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彼得: 戴罪当官的好坏|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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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发展促稳定方面,有罪无罪的官员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没有本质不同。
2016-9-14

近日天津市委代书记、市长黄兴国被查,舆论感慨他代理书记620天,打破省级行政首长代理书记的历史记录,称之为“超长代理书记”。其实黄兴国的心中之苦不是当了“超长代理”,而是以戴罪之身荣膺重任,在中纪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苦熬日子,甘苦自知。

天津市委代书记位高权重,中央长期让天津市长暂代著,除了掌握这种人事权的高层外,大家自然是不知就里。但黄兴国肯定是心明如镜,对于自己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仕途,他不是糊涂人。超长代理书记,创造代理书记的历史记录,按照俗话就是“悬著的石头不落地”,自然叫黄兴国心弦紧绷。以620天之久,黄兴国能够坚持下来,多少说明他的心理素质可圈可点。

但与其说黄兴国心理素质好,还不如说,是他这类人也够不要脸的。他明知道自己是一个严重违纪者,甚至涉嫌犯罪,是一个戴罪之身,但他仍能每天拍板大事,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而且还要隔三岔五地对著党员干部宣扬党的宗旨理念,宣讲党的纪律规矩,痛斥奸邪腐朽。但在他履行公职的时候,他是如何考虑自己的进退荣辱的呢?干部也是人,即使是他们聚精会神于党和政府的工作之时,他们也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作打算,特别是在他们情知不妙的时候。

像黄兴国这样的高级干部,在党内不算少数。用大家私下里的说法讲,“谁的屁股头是乾净的”?按照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的公开论断,截止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时,中国超过九成的领导干部都或多或少存在腐败问题。也就是说,那些高坐主席台上反腐倡廉的官员,其实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腐败分子。也就是说,内地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戴罪之身。

让腐败分子戴罪当官,自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简单而言,因为制度性腐败,普天之下已经没有乾净的官员了。反正官要人当,局面要有人来维持。戴罪当官的人,上级抓著他的把柄,驾驭起来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辽宁省原省长张国光,2000年底至2002年曾短暂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省长,但不久即因早年的腐败问题落马并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原来,中央安排他到湖北去,就是调虎离山、方便查处之计。据湖北省政府人士讲,张国光到湖北时已情知不妙,所以时时处处表现得很低调,待人很和气,工作也勤勤恳恳,似乎是 在等待末日审判的到来。

还有令计划,中共中央免去其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大员严重违纪了,却仍然保留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新任命他担当中央统战部长,后来还当选全国政协副副主席。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官员即使有罪,也是可以把管党治国的重任委托给他的,党不仅相信他的能力,也断定他足够诚实可靠。

不要光说戴罪当官是现如今领导干部无耻,其实戴罪当官在中共是一项悠久传统。毛泽东时代,党内告密成风,毛泽东掌握著很多中共大员的“黑材料”,只是锁在保险柜里,引而不发。那些大员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以戴罪立功的心态,自然是甘效犬马之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对高官的举报如雪片一般,但由政治局拍板调查的十不一二,结果自然是戴罪之官盈朝。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是由罪人推动和维系的,在谋发展促稳定方面,有罪无罪的官员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没有本质不同。

中国不乏赞贪官、斥清官的某种政治史传统。乾隆皇帝主张用污水养鱼,以捞钱系糜官员办事。《老残游记》议论说,清官不爱钱,反而容易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荼毒中国,这才是中国的总病根。至于我们党是怎么看的,那就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个性、偏好与理念了,其间不同也很难说有何高下之分。譬如有的领导人心里容得下戴罪官员,有的领导人爱捉贪官,但中国的贪官是捉得乾净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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