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文革”暴力和极端狂热主义|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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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原点来看,中国在共产党建政和执政的六十五年里,从来都没有偏离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对暴力的崇拜和滥用。

2016年9月号第373期

“文革”期间的中国和“文革”发动五十年和结束四十年后的当今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一脉相承的?

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层面,两个中国的反差对比是巨大的。在政治层面,有的人(包括中共前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有回复到“文革”的危险,或有的说中国正在回到“文革”。在新近出版的《中国的未来》一书中,美国的沈大伟教授担忧自二○○九年以来的“钢化的集权专制主义”有回到“新极权主义”的危险。其实从精神层面,尤其从思想原点来看,中国在共产党建政和执政的六十五年里,从来都没有偏离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对暴力的崇拜和滥用。

暴力就是对他人的伤害。这种伤害一般是指肉体上的,但因为人又是一种精神动物,暴力威胁和恐怖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惊恐和痛苦,精神折磨和肉体拷打的差别可能变得模糊。所以,人们也会有“语言暴力”、“强奸心智”一说。

  文革:毛的暴力政治达到顶峰

如果暴力会给人带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为什么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会使暴力浪漫化、神圣化,并常态化为一种恐怖的治理体系和政治生活方式?他又是如何使得这么一个反自然常识的行为为众人所接受?“文革”中毛的暴力政治达到顶峰,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大将,下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这些政治贱民,无不遭殃。用中共官方的结论来说,至少有一亿人受到迫害。但“文革”的暴力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它只是中共党史上的最高波峰,在此之前有无数波澜,此后也有续演,而且我们无法保证中共历史没有正在进入新的一轮波峰。

毛泽东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也有句名言:“政权即镇压之权”。在他们两人的语境里,暴力具有独有的获得权力、运用权力和维护权力的多项政治功能。在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看来,暴力成为最高的或者是最后的权力,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感召的各个思想和意识形态流派中,暴力与权力结合得浑然一体,并能以国家治理形态存在,甚至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一个甲子以上的历史。

我们不难理解,暴力可以成为极强的工具达到短期的功用目的,其急功近利的效力明显超过非暴力的手段。一个例子是,甘地在印度领导的独立运动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都是以非暴力为主要特征的,而印度治理中的低暴力恰好为实行“压路机推进”模式的中共政治和知识精英所诟病,中共并因此对印度肆行无忌,咄咄逼人。又一个例子是,秉承佛教慈悲和甘地非暴力双重传统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奉行非暴力的“中间道路”,中共甚至不屑一顾。对国人来说最近的例子莫过于宣称“我没有敌人”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被深关大牢达七年之久。

  中共暴力泛化于生活各个层面

但暴力终究只是手段,而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中共使之泛化于生活各个层面,并成为目的本身,因此政权演变为恐怖的代名词。做到这一点,中共有下列一些举措:(一)高度垄断暴力。共产党一手握有“枪杆子”(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另一手握有“刀把子”(维稳队伍开支甚至超过国防预算),但却要收缴藏人牧民的猎枪、小孩的弹弓,管制厨房刀具销售、甚至实行实名购买菜刀,等等。(二)频繁以暴力示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阅兵,最高领导借各种由头,地方官吏也想过把瘾。镇压运动常态化、戏剧化和娱乐化。大规模枪决和杀人成为领导招待嗜血人民的盛大节日。暴力成为当下中共智囊们乐此不疲的政策选项。从“强拆”、“强迁”到镇压维权律师和访民,从湖北石首到广东乌坎,从香港到台湾,从西藏到新疆,从“反腐”到反“邪教”,从举办奥运到杭州的G20峰会,从东海到南海,从反美国到反日、反越、反韩、反印、反英、反澳,等等,言行举止无不杀气腾腾。(三)神话国家暴力、魔化公民维权。国家暴力的频繁使用,要么是为了独立、解放、主权,要么是为了和平、稳定、发展;从大局出发,局部和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可以任意牺牲;任何捍卫个人尊严、家庭财产、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习俗的言行,都可以被任意上升为“自由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招致镇压。特警、武警、协警和城管都给予了任意处置老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四)制造和深化民众的“原子化”状态。任何对国家暴力不合作、不支持的公开质疑行为都会成为“被屏蔽”、“被删帖”、“被喝茶”、“被旅游”的理由,甚至招致“被黑头套”、“被失踪”和“被起诉”。三百多名维权律师的“七○九大逮捕”更是撕破了所谓法治社会的遮羞布,国家随意暴力践踏国家法制。(五)在干部用人体系里招募和提拔心理变态的施虐狂。中共政治迫害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遭受迫害和清洗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到薄熙来、周永康等)都是积极参与迫害前任领导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生涯始于镇压民主墙、军事入侵越南和“严打”,定格于天安门屠杀。江泽民和胡锦涛受到邓小平的青睐,因为他们像他在北京主持屠杀一样,在上海和西藏都采取了异常强硬的路线,胡锦涛还头戴钢盔,亲自参与拉萨的镇压。施虐狂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王立军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参加会议,他也要在重庆行刑时离开会场,打开手机,喜听刑场上的枪声。“比狠”、“比更左”成为中共官场的制胜法宝,而心怀仁慈、拒绝屠杀的领导人,例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都被排挤出局。

  人类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奠基石

滥施暴力是中共强大的表现吗?其实不然,它恰恰是中共权力衰落的征兆。毛泽东的权力衰落在“文革”发动后就不可避免。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书中所说,“无能滋生暴力。权力的丧失变成一种用暴力来替代权力的诱惑。”权力是需要服从的,所以,民众的人数就变得重要。而暴力只需要执行,所以可以不顾到底有多少人反对。所以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说,阿伦特认为,“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暴力可以消灭权力,但暴力不可以制造权力。”

在现代政治社会,暴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是在生命遭到直接威胁情况下的自卫。因为自由构成生命的根本价值和最高意义,暴力也只有在集体自由受到威胁时用来自卫。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全球性宗教都有一个共识:第一戒律是戒杀。从消极神学的解读来看,我们无法肯定上帝是谁(非人格化的在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终极统一是超乎我们的理解力的)、或要我们做什么,但我们可以肯定,上帝、神、阿拉或佛陀都立下戒杀的规矩。对每一个人和人类整体的爱,这几乎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第一块奠基石,其他所有的宗教、伦理、哲学、社会学、法律、政治学的原理都从此引申而出。无论我们看到的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从一战、二战到冷战)或是二十一世纪的宗教文明冲突,其根本分歧就在于选择的这个原点是博爱还是暴力。

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世界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当下的文明冲突,其实都是建立在西方思想体系和亚伯拉罕一神宗教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源于西方的极端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都可追踪到亚伯拉罕。一神论和善恶二元论成为这些冲突的主要认识论根源。其实,东方思想(尤其以印度为代表)尽管也会认同万物归一,但在人类社会层面上奉行的是多神论和中道,所以,狂热主义的精神根源反而会在西方更盛。“文革”其实不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而是中国皇权与西方极端狂热主义思潮杂交的结果。毛的文革与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动荡”岁月、欧洲和拉美的“红色旅”、“毛主义运动”等互动,就很自然了。

中共党的历史也揭示出,当中共自认为正确并达到狂热主义境界时,中共权力的暴力度就增加,人民就遭殃。只有当中共经历疯狂、耗尽体力进入短暂反思时(也就是“实事求是”状态),中共权力运作才会有点理性,人民也可以休养生息。不幸的是,现任领导人又进入到了绝对自信(“四个自信”)的狂热状态,中国文革式的灭顶之灾愈加成为政治现实。

普通中国人如何选择?首先,站在博爱的基点上评价所有的政策和走向;其次,接受一点怀疑主义精神,绝不相信任何世俗制度和个人会是“伟光正”,守住非暴力的底线。最后记住,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而不会推动社会进步。相反,甘地和达赖喇嘛都认为,“哪里有非暴力,那里就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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