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扶贫何以无用? 蝼蚁偷生的意义|端传媒

NANJING, CHINA - JUNE 12: (CHINA OUT) Two farmers transplant rice seedlings in a field at the Xiahe Village on June 12, 2007 in the outskirts of Nanjing of Jiangsu Province, China. China's direct subsidy to it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rmers will rise 63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to 42.7 billion yuan (about USUSD5.6 billion) this year,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nounced late last month. The subsidy includes 15.1 billion yuan earmarked for grain planting and 27.6 billion yuan for farming materials like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Photo by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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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女并自杀半个月之后,一篇《盛世中的蝼蚁》刷爆了中国各阶层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2016-09-13

题图: 中国江苏省农民在耕种。摄:China Photos/Getty

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女并自杀半个月之后,一篇《盛世中的蝼蚁》刷爆了中国各阶层的朋友圈,然而它的第一句是这样的:“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主语不是杨改兰,而是作者“格隆”。

写作者的本能,让我警惕一切以作者名,代替第一人称“我”来进行的叙述。这叙述明明是非常主观的叙述,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表白体,在私人领域使用尚可理解为卖萌,在公共领域使用,则意味著他摆好要鼓动和煽情的架势。

更难以理喻的是,“格隆”并非一个个体作者,行内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写作团体。既然这样,那“真实”感受到的窒息、绞痛和泪水,是怎样在团体中分配的呢?在文章一开头就如此,接下来的论述还有几分可信的?这里的泪水注定是媚俗的泪水,它不是被杨改兰一家的命运打动了,而是被它自己观看杨改兰一家命运悲天悯人的姿态打动了。

“蝼蚁”是命定的吗?

不过,这篇文章也许还有一点好处,是终于释放了几天前内地公众被杨改兰事件震撼的无语状态,让大家进入热烈的讨论氛围。只有开放讨论,才能让我们的思维避免局限于,文章最后所给出的“不外乎两条”的解决方法:

“一、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升、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二、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格隆”说第一点不可行,却没有解释原因。其宣称第二点可行,但据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第二点的难度实际上并不比第一点更少。格隆选择第二点,或许是因为后者更便于煽情。

“蝼蚁”是命定的吗?在我们认可“盛世”与“蝼蚁”的二元对立关系时,无意就接受了蝼蚁的不可更改。俗语说蝼蚁尚且偷生,如果我们用这句话去责备杨改兰,无疑是轻易甚至无情的,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她偷生之后,还能干什么。

外婆被抢的蕃薯

类似杨改兰的绝境,今年我外婆去世的时候,听我母亲描述过。大概在1957、58年的时候,母亲一家生活在粤西农村,以外公的小学教员工资为生。反右运动开始,外公因为在49年前接受过民国的师范教育,被任教的学校作为第一个右派推出,狠狠批斗、监视、停薪。

母亲一家陷入困境,她8岁、我舅舅3岁,依靠外婆一人去“义务劳动”维生——为什么是义务呢?外婆干完一天的苦力(比如建水库)后是不配得到报酬的,因为她是“地主子女成分”,接受她参与劳动,已经是对她的恩赐,她只能看监工干部的心情,从工地上带回一点别人不吃的剩食回家。

有一天,她的所得只有几根小番薯,完工后回到自己村子天已漆黑,村口突然窜出几个少年把她紧抱怀中的番薯抢走。外婆既没有气力也没有勇气去追这几个少年,回到家徒四壁的茅屋,一家人已经一天没有食物,母亲的童年记忆中,那是外婆第一次当著孩子们失声痛哭。

不到30岁的外婆和外公说: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我们一起死吧。

绝境中的相濡以沫

是什么让外婆没有选择杨改兰的命运?幸好我外公是一个心智清明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没有对她晓以大义、寄望祖国未来之类,而是指著我母亲和小舅舅对外婆说:“为了这对这么乖的儿女,我们再忍忍,熬过去吧”——乱世之中,相濡以沫是唯一的人性微力。

杨改兰和她的孩子们没有这么幸运,杨改兰没有任何一个支援者,她丈夫也没有。从目前多个新闻的描述来看,杨改兰起码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她举起斧头之前的那一个崁,只要有一个人来倾听她一下、支援她一下,也许就过了。

精神上的隔绝比物质上的更可怕──虽然两者密不可分。杨改兰繁重的家务、农务劳动使她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结识朋友、维持最基本的社交(这也导致了她被村里孤立、失去“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她过早肩负的母亲身份,使她不可能像她堂姑那样,还能玩玩手机接触乡村以外的世界。换言之,她连虚拟的出口都被堵截了。

鼓励我外婆忍耐下去的,是她的母亲身份;但刺激杨改兰最后不能忍耐下去的,可能也是这种过早赋予、无力承担的母亲身份。

扶贫何以无用?

康乐县景谷镇是所谓“定点扶贫”之地,杨改兰事件直截了当地揭示,这种扶贫方式的无用。

可笑的是,那篇大热文章最后呼唤的依旧是“扶贫”——“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它所说的“善待”是杨改兰们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这时我想起了十年前,还在中国农村大有作为的基层非政府团体( NGO )。基层 NGO 团体比扶贫办更重要的是:它不止扶贫,受过现代公民教育的 NGO 人员都懂,得从心理和人格尊严的角度,去切入他面对的个案,去理解个案作为具体的人的存在状况,而不只是构成政绩的一串数字。康乐县的扶贫机构给出的帐单里,对杨改兰一家经济状况的“掌握”,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那样,但那丝毫改变不了杨改兰在他们眼中的地位。

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反而造就了许多被遗忘在角落的边缘人,杨改兰并不算最边缘的。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存在的心理支援者,可能不止景谷镇阿姑山村没有,连整个康乐县也没有。从杨改兰死后数天,她丈夫李克英也无人知晓地服毒自杀可以想见。

这个支援者的角色是不显眼的,表面上看不出存在的必要,更和政绩无关,甚至会惹恼相关的官方机构——比如扶贫机构会觉得他添麻烦、抢风头,还会觉得他代表了外来的价值观。但这个支援者是一个倾听者,也是一个代言者,他起到的用处无形但熨贴,就像一首诗的用处。

偷生的意义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十年前,我曾经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一个 NGO 机构对香港的准来港女性(与港人结婚但尚未取得香港身份证的女性)的口述史整理工作。其中接触过一个绝望的案例——一个内地女子,刚刚与港人结婚生子不久,在她未获单程证来港期间,她的丈夫因病猝逝,荒谬的法律(需要配偶签字)使她不能申请来港照顾年幼无依的儿子。我们和社工、NGO 员工费尽力气,最终帮她取得例外“恩恤”,得到香港身份证。

几年后的聚会上,她突然和我说,她在最绝望的时候,看到我在探访她后为她写的诗,感动大哭一场之后决定坚持下去。我猜是因为她觉得那首诗,把她的肺腑之言全部掏出来了,并且让她想明白了是谁制造了她的困境,使她不再自责。

我的那首诗,叫做《不存在的女人》,描写的是整个香港社会对她的视若无睹,可恰恰是这首诗的写作,肯定了她的存在。这件事可以是一个隐喻,我们并非要每一个人成为诗人,或者遇见一个代言的诗人,我们也不可能真正代言这些困境中的真实受难者,但是让她们获得发声的机会、获得一点哪怕微弱得只有“我知道你的苦难,我明白你的艰难”这样的共鸣,也许是她们坚持下去的决定性力量——

蝼蚁偷生之后,必须知道偷生的意义何在,她们才能摆脱“蝼蚁”这一被定义的身份。

(廖伟棠,诗人、作家、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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