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讣告(1): 从农民儿子到马列主义君主|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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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之后的40年来,他的影响一直留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乃至流行文化中,并将继续影响这个国家可以预知的未来。

 

包德甫 2016年9月9日

《纽约时报》1976年9月刊登的毛泽东讣告

《纽约时报》1976年9月刊登的毛泽东讣告

4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的逝世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画上了句号。40年来,毛泽东的影响一直留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乃至流行文化中,并将继续影响这个国家可以预知的未来。

纽约时报中文网从今天起将分期刊登时报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撰写的讣闻,欢迎关注。以下是本文第一部分。

香港,9月9日――毛泽东出生在默默无闻的农民之家,去世时却成了历史上最重大的革命人物之一。

毛泽东出生时,中国饱受内乱蹂躏,陷入赤贫,还被更先进的外国势力所蚕食,他一生都是为了实现儿时的梦想,让中国恢复其传统地位,重新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堪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相提并论,毛主席本人也非常乐于将自己同秦始皇对比。

他以极大的毅力和精心策划的战略,驾驭了农村中的不满力量与民族主义力量,把一支微不足道的农民力量变成了百万雄师,率领他们征战20年,于1949年在全中国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中,这支军队既有过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程度相当的大战,也经历过堪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途相媲美的英勇长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是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国家,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占地近400万平方英里,人口为世界的五分之一,毛发起了一系列规模庞大,有时引发剧烈动荡的运动,旨在将它改造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他去世时,中国已经能够制造自己的核弹与制导导弹,成了石油生产大国。

在中国的复兴过程中,毛还改写了中国的外交进程,为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百年耻辱画上了句号,为中国赢得了全新的承认与尊敬。最后,在1972年,就连美国也放弃了20年来难以平息的敌意,当理查德·M ·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访问北京时,毛面带微笑地表示欢迎。

与此同时,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的控制,为了巩固新政权,50年代初,他发起了一场运动,数以十万计的人们遭到处决。50年代末,不顾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批评,他发起了“大跃进”,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经济混乱和食品短缺。在他统治的年代,他打倒了党内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他还冒着令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的风险展开了“文化大革命”。

虽然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有些评论人士认为,他发动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他要求别人俯首帖耳的做法,最终把许多中国人变成了心灰意懒、忧心忡忡的芸芸众生,他们愿意顺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行动。

复杂的人物

作为20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毛泽东是个异常复杂的男人——有时他精于盘算且很现实,有时又没有耐心,他既是浪漫的梦想家,又是个人主义者,也是严厉的执行纪律者。他本人曾说过自己“身上有些虎气……也有些猴气”,也许,毕竟他也被各种矛盾所分裂,正如他喜欢用这些矛盾来解释自己身边的世界。

毛泽东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好斗的革命家、热诚的传播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士、政治家和诗人,但他首先是一个道德说教者,他深深相信,人的美德必须置于只不过是经济的进步之前,这也是孔子以来的中国人相信的东西。和过去100年来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他对帝国主义的欺侮感到愤慨,他想把中国整个拆毁,好让它变得更加强大。他向往着在中国建立平等的革命乌托邦,在这个国度里,人民大众的热情将为其提供发展的动力。

“我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1958年写道,大跃进是他发动的最大、但最终造成巨大破坏的运动之一。“有了这种力量,什么事情都能办成。”这两句话是他思想的惊人总结。

和许多伟大领袖不同,毛泽东从未对日常事务行使过绝对的控制,也从未追求过这种控制。但是出身卑微、在湖南农村长大的他,后来成了八亿中国人事实上的君主,如果不是活着的神的话。他的每句话都是国家的教义。被打印在用红色塑料皮包装的小册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发行了数百万册,它们被认为具有不可战胜的神奇力量。

权力、特权与焦虑

尽管毛泽东是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与他的俄罗斯前辈一样,强调需要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党,但他却把自己置于全党之上,当党对他构成阻力时,他还寻求用个人崇拜来取代党。

尽管他拥有极高的权力和特权,在他的人生晚期(大约是从1960年起),毛泽东似乎开始被焦虑困扰,他担心中国革命面临危险,可能会退到中国帝制时期的旧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道路上去。在他眼中, 这种危险看似非常大,因为在那个时期苏联发生了他称之为“修正主义”的情况。在毛泽东看来,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 Krushchev)强调用物质的鼓励来刺激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生产,以及赫鲁晓夫领导下党内特权精英阶层的明显出现,都是可憎的事物。纵观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1964年抱怨说,“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个说法也许带着他特有的夸张。

为了振兴中国,净化党的队伍,确保自己死后革命仍然能够进行下去,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正如他后来承认的,文革带来的后果甚至连他本人都无法预见。

党的团结受到损害

数十万年轻人被动员起来,当了“红卫兵”。他们往往难以控制,习惯于内部斗争,在全国串联,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后,他们羞辱和责备毛在党内的对手。在那两年的动荡中,经济受到破坏,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后来终于恢复了秩序,那是在时任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越来越强大的军队,以及周恩来总理等幸免于难、不太激进的党内领导人的帮助之下。

但是,党内至关重要的持久团结被毛泽东严重地破坏了,这种团结是在20世纪30年代史诗般的“长征”中形成的——“长征”是一次长达6000英里的远征,一支初出茅庐的军队跨越高山、河流与荒原,从中国南方的江西来到西北部的陕西。“文革”中被清洗的最重要的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他们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刘少奇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最亲密战友之一,1959年起出任国家主席,当时毛为了让自己潜在的接班人得到更多经验,辞去了这个职位。那以后,毛泽东唯一的官方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林彪元帅因为在军队支持毛泽东上起了作用,加上他对毛泽东不断地献媚吹捧,被冠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的称号,他的接班地位于1969年被写入党章。但是林彪的这个地位只持续了两年;据官方的说法,1971年,林彪暗杀毛的企图被发现后,试图叛逃苏联,因飞机失事,在蒙古死亡。更奇怪的是,在那以后传到外界的书信和讲话中,毛泽东坚持说,他早在1966年就开始怀疑林彪了,利用林彪只不过是为了铲除刘少奇而已。

林彪死去数年后,大总管和调节人周恩来倍加努力,帮助显然已经苍老的毛泽东领导这个国家,让其进入了一个看来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周恩来在1976年1月因癌症去世,日常领导工作落到了前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身上,显然是在毛的许可下,周恩来于1973年重新启用了邓小平,把邓小平安排在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位置上,让他成为可能的接班人。

火速失势

邓小平旋即受到毛泽东的猜忌,比刘少奇和林彪失势的速度还要快。周恩来逝世仅三个月后,邓小平即遭撤职,再次被打为“党内走资派”,并遭毛泽东指责为曲解他本人的指令,过分强调经济发展。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些人认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独夫,越来越喜欢心血来潮。在刚刚过去的冬天,他邀请尼克松再次访问北京,回到他担任总统期间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可能标志着他开始脱离现实,不过按照中国的观念,这也可以解读为对好友的亲善姿态。

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71年;在后来发布的照片中,他看起来往往像是身患疾病。他似乎难以控制双手和面部的运动,谈吐不清,激起了有关他曾中风或罹患帕金森病的猜测。

然而,他仍然不断地在书房里接待各种外宾,无甚生气地坐在一张花格图案的沙发里,左图右史。此外,他似乎依旧在令北京四分五裂的政治冲突中表现活跃。据说,他最后的动作就包括挑选最终接班人华国锋。华国锋知名度相对较小,早年在党内的任职地包括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至于两人是否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则不得而知。

与莫斯科的矛盾

近年里,毛泽东的精力还被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巨大分歧占据。这是战后世界局势的一大关键动向。在中国看来,中苏冲突一部分来源于党的思想之争,毛泽东担心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可能会颠覆中国革命的危险的异端邪说。另一部分来源于政治与军事之争,涉及毛泽东早前抵制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后来又在中国边境抵御苏联军队。还有一部分来源于领土之争,涉及北京认为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曾吞并中国领土。

双方的争执在60年代初浮出水面。尽管在那之前外界没什么人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如今看来,显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20年代最早开始接触的时候。当初,来自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等人在摸索掌权的道路,而斯大林从遥远的莫斯科给他们下达的指令一再将他们引向灾难。

听命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充当顾问——毛泽东戏称他们为“钦差大臣”。斯大林和这些代表先是指示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然而,蒋介石于1927年突然反目,屠戮了数千共产党人。斯大林随后下令中国共产党为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暴动”做准备。

在苏联的直接干预下,毛泽东曾于30年代初被剥夺了职务与权力。直到共产党被迫在1934年开始长征之后,在又犯下了多次策略失误之后,毛泽东才凭借他在农村革命中组织与领导农民游击队的非凡才干掌握了党的指挥权。

首次出访

在1949年底,毛泽东设立自身领导的中央政府后不久,他带着胜利的愉悦来到莫斯科访问。然而,他立即就遭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领域的首场危机:他与斯大林就一份援助协议和苏联特许权的条款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争论。尽管有那么几年毛泽东尝试了强调重工业的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开始心生疑虑,不仅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这么做用处不大,还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权贵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也就是其中的物质激励。

在5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事件把这种长期令人不安的关系发展成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首先是尼基塔·S·赫鲁晓夫在1956年做的报告,抨击斯大林惨无人道,还搞个人崇拜。毛泽东此时已将自己设想为世界上重要的马列主义思想家与革命家,这件事让他猝不及防。他很恼怒事先没有与他商量,而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出面揭露的事情也令他处境尴尬。

紧接着,在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而批评毛泽东之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于1959年被打倒,而苏联显然在这件事情上有所牵涉。其他情况也接二连三地冒出来:在中国与印度的一场边境冲突中,莫斯科未能支持北京;北京与台湾和华盛顿之间爆发了牵涉一些小岛的台海危机;到了最后,苏联突然于1960年7月将技术专家悉数撤出,撕毁了数百份计划修建工厂等设施的协议。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向罗马尼亚工人党全国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将中国领导层称为狂人,毛泽东也很快向同僚表示,“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

这场危机在1969年的冬天到达顶点:苏联与中国的边防部队沿着乌苏里江结冰的河岸爆发了冲突。在此之后,苏联持续在两国边境地带增派陆海空三军,直到将四分之一的兵力囤积在这一地区。

在每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面前,毛泽东都要花上不少时间强调苏联扩张政策的危险性——用他的话来说,是“霸权主义”。他认定,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让他得以用更积极的眼光看待美国,并助推两国在1972年之后取得关系的逐步改进。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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