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 晚清同盟会式的暗杀将会再现|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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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满洲统治者不顾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的现实,顽固拒绝宪政,坚持专制帝制+满洲族种族特权殖民统治,为之血腥杀戮革命党人;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志士,毫不示弱,以牙还牙:在多次发起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死士英勇暗杀满清官僚、权贵,尤其是凶恶捕杀革命党人者。

2016-9-12

据Kai网友的统计,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算起,至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反清革命党人实施了不下五十起暗杀活动。如:

1904年,易本羲等谋刺清户部侍郎于下关。
1904年,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
1904年,在刘静庵策划下,王汉、胡瑛等谋刺铁良于彰德,未行。
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致满洲贵族载泽、绍英重伤,吴樾殉国。
1906年,杨卓霖谋刺清两江总督端方未果。
1907年,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
1907年,四川革命党人计划暗杀四川总督赵尔丰于会府,未行。
1907年,同盟会员中山人刘思复等谋炸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行。
1909年,邝佐治在旧金山谋刺清出洋考察的海军大臣载洵。
1910年,熊成基、黄兴、赵声等再次谋刺载洵、李准。
1911年,李沛基在临街客栈抛出炸弹,炸死广州将军凤山。
1911年,同盟会会员胡冠南谋刺入川的湖广总督端方。
1911年,革命党人还用炸弹袭击了山东巡抚吴炳湘,未果。

许多人看不上辛亥志士的暗杀行动,认为暗杀是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盲动,且杀掉满清官僚、权贵个人,并不足以改变大局,此种看法大错,因为针对官僚、权贵的暗杀:
一,可以带来巨大的威慑,对统治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地打击现政权的威风;且巨大的心理压力,能够促成统治集团内部裂变;
二,消灭统治集团的首恶类,能够严重打击统治集团的士气。统治集团中意志顽强的死硬分子(穷凶极恶者)总是少数,干掉了他们,其他的人即便再有才,也不敢出头了,现政权逞凶作恶的气焰就会一落千丈。
三,可以极大地鼓舞民众起来反抗现政权。

历史上,晚清革命党人的暗杀潮,对瓦解清廷的官心士气,起了不可忽视的用。根据Kai网友收集的史料:

吴樾刺杀五大臣后,京师全城戒严,慈禧惊恐万状,急忙下令人将颐和园围墙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3尺有余,园内设电话,增派驻军昼夜巡逻,严防有人潜入园中刺杀自己。现在人们在颐和园北门两侧围墙上看到的痕迹,就是那次增高留下来的。

吴樾的刺杀行动,吓得五大臣中的徐世昌、绍英长期不敢出门。

血腥剿杀太平天国起家的安徽巡抚王之春,1903年遭同盟会志士万福华谋刺未遂,吓得退出官场,回乡静居至死。

清廷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长期以捕杀革命党人为能事,在被刘师复炸成重伤后,气焰完全被打了下去,他在病榻上托人向同盟会员胡汉民通融,表示今后不再与党人为敌。

1911年十月,同盟会死士李沛基在成记洋货店顶楼投掷炸弹,把满洲贵族、广州将军凤山炸得血肉横飞,清兵死伤七十余人,房屋倒塌七八间。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写道:“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

北京暗杀团对袁世凯的暗杀,吓得袁世凯一度不敢出门上朝,并向京津同盟会致意通情,表示要投机革命了。

1912年年初,彭家珍舍命以炸弹刺杀良弼,将之炸成重伤,良弼在临死时哀叹说:“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良弼毙命令以清室为首的满洲贵族魂飞胆丧,从此无人再敢出头。尘嚣一时的满N代“宗社党”,一夜之间作鸟兽散。
这在客观上帮了袁世凯的大忙。须知,当时袁世凯虽有北洋军,北京的皇家禁军(御林军)仍然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由于北洋军主力已调往湖北前线,如果宗社党顽抗到底的话,袁世凯不仅无可奈何,甚至连人身都有危险。

可见,晚清的暗杀潮在瓦解统治集团的抵抗意志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晚清义士们成功的暗杀,不仅激奋了民心,更震慑了清廷的贪官酷吏,令其不得不作恶有所收敛,甚至使一些官吏到东京求和于革命党人。

既然暗杀有这样大的作用,为什么现今中国的反对派迄今没有发起对中共统治集团的暗杀行动?
难道是因为中共当局对反对派的打压,比满清当局更残酷吗?
非也!满清大兴文字狱于历朝历代登峰造极,文字思想“犯罪”者,不仅本人杀头、凌迟,往往其家人十六岁以上的男丁都要杀掉(即“满门抄斩”):戴明世因作《南山集》遭满门抄斩;吕留良因为反清思想,也遭满门抄斩,案发时本人已死,犹被挫骨扬灰;贼鞑子乾隆以文字杀人,又在清朝统治者中最为烈毒——其在位六十年,竟制造文狱一百五十多起,惨杀数千人,甚至丧心病狂到了连疯子和印书者都要杀的发指地步。
而中共时期,即使在最残酷的毛泽东时代,也不会把“反革命”的家属都杀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当局好歹不杀思想犯了,对图谋武装起义的王炳章、彭明,也只是判无期徒刑。而“煽动颠覆”这样的罪名,在清朝始终是杀头、凌迟、甚至满门抄斩的死罪。
显而易见,晚清反对派的危险和代价,要比现今反对派大得多。

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彼时的中国人没有被满清的血腥吓倒,而现在打压反对派没那么血腥了,反对派却不敢去搞政治暗杀了呢?是因为现今中共的统治比晚清统治要好?非也!现今中共的计生委、城管、强征、强拆。.暴政,晚清统统没有;晚清虽有钳制新闻自由的《大清报律》,但比中共当局的封网、过滤、审查、监控要宽松得多;满清皇权不下乡,没有如此膨胀的官僚公务员队伍;晚清的社会也有着大得多的市民社会空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现今的反对派,面对一个比晚清更加专制腐败的邪恶政权,反而不愿去搞暗杀了呢?

其实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我以为,有这么一些原因,使得一直以来暂时不具备兴起暗杀的条件:

一是饱受中共党文化的毒害,反对派人士对中共有很深的幻想,及至在“六四”屠杀后相当长的时期,“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仍被视为异端,而主张武装起义的王炳章,更被反对派人士视为洪水猛兽。

二是思维僵化。总以为戈尔巴乔夫的变天方式能在中国再次上演,看不到中共国有完全不同于苏联的“邓南巡”式改开,中国今天已全无产生戈尔巴乔夫的条件;因为此种期盼而拒绝任何武力手段。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从绥靖政策出发,偏好中国反对派中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类,而不会支持王炳章类。宣扬“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即反映出国际社会的此种价值取向。而主张武力的反对派又容易落得“恐怖分子”恶名。
在此种国际大环境中,反对派中的革命派既不名誉,也无钱无人,当然不成气候。

四是现今中国社会道德空前败坏:“邓南巡”之后,人们为一己之利可以拼命,但无人会为理想而献身,且中国大陆人一盘散沙,无比冷漠,相互嫉恨,见死不救普遍成风。.这与义气和血气尚存的晚清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此种败坏,乃中共当局之洪福,而是反 对派的障碍,因为民众必要到一己之利严重受损时才可能反政府,且反了之后也不团结、容易被小利收买(这即是当今维权访民的共性),这种民众中很难找得到敢于对官员实施暗杀的敢死志士。
由于华人的道德败坏和冷漠,现今海外华商绝少自助反对派的,这与晚清时期海外华商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热烈支持,如天壤之别。

五是迄今海外仍未形成一个如晚清同盟会一样的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国内民运在严酷的高压下难以运作,海外民运则内讧不断、分裂式微,这既有得不到西方国家和华商资助的因素,也有共特渗透破坏的因素,还有反对派人士能力素质的因素。
而政治暗杀,必须要有团队和组织,否则无计划无针对成“盲动”(某南京国安外派线人X老贼一再干嚎的“退出民运,策动全民起义”,完全是忽悠)。

六是现今中共当局对暗杀的防范,远远强于晚清当局。清廷防范暗杀的意识滞后,中共在野时就是暗杀大王,岂不知防范暗杀?相对疏于防范的江泽民时期,民运又充满“和平演变”的幻想,现在习近平当局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反恐“技术手段,防微杜渐到了不准老百姓开窗、甚至生火做饭的地步,体制外的人要暗杀中南海恶首,确实是难于上青天。

但是以上现今不具备的条件,不等于不久的将来不具备。根据康德的“二律背反律”,凡事都有两重性:中共在封网过滤的同时,也使得不知“六四”等杀人历史的年轻辈人没有恐惧之心;中共在败坏社会道德的同时,也使得民众对当局也变得不择手段。
现在的中国,不是朝鲜,现在已不是毛泽东时代,而习近平能力不及江、胡,倒行逆施、赤裸裸藐视民意却倍有过之。.一旦发生全局性的经济大危机民众的利益大受损时,必然会对政府不择手段。这时候只要授之以制作炸弹、枪支、甚至弓、弩的知识,暗杀时代就会降临。
俗话说:“防不胜防”,中共当局虽能有效防范对高官的暗杀,但难以防范对其中低层官员的暗杀,更不可能防范对其基层官员的暗杀。中南海的统治,需要下面的官员来维持,其暴政需要下级来执行。因此,对中共中下级官员和基层官员的暗杀,同样会严重打击其士气,动摇其根基。
晚清的历史证明,对于死不悔改的暴政统治者,上书只会助长其嚣张气焰,“超限”反抗,反令其逞凶施暴不得不有所收敛。
如果当年太平天国也懂得象同盟会一样暗杀湘军官吏,曾国藩之流绝对不敢那样猖狂地屠城、凌迟、生吃人肉。。。

暗杀,是力量不对等情况下,弱者对强权统治者的“斩首”超限战,其效果并不逊于千军万马对战,且代价小得多。现阶段的中国,只要暗杀行动不针对平民,暗杀行动就是正义的。
暗杀对中共的巨大震慑作用,从近日网上的言论就反映出来了:近日Kai网友在网上贴出辛亥革命的暗杀资料后,某1998年全家由中共当局选送来美、丧心病狂污蔑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的王炳章是“特务头子”的特线老贼,竟象出笼的疯狗一样地猛扑过去,一日十多贴地死缠烂打,大抓Kai的“政法系特务”,毫厘不爽地延续着他廿年一贯制的作风——反对派谁实干、谁有威胁、谁有名气。.就打谁特务!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笔者不愿意看到暗杀,但是,很快即来临的对中共官僚公务员的暗杀,完全是中共习近平当局自找的!

要搞暗杀,必要有团队和组织。据Kai网友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在国内及海外成立了50多个暗杀团。以当时汉地18省计算,平均每个省有3个暗杀团。
暗杀团一般以4-5人组成,实际执行暗杀行动一般1-2人。由于人数及少,所以当局极难破获。
这些暗杀团成员虽然都是同盟会,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光复会有联系,但是独立行动,一般不受同盟会,光复会直接指挥。同盟会只提供资金支援或其它支援。

以下是当时的部分暗杀团:

“橫濱暗殺團”,其骨幹成員楊篤生等6人。後來暗殺團吸收了張繼、蔡元培、孫毓筠、劉師培、章士釗、陳獨秀等人。

“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方君瑛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等人。

“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苏鹏、杨笃生、何海樵、张继、周来苏等5人组成暗杀小组,在天津设一秘密机关,准备暗杀慈禧。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杨笃生,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

“保定暗杀团”,杨笃生,吴越,赵声、陈独秀,张榕。

“支那暗杀团”,同盟会香港分会组织,刘思复,林冠慈,陈敬岳,李熙斌、高剑父等。12个团员分为三个行动小组。

广州“东方暗杀团”,刘思复,梁倚神,李沛基,温生才,李佐汉。

“刺袁暗杀团”,张先培、彭家珍,严伯勋,黄芝萌,杨禹昌。

“京津同盟会暗杀部”,张先培、彭家珍,严伯勋,黄芝萌,杨禹昌。

1909年初,汪精卫到日本,与黄复生、喻培论、黎仲实、陈壁君、曾醒、方君瑛等人组成了一个暗杀团体。黄复生与懋辛在京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暗杀基地。

中国反对派取暗杀作新路需要遵循两个原则:
一是不能针对平民;
二是尽量避免伤害无辜。

于2016.9.11丙申丁酉月丙申日于秋爽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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