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标: “新闻旁落、舆论崛起”的大陆媒体巨变|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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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蝼蚁文是一次很好的压力测试。它带来的立场撕裂,是“新闻已死、舆论当立”这个趋势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

2016-09-14

题图为一名记者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报导。摄:Feng Li/GETTY

新闻与舆论的关系,不容易讲清楚。过去,新闻舆论两个词语被当作同义反复,合在一起使用,不需要区分。新闻就是舆论,舆论就是新闻,没人会甄别它们。

这是大陆媒体传统格局下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新媒体格局已经成行成市,旧的媒体格局加速粉碎,而新闻与舆论亦开始“同床异梦”,逐渐分裂成两个东西。

 

舆论与新闻的分化

新闻与舆论的分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传统媒体一统大陆的时代。
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有公民记者周曙光抵达现场,以公民传播的形式报导,将所见所闻刊发在个人博客、推特等当时尚未成气候的社交媒体上,在传统媒体霸住的舆论中争得一丝地位。

两年后,湖北石首事件时,有赖于公民记者概念的普及,以及更多的公民记者介入事件围观,更主要是大陆版推特——“饭否”正处在野蛮成长阶段——初露端倪的社交媒体一手发动了舆论,传统媒体在此事上无所作为。

““有新闻才能有舆论,有传统媒体报导才能制造舆论”这条铁律,就此发生了标志性的动摇。舆论不再只是靠机构媒体的新闻生成;技术赋权下,个人照样可以办到。”

新闻与舆论的分化过程,就是大陆社交媒体的发展历史。

江西强拆的宜黄事件发生在2010年,这个时候饭否已经被指定“消灭”,微博乍起,记者邓飞借助它发动了一场声势很大的舆论攻击。这个时候,也有传统媒体以新闻样式跟进,但新闻被微博吸收,回流到信息来源更多、声音更庞杂的舆论洪流中。

机构媒体生产的新闻,社交媒体制造的舆论,并行了数年之久,直到前者被延续至今的媒体改革运动所甩开。

2012年,传统媒体出现了断崖式衰落。广告快速下滑,显示出新兴的社交媒体正在加速攻城略地,新闻制造的旧模式不合时宜。

2013年南周事件之后,“党管媒体”原则被牢固确立,一直到“党媒姓党”理念的提出,都在无形中加速了传统媒体收缩。新闻生产的旧格局,在市场压迫与政治紧缩的双重压力下,崩解势不可挡。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成为媒体新贵,意见领袖、社会批评、意识形态等议题随时爆发,舆论爆棚成为社交媒体上新的现象级产物。

到了这个时候,机构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关系重新书写,它们之间就像是支流与流域的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的内容源头之一,而且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后者做大,终于可以独立制造舆论。

新闻已死,舆论当立

今年春节前后,微博爆出江西“凤凰男”与上海拜金女的年夜饭事件,可以视作舆论独立自为,彻底宣告新闻时代结束的标志之一。

在这起舆论事件中,新闻、传统媒体根本无力置喙。事件在信息核查、议程设置、爆点转折等方面,迥异于常规的新闻事件。它改写了人与新闻、新闻与世界的关系,而新闻缩略为舆论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要么承接舆论泄露的一点信息碎渣,要么被收编进舆论放大器的阵列。

尽管后来有关方面证伪此事,但这种证实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支撑起新闻复兴的任何希望,也不能抹杀舆论崛起的原理机制。

“社交媒体成为一个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能在自主学习中自我完善的超大型媒体帝国。机构媒体念兹在兹的所谓“内容为王”、新闻主义,在比例上、影响力诸方面,都像是这个新帝国中可有可无的小堡垒——它们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新帝国与防火墙的协议使然,而非来自于它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新闻无非是帝国为数众多、来源广泛的贡品中很小的一种。”

在比喻的意义上,新闻已死,舆论当立。

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信息全新的关系变迁,并伴随着观念的震动──因为人、媒体与世界的视野,换上了新的镜片。 传统媒体通过制造新闻,来将人归入信息流下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新闻不再成为传统机构媒体对民众予取予夺的权杖。笼中人被新闻喂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对新闻有了全新的体验。

社交媒体独立制造舆论,人在舆论中同步生产、同步消化;甚至于,人就是舆论本身,人不再需要首先成为“新闻”中人,才能被打开话筒按钮,人人手中都有话筒。舆论成为云一样的东西,下面联结着社会、问题、情绪,舆论的惊雷,随时回荡在辽阔的新型帝国,炸响在新闻堡垒户窄小的院落上空。

记者围殴舆论

在舆论制造所形成的民主方式下,新闻生产秉持的专业原则,开始步入以竞争为名的彻底失败者轨道——哪怕前者早就尝到败绩,但它们怀抱新闻专业主义,并以为可以据此产生不可轻视的威力。但舆论制造原理,不管它们早已空虚的环保,给予梦游者继续的痛击。

“这是一个“被击倒”的过程,全程伴随着不甘心。有时候新闻生产者也想攫取舆论生产的新配方,但每每不得要领;于是在沮丧之中,把这些年来娴熟养成的脏话体系,泼向舆论生产机制。”

在杨改兰之死的舆情中,再次听到了新闻对舆论的诅咒。

职业记者作为“新闻已死”趋势中不屈的小众,面对毁坏的竞争格局,在遭到新闻生产权的收缴后,围坐在旷野中,围殴一篇网文《盛世中的蝼蚁》——这篇网文触发了舆论制造的轰鸣声,又在舆论原理的加持下发散着它的影响力。

但是就像新闻一直被围剿的现实,舆论之后也是谣诼不止。只不过令人感到羞耻的是,职业记者没有认识到新闻与舆论的权属关系已有根本性变动,或者知道也不愿意揹负失落者的名义。

若说江西凤凰男舆论,尚且只是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意识激发产生,那么,杨改兰之死与围攻蝼蚁文,则是社交媒体按照舆论原理,精巧生产社会批判的典型案例。职业记者被隔离在杨改兰现场之外,却不想着修补那些被打成筛子样的新闻原理,而是竭力炫耀不在场的“在场感”、不掌握事实的“真相观”,在舆论原理必胜的形势下做着抗争的幻想。

这一独立的舆论生产事件,映照出的新闻样貌,有着狰狞一面。其不仅是拒绝进入舆论场,更拒绝突围新闻封锁线。 在某种意义上,盛世蝼蚁文是一次很好的压力测试。它带来的立场撕裂,是“新闻已死、舆论当立”这个趋势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大是非面前,新闻的很多方面不只是衰败那么简单,而是破产。

新闻向来标榜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还原事实。舆论更可以宣告,舆论没有好坏之别,它只是呼唤真相、提供真相。相较而言,在衰落与崛起的对照下,舆论已经走得更远了。

舆论生产“管理”的难

比职业记者更敏锐,也能迅速回应舆论权力与新闻权力的历史转换的,是管理者。

实际上,在微博领域——舆论制造的主要振荡器——这方面的动作早已开始。在以市场代价赎买市场化媒体、驯服媒体后,新闻产品的紧缩与按需生产,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在舆论制造上小试牛刀,用意识形态等制式舆论制造新的威力,也早有完整的操作手册。

问题是,舆论原理本身比新闻原理更加复杂。前者深植于人、人群,比后者更难收缴与管束。

生产新闻生产时,有人的地方有阵地,有阵地的有人,基本可以保证舆论无忧;但是在制造舆论时,人的心思、阵地的概念都是“随波逐流”,行云流水而无定型定式。控制舆论,显然比控制新闻难得多——毕竟前者的生产车间是人自带的,而后者车间数量有限,地点固定,人员可控。

所以,当杨改兰舆论风云乍起,新闻生产廖若星辰,可堪阅读者不超过三篇。而蝼蚁文引爆的社会批判,以舆论方式越过道德界线、政治禁区,以及认知局限,给新闻接上了导火索,点燃它。

那些怀着真诚的老派新闻人,在新闻与舆论的历史性转场中,依旧坚持古老而实质上艰难的专业原则,固然可敬佩。但从他们对社交媒体的情绪对抗中,展现了对新闻原理与舆论机制两种模式的陌生,最后导致热枕的批评旁落,因为他们批判的对象,越过了他们批判的话语,两下不在同个层面。

还有无可能弥合新闻与舆论,撮合两种原理机制的结合?恐怕很难,人的命运从来是活人替死者担任入殓师,而不是相反。新闻与舆论也许有过和平相处、融通互惠的时机,但这种良好局面往往不能自主。

就人的自由而言,特别是在现有的环境下,新闻旁落、舆论崛起,是人获得解放的一个机会。如果新闻原理不能造成正派的新闻,反而想着继续实现信息统治,这肯定是糟糕的自私自念。然而,希冀舆论清明,在其机制之上造就更多解放,只怕也是难以速成。

这就是对新闻与舆论的一点甄别。新闻有毒,好在它药性在衰减;舆论同样有毒,但被更多的清水稀释。如何选,实际上也无法选。但如果回望新闻与舆论割裂的最初时分,历史尚能如此这般,未来也不该全是悲观。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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