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悲剧——评杨改兰杀人和自杀事件(4篇)|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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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12

海森崴: 盛世悲剧

2916-9-12

贫穷或许不是导致杨改兰杀人和自杀的直接原因,但是贫穷必定是此宗悲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杭州G20刚落下帷幕,这场继08北京奥运后中国举办的最高规格之国际盛事,别具意义,因为它是一场主场外交,是中国在自己国土召开的最大型国际外交活动,比以体育为主体的奥运更具政治意义,这场盛事让世界见识了中国的强大。但是,正当全国浸沉在自豪和喜悦的醉意之中时,甘肃一个贫困家庭发生的伦常惨剧,却如一面冰冷的镜反射出中国当前实况--在这个国度并不是人人生活在天堂,还有人煎熬在地狱!为何在这个执政当局自许为欣欣向荣的国度,国民却活得如此绝望?

8月24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年仅28岁的母亲杨改兰,亲手杀害四名年仅三岁至八岁的子女,然后自己服下农药自杀。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儿后事,9月2日离家出走,两天后他被发现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毒自杀。

一家六口伦常惨剧震惊全国,让无数人感到忧伤和心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追问:甚么原因导致这悲剧发生?

据媒体报道,杨改兰一家是阿姑山村最贫困的一家,家徒四壁,孩子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全家仅有一头猪、三头牛,而三年前她一家更被取消原本享有的低保补贴,取消原因暂不清楚。

事件在网上发酵后,矛头开始指向地方政府扶贫不力。此时,有舆论立即认为不应将悲剧发生之原因只归咎于于贫穷,不应在未调查清楚就认为是政府扶贫政策缺失引致悲剧。此言论虽然不无道理,但令人怀疑是出自五毛党之手,目的在为政府护航,以维护盛世表象。

没错,生活再贫穷,杨改兰都没权剥夺四名年幼子女的生存权,对其杀人行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予以严厉谴责,但是如果将此宗悲剧视为个别事件,认为纯粹是杨改兰个人问题,而不查究清楚背后原因,我们将永远无法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

贫穷或许不是导致杨改兰杀人和自杀的直接原因,但是贫穷必定是此宗悲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究竟是甚么令杨改兰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令她不惜亲手杀害子女?有否人曾向她施以援手,还是遭人落井下石?

中国自夸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同时也是严重贫富悬殊的国家,而且社会保护网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几乎是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政府的所谓补贴根本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政府近年却越来越抗拒NGO参与扶贫工作,认为扶贫工作应该由政府部门统筹,政府愈来愈觉得自己万能,农村贫困人口亦愈来愈孤立无援。

盛世的中国,不是靠打造美仑美奂的形象工程,举办一场又一场的国际盛事,旗袍美女载歌载舞的夹道欢迎和精细服务,以及对外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大量援助,来显示自己的强大,而是应该真正下足功夫消除这块土地仍存在的赤贫现象,让贫困的人民不会陷于绝望,让弱者可以找到依靠,让每个国民都可以找到一道生门。

国务院扶贫办调查组已到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开展调查,我们能够期望它找到此次悲剧的答案吗?我们期望这种令人心碎的悲剧不再发生吗?

傅桓: 杨改兰之死与精准扶贫

2016-9-12

精准扶贫青睐定向性质,造成竞争加剧,谁拿到扶贫资金,更多是由村里那些权力说了算。
甘肃近日发生了一起人伦惨剧。28岁的母亲杨改兰先后杀死四个未成年子女,然后自己服毒自尽。她的丈夫在妻子儿女身亡后,也很快寻了短见,而且也是喝剧毒农药。这件事令人震惊,至今仍在发酵。

杨改兰之所以这么做,根据现有的信息,可以推断是她家被剥夺低保资格,断了这个赤贫家庭的主要收入。而且取消的理由仅仅因为她家养有三头耕牛。村子里有人借此举报,杨改兰临死前还感到愤愤不平。

这件事中凸显的问题很多,但低保及赤贫成为悲剧的肇因。其中,精准扶贫也成为隐性的原因。杨改兰所在村是精准扶贫典型村,但即便如此,她家也没有改善经济状况,贫困依旧。这反证精准扶贫的空架子。

精准扶贫是最近几年当局提出的扶贫思路,意思是要改变从前那种平均主义的扶贫模式,扶贫到人。随著这个思路的变化,活用扶贫资金成为流行做法,带来问题。

精准扶贫青睐定向性质,这就造成竞争加剧,谁拿到扶贫资金谁拿不到,更多是由村里那些权力说了算。杨改兰一家在村里地位低微,杨本人不善言辞,丈夫是入赘女婿,在本村更是低人一等,杨家必然远离精准扶贫的好处。

杨改兰家是村里最穷的,但是她没有受到精准扶贫的优惠。而伴随著精准扶贫政策调整,低保这些资格认定相应改变,纳入扶贫队一揽子考虑。没有被扶贫,进而被拿掉低保资格。杨改兰的悲剧可以追溯至此。

这也体现了精准扶贫作为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扭曲,不能找到它理应负责的对像。从而成为基层权力差序格局中的血酬供应来源,成为那些更有权力家庭的战利品。杨改兰之死成为这一底层生存资源相互倾轧的牺牲品。

时至今日,我们需要反思的,不只是谴责杨改兰作为母亲的举动,而是去理解底层赤贫人口被剥夺微薄希望,然后在绝望中自我了断的现实。更要理解政策在其中发挥的扭曲作用。视杨改兰为怪物,反而会遮蔽真问题。

已经有媒体在言语中透露杨改兰所谓“自言自语”的症状,这让人担忧媒体会将一顶精神病的大帽子扣在杨改兰身上。如此则天下太平了。但世界不会因此更好,反而失去了审视贫穷及无望对人性的折磨。

王思想:扶贫政策必然破产的典型样本

2016-9-12

几乎与杭州G20同时,甘肃某乡村一杨姓人家6口人自杀。一时间,人们纷纷怒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贫穷是长期存在的。不能因为路有冻死骨,就不许朱门吃肉。无论是否有冻死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财举办活动,都不能那样奢华。任何时候,任何奢华的政府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同样,即便没有甘肃这一家6口的自杀,中国式扶贫政策都应该反思。

扶贫问题的核心,应该是两个:一,政府每年拿出多少资金来扶贫。二,什么人可以享用这些扶贫资金。最难以确定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确定扶贫物件。很遗憾,至今没有一条有效的办法。

我们应当借剖析此事件,来厘清扶贫思路。

事件发生后,各路记者赶赴甘肃。事件发生地,甘肃阿姑山村的村委也出面做解释。事件因此逐步清晰一些。

这一家6口自杀事件,被网友们定义为因为贫穷而自杀。令大家愤怒的是,这一家因为家里有3头牛,而失去了吃低保的资格。

那么,如何确定谁应该享受扶贫政策呢?我从有关阿姑山村的报导总结出几个扶贫做法,这些做法,基本能够代表各地的政策实施。

方法1:村里组织一个小组去考察

阿姑山村村委会主任魏公辉解释,2013年定低保资格时,由村里组成了一个评定小组,挨家走访后,根据家庭情况决定低保户。当时评定小组到杨家,“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着确实困难,就定了他家为低保户”。

看看房子,看看情况,就确定谁是贫困户。这个方法显然太随意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想到一点:村委会把持的评定小组,必然会尽量照顾自己的关系户。

此路不通。

方法2:以家庭收入来确定谁是贫困户

比起“看看就确定”,以年收入来确定是相对合理的。中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一词,所谓精准,必须有数位化支撑。魏公辉说, “当时(2014年)精准扶贫的标准是全年人均收入2300元,低于这个标准就能进入建档立卡户。”

阿姑山村“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专门组成了由村民代表和村三委构成的评议小组,对全村各家的家庭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此次摸底显示,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他家地多,女婿李克英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还有3头牛,两只母猪。”一亩地400元至500元收成,打工一年200个工,至少两万多元,一头猪崽当时能卖300元至400元,魏公辉仔细算了一笔账显示,按当时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标准,杨家全年人均收入明显高于2300元,不符合扶贫标准。

按照魏公辉的解释,不给杨家低保,似乎说得过去。但是,我们再来看杨家自己的解释。杨家一家8口属于四世同堂,年轻的两代全部死亡,只剩下第二代杨满堂和第一代杨兰芳,他们二人说,女婿李克英打工,一年打工也就挣6000元至7000元,给女儿杨改兰3000元至4000元用作家务开支。

问题出现了,出外打工,到底年收入是2万还是6000元至7000元?估计村委会夸大数字的可能较大,杨家人缩小数字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数字,以谁说的为准?

难道精准扶贫之前,还要到每个村民打工之处挨个调查其收入?

可见,收入的难以估量,导致精准扶贫的标准无法产生作用。

此路不通。

方法3:“民主”选举

这是最奇葩的扶贫政策。

2014年,阿姑山村评定低保户的政策改变。新政策需要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魏公辉说。

这个解释依然试图证明:村委会没错。因为,通过“民主”的方式,村委会把贪污扶贫款的权力放弃了,也把责任推出去了。

另一处的一个说法却正好说明了“民主评议贫困户”的本质。阿姑山村一位姓康的村民说,家庭各方面好了,交往的人自然就多了,杨家情况差一些,交往也就少了,“城里、农村,在哪儿都一样”。

这让人想起当年的“民主推选”右派。谁的人缘坏,谁就当选右派。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主选举必须放在一个样本足够多的范围才有效。比如,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选举总统、省长、市长、县长。但事实上,我们的“民主”选举,却都被局限在小范围,选举先进,选举村长,选举贫困户。

此路不通。

我们需承认,中国政府是非常注重扶贫的,因为这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弥补。

但具体的中国式扶贫,总是走在不可能真正扶贫的路上。不仅找不到确定贫困户的路径,并且还导致“愈穷愈理直气壮”。

扶贫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拿出一套土地、税收的制度,用经济行为完成扶贫。政府根本无需干预扶贫。这个思路,是中国官员陌生的,也是他们不愿意采用的。

石蒜: 人间悲剧

2016-9-11

何以中国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仍有人一家三代活得跟禽畜无异?

因贫穷致一家六口谋杀及自杀的死亡事件,近日成为传媒广泛报道的事,有人质疑警方没有好好查案,就简单一句是“服农药自杀”作罢,也有人借此质疑官方的扶贫政策。不过,我较为关心究竟资讯是否成功传达到每一个角落。

事件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一条极少香港人认识,甚至国内的都市人也可能不甚了了的一条村路。据报家中女主人杨改兰在8月24日晚上,强迫4名由3岁至7岁不等的孩子先后喝下农药,之后,又用利器砍杀他们致死,期后,女主人服农药自杀。8月27日,入赘的男户主回家发现妻儿全部死亡,但他没有报警,自行料理后事,9月2日离家而去,直至4日,他的尸首被发现趟卧在丛林里,警方指是服毒自杀。一家六口就遗下年迈的外婆及父亲。

《腾讯》转载《微甘肃》的报道指,记者发现杨的家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柜子,是最奢华的家俱”,此外,她的家“异常的贫穷和难以言说的破败。院落三间房屋全部已成为危房…很难想像一个年轻的目前带着4个孩子在10平米左右的房屋里如何活动?”另外,一家八口的财产就是1头猪,3头牛。

把这个事实陈述放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上看,不禁令人咋舌,何以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仍有人一家三代活得跟禽畜无异?官方拖延公布,之后迅速定下“自杀”结论,再到上述报道被抹去,及禁止户主亲人向传媒陈述种种的处理,无不令人感到齿冷心寒,质问甘肃市民的命是不是真的如路边的一根野草,消失了是寻常事,无须惊讶或可惜?

中国中央政府定下2020年灭贫的目标,但是,现时距离目标年只馀下4年时间,而中国的实际贫穷户有多少仍无官方数据。根据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在人大会议上讲,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中国还有2亿人口处于贫穷状态,而中国主席习近平去年亦称自己去过中国絶大部份最贫困的地区如陕西、甘肃、云南、贵州、西藏、新疆等地,但是,之后做了什么协助这群极需扶助的弱少脱贫?

做事不能一步登天,但是,按步就班处理问题也该是合理及负责任的做事态度。可惜,在这宗惨剧中,人民丁点儿看不见当中有何扶贫的迹象,相反,却见到甘肃政府有掩饰办事不力,甚至力有不逮的缺陷。

事实上,中国现时有众多非牟利组织,有些是专门协助贫困户,让他们学识一些适切当地气候及地形的农耕方法、互助式的畜牧业、基本的知识等等等,这些其实都絶对有助一些贫困户逐渐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些资讯是否成功让社会知道?是否让特别有需要者了解?

政府不是万能,但是,政府的资源及能力却是超强于一般人所及,只要政府利用公共资源,透过电子传媒广播,再呼吁乡、镇、村、社的当地人互传资讯,把资讯向有需要者传送,另外,把有需要者的资讯通知相关机构跟进,给它们拨备资金支持,我敢相信脱贫不会是不能达致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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