议最後一天。毛泽东若再不行动,也许就会前功尽弃。毛泽东写了炮打刘少奇司令部的大字报,并决定会议延期。在周恩来建议下,林彪才於八月六日到北京。  由于叶剑英在准备文革中起的作用,全会最後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时,毛泽东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叶剑英是坚定的文革派,他在空军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所没有解决,所不能解决的。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他们所服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有些人是口头上拥护毛主席。但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到一定时期就像宿鸟投林一样,抢班,搞政变。[70]

 

他指的就是刘少奇、贺龙等人。

叶剑英认为文化革命将带来世界革命,全世界的解放。他在接见学生时说:

青年一代要准备着经历一场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世界斗争的焦点在中国,解放世界问题的关键完全集中在中国。毛主席现在七十三岁,他老人家再亲自领导我们几十年……整个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71]

 

叶剑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他又在会上讲:

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我们……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72]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形势已经很混乱,叶剑英还在鼓吹世界革命。他这么说:

不经这场混乱,不会长治久安的。不经过这一乱,不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席昨天还讲,现在乱的很呢,比去年还乱哪!乱到一定时候就不乱了。

文化大革命全国男女老少一起闹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战备。我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的党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党,我们的领袖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纪元,把世界革命推进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73]

在一九六六年所谓「红八月」中,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大举抄家,仅北京市被抄的就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74]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仅北京市就被打死了至少一千七百多人。[75]

叶剑英等不仅放纵其子弟,甚至为红卫兵的暴行叫好。叶剑英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76]

「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女儿肖力(李讷)在《解放军报》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对此,叶剑英也步步紧跟。由於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他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77]  现在许多研究者一提起叶剑英,就说他当时如何「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78]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这件事其实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江青曾经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後,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可能不满,可是绝不打算出头保护萧华。他参加了会议,而且预定当晚将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在这之前,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後被打倒。他们都是军队的老干部,叶剑英也没有出头保他们。

但是,对于萧华,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了。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会议中断。周、叶回到会场後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会议中断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回到了军区。他不知道毛泽东变了卦,在军区内部透露了会议批判萧华的情况。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没保管好,被人偷看知道了会议批评萧华的情况。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後头毛又保了萧华。他们革命心切,当天半夜就去抄了萧华的家。[79]萧华从後门走脱,投奔徐向前。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西山叶剑英处。叶剑英已经知道毛泽东要保萧华,便收留了他。徐向前很快知道是杨勇透露的消息,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会议继续开。杨勇到会场後,萧华还未到。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进会场後,讲了夜里家被抄的情况。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80]这一拍,拍断了手掌骨远端骨折。

可是,杨勇却被指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打倒了。二月三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81]袁子钦更冤,也因这件事栽倒了。

叶剑英完全知道杨勇、袁子钦是由于毛泽东出尔反尔倒的霉。要是叶剑英「反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就应该站出来保护这两个高级将领,为他们解释辩诬。可是,他和聂荣臻、徐向前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司令杨勇。[82]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毛泽东又要打倒萧华了[83],这回叶剑英就不吭声了。

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已经说明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一九六九年中共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却又故意说:「(逮捕杨勇)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插话说:「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毛泽东接着说:「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84]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毛泽东为了笼络军心,再度提出这件事:「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泽东便栽到死人头上,说「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85]

二月「镇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86]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立即通知各大军区派人去北京看文件。但又很神秘地规定:只能看,用脑子记,不得抄录。[87]叶剑英还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
  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个公开信[88],要他们勿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据周恩来说,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口气)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後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一百七十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89]  这就是後来所说的「二月镇反」。

支持青海「二·二三」大屠杀

  就在二月「镇反」的高潮中,青海发生了屠杀群众的事件。

二月二十三日,控制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但动员守卫报社。赵永夫编造「八‧一八」开枪的谎言,武装进攻占据《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打死平民一百六十九人,打伤一百七十八人。[90]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赵永夫还调去一个喷火器班。但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喷火器未用上,否则报社内一千余人都将难于幸免。

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91]  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也壮了。第二天又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92]  赵永夫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四人。」[93]

当然,叶剑英之所以敢于支持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因为当时毛泽东已在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可以进行镇压。」所以,毛泽东本人也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94]  所以,叶剑英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後来叫「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95]後来周恩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二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96]

 

但不久,毛泽东改变主意了。他决定打击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剑英和徐向前为保自己,马上向毛泽东写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97]

这时,对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评论,不置可否的林彪才开始表态。林彪迎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三月二十日的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听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後,指示把该录音大量录制,发给全国各地播放。[98]

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出面处理青海事件。他宣布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当场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受审」。这时,有人出来说,要枪毙赵永夫。[99]  叶剑英让赵永夫这么一个小军区的副司令到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後果。「镇压反革命」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  二月逆流」  现在,中共中央对「二月逆流」的结论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100]

 

其实,所谓「二月逆流」「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被夸大、扭曲了。

这个所谓「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二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又谈起要陶到外地去考察。他拟定了一个二十多人各省市领导人的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101]  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102]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之後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一月四日下午,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出面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103]

当天晚上,中南海西门的高音喇叭响起「打倒陶铸」的口号。陶铸夫人曾志见到「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也很纳闷,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毛泽东确实又改变了主意。一月八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104]「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105]

 

於是「打倒刘、邓」便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进入二月後,毛泽东在打倒陶铸问题上再次改变了态度。

  二月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大骂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106]

 

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後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本来,毛泽东之训斥陈、江二人,不过是他惯用的左右平衡的权宜之计,并无抛弃文革派之意。可是他这么突然一变,使得叶剑英等人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这件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於是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自认为有毛泽东撑腰的叶剑英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特别传达毛的意见说:「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108]  这样,连陈伯达自己也以为毛泽东真的转了向,他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做到头了,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他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是江青组织的。他是被江青派人从被窝里叫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他对中央文革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早就想自杀了。[109]

 

就在这种气候下,才有了二月十六日的所谓老干部「大闹怀仁堂」。

在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後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110]据徐向前回忆:「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111]  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112]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连级别职务比他们低许多的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113]  陈毅还把文化革命与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意指抬出了刘少奇――丁注),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114]「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提到的那六个人,全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才成为二号人物的。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六个人已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116]

 

但是陈毅的话已无法收回。几天前毛泽东的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装出来的。现在蛇已经出洞。十八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叫了几个人。值得一提的是,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显然把叶剑英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分开了。

其实算不上是会议,而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训话。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祗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117]「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118],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119]  「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120]「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121]「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122]

 

毛泽东讲完话即退场,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他们本来就是在毛泽东斥骂了陈伯达、江青,眼看陈伯达快倒台时才「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显然,所谓「二月抗争」也不存在。若说有「二月抗争」,应当是对毛泽东抗争,而不是对即将倒台的陈伯达「抗争」。毛泽东说话时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不在场,而在场的叶剑英一句抗争的话也没有。

其实,毛要打倒刘、邓,他们都举了手。他们可能「心非」,却不敢「巷议」。毛泽东一翻脸,他们立即检讨,既不再「逆」,也不再「抗」。

由於叶剑英在所谓「逆流」中并没有什么表现而被毛容忍。叶剑英还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完成其在文革中的崛起。

不过,尽管叶剑英对毛泽东一贯紧跟,不敢有丝毫的不敬、不从,毛泽东对其忠诚仍有疑问。他试图钳制叶剑英和复出的邓小平,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成立的军委五人小组中放进了王洪文、张春桥和陈锡联;一九七五年一月,让王洪文、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叶剑英没病的情况下宣布:「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四月「天安门事件」後,毛乾脆剥夺了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但是,局面已不在毛泽东掌控之中。连陈锡联都知道识时务,暗中与叶剑英保持联系。[123]  叶剑英是服膺「党指挥枪」的。惟他眼中「指挥枪」的那个「党」,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已,江青等人是不在那个「党」里的。毛泽东一死,手中没有军权,在军中没有盟友的江青的下场已经注定。不到一个月,中南海一场力士缚鸡式的「拘留」就结束了江青们的政治生命。依靠军队发动起来的文革,终于在指挥党的枪口下悲惨结束。

束。


[1]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35页。
[2]  《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31页。
[3]  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78页。
[4]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第40页。
[5]  文革结束以後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华夏文摘增刊第三四九期(2003.7.22)。
[6]  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  朱继忠、蔡传道著记实电影剧本《不灭的军魂》,载《钟山》1990年第1期第36页。
[8]  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一四期(2002.11.18)。
[9]  1957年11月毛泽东毛苏期间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人物》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10]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09页。
[11]  1927年中共南昌武装暴动时,林彪是连长,贺龙是军长、总指挥。起义部队主要是贺龙的。
[12]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09-210页。
[13]  朱继忠、蔡传道著记实电影剧本《不灭的军魂》,载《钟山》1990年第1期第36页。
[14]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54页。
[15]  同上,第231、252页。
[16]  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2.10)。
[17]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83页。
[18]  同上,第284-285页
[19]  《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页。
[20]  1973.12.21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21]  1965.11.30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82页。
[22]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353页。
[23]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78-279页。
[24]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3页。
[25]  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2.10)。
[26]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2页。
[27]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第29-30页,转引自单世联《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1.27)。
[28]  《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3页。
[29]  《贺龙蒙难》(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公益图书馆(www.npo.org.tw)扫校。
[30]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81页。
[31]  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 《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2.10)。
[32]  1965.12.2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於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83页。
[33]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96-198页。
[34]  同上,第201页。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31页。
[36]  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邓小平保健医生。
[37]  同上。张佐良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
[38]  《点点记忆(下)》,《当代》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
[39]  罗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北京)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
[40]  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杨成武透露叶剑英写的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另一说法是:「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求诀。」
[41]  中共中发[66]268号文件,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42]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附件,1966年5月16日发出。转引自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2005.12.19)。
[43]  廖汉生父亲死前是贺龙部下、把兄弟,廖前妻是贺龙姐姐的女儿,廖父与贺龙做的媒。见《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84页。
[44]  《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一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2-3页。
[45]  《贺龙蒙难》(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46]  同上。
[47]  同上。
[48]  同上。
[49]  同上。
[50]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页。
[51]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七二期(2004.3.15)。
[52]  1968.10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53]  1966.09.25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2)》。
[54]  《贺龙蒙难》(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
[55]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七二期(2004.3.15)。
[56]  一九六七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第91页。
[57]  董保存《走进怀仁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任志伊《驻藏代表张经武辉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8]  1971.11.14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1971]148号文件。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02页。
[60]  1973.12.21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1]  1967.07.08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十研究所《东方红》(39期),1967年7月2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1期转载。
[62]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5页。
[63]  《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47页。
[64]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三期(总第78期)。
[65]  《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8页。
[66]   1984.06.30《中共北京市委对全市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
[67]  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党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58页。
[68]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8页。「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69]  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59页。
[70]  1966.11.05叶剑英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1]  1966.09.25叶剑英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2]  1966.10.05叶剑英在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3]  1967.07.08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十研究所《东方红》(39期),1967年7月2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1期转载。
[74]  文革结束後,北京市清退被查抄的财物,涉及约十二万户。《当代中国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8、192页。
[75]  《当代中国的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8页。
[76]  1966.09.25叶剑英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77]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页,转引自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7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页。
[79]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65-68页;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见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
[80]  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9页。
[81]  1967.2.3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290页。
[82]  1968.10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83]  後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1969.04.13)说:「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84]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讲话,2003.7.22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八六)》。另一版本:「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抓住不放,譬如杨勇。当然他有错误。是哪个下的命令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是个老帅下的命令,他们大闹一场,还强加于中央文革。)」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85]  1971.11.14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1971]148号文件。
[86]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87页。
[87]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去看文件时就这样被告知,见張正隆《戰將》(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第250頁。
[88]  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42页。
[89]  1968.10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90]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91]  同上;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页。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误传「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见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92页。
[92]  1967.4.10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93]  同上。
[94]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96页。
[95]  1967.4.20安绍杰(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96]  1968.10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97]  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103页。
[98]  同上,第101至102页。
[99]  同上,第97页。
[10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31页。
[10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页。
[102] 曾志《陶铸在最後的日子里》,《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九月号;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196至215页。
[103]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二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第47页。
[104]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至1967)》(「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1968)第243页。
[105] 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页。
[106]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9-30页。
[10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页。
[108]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30页。
[109] 同上。
[110] 同上,第31页。
[111] 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15页。
[112] 同上,第14页。
[113] 《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二卷第68页。
[114]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30页。
[1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0页。
[116] 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页。
[117] 项南《「该我开炮了」—谭震林与「二月抗争」》,《人物》双月刊一九九二年第六期第58页。
[118] 林彪称病,让叶群代表他出席了这个会议。见《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5页。
[11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页。该文引自赵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
[120] 同上。
[121] 1968.10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22] 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28页。
[123]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第220页,转引自单世联《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二四期(200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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