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复兴和回族穆斯林|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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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尹孟修认为,毛主义终结带来的真空导致民众渴求信仰,伊斯兰教也随之在中国复兴。他挑战了回族是“好”穆斯林的先入之见。

张彦 2016年9月7日

题图:临夏,亲戚们乘坐一辆卡车去参加一位回族老妇人的葬礼。临夏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的大本营。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牛津大学任教的尹孟修(Matthew S. Erie)是受过训练的律师,也是一位民族志学者,他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小城临夏生活了两年。临夏有中国的麦加之称,是回族宗教生活中心,这个人数超过1000万的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和突厥裔的维吾尔族一样,是得到官方承认的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一,据政府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信奉穆斯林的人口总数在2300万左右。

尹孟修最近出了一本名为《中国与伊斯兰:先知、共产党及法律》(China and Islam: The Prophet, the Party, and Law)的书,对伊斯兰教教法——伊斯兰法律和伦理——如何在回族中得到体现做了观察。在一次采访中,他讨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人们对伊斯兰教教法、中国法律,以及这个僵化的共产党国家的许多先入之见。

 在牛津大学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副教授尹孟修。

在牛津大学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副教授尹孟修。Yaeji Regina Erie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穆斯林的统计数据呢?据官方统计,中国有2300万穆斯林,但这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是一个民族的概念之上的,即所有的回族人、或所有的维吾尔族人一定是穆斯林。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是用民族类别来定义宗教成员。因此,这既可能涉及面过广、也可能纳入类别不够。就前者来说,中国以外的穆斯林也许不会认为每个回族人都是穆斯林。许多回族人很虔诚。他们定期去清真寺,也去朝圣。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回族,只不过意味着他们不吃猪肉而已。就后者来说,有这种可能性,即有些属于汉族(汉族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或藏族的中国公民,其实是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类别。

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呢?中国人可以改变自身在法律上的民族归属吗?

皈依者必然是存在的。他们背后的动机很有意思。我遇到过一名在铁路上工作的汉人劳工。他的手臂受了伤,没有享受到福利,于是有了情绪,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慰藉。他还想找个妻子。有些贫穷的汉人男性想娶妻的话会去皈依,因为回民社群会帮忙。回民会帮你皈依、成家。不过,要想正式改变民族归属是相当困难的。有办法实现,但非常难。

大家看到,中国目前存在对信仰、对传统价值观的极大渴求,有一些人正在宗教中探寻。那么,伊斯兰教也属于这种宗教复苏的一部分吗?

肯定是。毛主义终结带来的真空,导致中国社会走向商业化,而商业化本身就不包含信仰。民众无疑是在寻求意义的。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一些人在通过伊斯兰教这么做。有人是回民出身,但并不崇尚这种信仰传统,现在又在回归。他们找到了一群信众,从中发现了力量。有不少这样的人去到临夏之类的地方,人生中首次好好研习伊斯兰。

你提到中国在1994年有两万座清真寺,至2010年有3.4万座。这似乎可以确凿证明穆斯林在该地区有所增长。

从兰州到临夏的区域通常被称作古兰带(Quran belt)。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基本上每隔一分钟就能看到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清真寺。这背后的驱动力是财富的增加,人们开始愿意把一些钱用在这方面,因为他们把清真寺看作自己所在社区的中心。那不仅是人们祈祷或学习的地方,也是他们进行社交,分享消息和八卦的地方。

这背后有政府的资助吗?

几乎没有。所有的资金基本都来自捐赠。捐赠者多是用自己攒的钱造福社区的商人。

海外捐赠呢?在西方,有许多大的清真寺是由沙特或海湾国家资助。

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控制得比较严。他们不希望有这类的海外联系。

伊斯兰教的复兴涉及国际层面吗?

这种复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几乎是纯个人的:一段不成功的婚姻,或是家族之间的冲突。然后他们通过翻译文本、社交媒体或当地的传教活动,了解到更大范围内的现象。沙特阿拉伯自然是一颗北极星。埃及也有不少吸引力,因为那里学术机构和宗教学者众多。传教工作越来越多地来自达瓦运动(Dawa)。这些活动人士主要来自南亚。现在的观念是,穆斯林应该回归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的虔诚举止。这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事,从日常的祈祷,到拒绝用筷子而是用手吃饭。这些人通过与回族的互动来找回自我。信仰的重燃就是源自与此。

其中有些似乎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后者也受益于与海外传教士的联系。

没错,不过伊斯兰教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存在这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全球性话语,它令人感到压抑,会限制中国的穆斯林与海外穆斯林互动的能力。伊斯兰教太过政治化,因此有很大的不同。

这会妨碍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软实力发挥作用的能力吗?中国看重的是作为世界第一佛教大国的事实。它难道不能通过展示其活跃的穆斯林人口,在中亚或中东地区交上朋友吗?

政府看待穆斯林的眼光,与看待道教或佛教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他们甚至无法参与到一场民族主义复兴中,尽管习近平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经由陆路和海上航线将中国与中亚和南亚连接起来的计划)之类的口号。今年夏天我在中国,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一带一路。但问题在于穆斯林是否能参与其中。那对政府是好事,但也会有很多顾虑。

你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临夏的描述,一座干燥、边远的城市,却有那么丰富的宗教生活。

它是伊斯兰教在西北部的大本营。至少从14世纪开始,穆斯林就在那里建造清真寺和祈祷。有人说那里的某些穆斯林墓可以追溯至唐朝。这很难证实,不过也显示出这个地方有多么重要。这是一个伊斯兰扎了根的地方。

你的著作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即回族是“好”穆斯林,而维吾尔族是参与恐怖主义的“坏”穆斯林。

回族进行过无数次起义,最著名的是19世纪后半叶那一次,从云南到甘肃及其他地方。这些起义不见得都是针对政府的。也有许多是地方上的冲突,像滚雪球一般逐渐扩大。他们不是对政府唯命是从的仆人。

你通过引人入胜的伊斯兰教法范式展示了这一点。在西方,人们往往觉得伊斯兰教法是一套从中世纪传下来的严格的穆斯林法律体系,有石刑、截肢等残酷刑法。在这里,我们看到它是一种鲜活的东西,非常灵活。它都包含些什么?

这个范围非常广,从饮食要求到人际关系,不一而足。有些是判定什么为清真食物。但有些也是我们在美国会称之为侵犯的行为,比如驾车撞人。很多时候,当局会找清真寺帮助收集证据。我们有一种地方性的回民伦理,它可能深受伊斯兰教法影响,而这可能会影响结果——比如赔偿金额。阿訇[回民对神职人员的称呼]会帮助决定这个金额。

但这类磋商有它的局限。

那是肯定的。你不能把它用在刑事诉讼中,在那个领域,只有政府有权行使其合法权力。不过在社会关系层面,当地存在宗教权威和地方政府权威两股力量,回族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是非常务实的权力行使方式,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加实际。

政府意识到它需要地方宗教领袖。如果政府有意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就有可能在信众眼中丧失其合法性。

回族人感到满意吗?

这方面众说纷纭。他们在竭力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能力,但并不总能如愿。就此而言,我认为他们遭遇的困难和法国、德国或美国等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是一样的。不过在中国,他们没有相关的成文法、政治制度可以倚靠,甚至没有民间团体,只能依赖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和日渐国际化的网络,来维护他们的个人和集体利益。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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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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