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习近平会不会输在“堵”政上?|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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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已创办了二十五年的中共体制内唯一体现较开明立场的《炎黄春秋》杂志,被其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篡权政变”,变相扼杀。紧接着,中外舆论关注的“七○九”维权律师案,终于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相继宣判了基督教长老胡石根有期徒刑七年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锋有期徒刑七年,维权人士翟岩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基督教信徒勾洪国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当今中国,这两个震惊中外舆论的标志性事件,明确向社会发出了高压震慑的政治讯息,充分展示了习近平的所谓“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在“堵”,而不在“疏”。

2016年9月号第373期

  堵与疏: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分野

其实“堵”与“疏”,在中华政治文化中历来反映着国家治理社会的两种价值观和政治倾向,是标识统治者保守与开明的最鲜明分野。古代有两则治国“堵”和“疏”的典例,具有镜鉴意义。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周厉王姬胡暴虐骄横,致使百姓怨声载道。然而厉王却对提出批评和背后议论者血腥镇压,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谓行“堵”政。百姓最终忍无可忍,诸侯群起反抗,厉王后被打死。而战国时期,齐威王对提出的批评和议论采取相反的策略,广纳谏言,对提出批评意见的臣吏和百姓给予上等奖赏,可谓行“疏”政。齐国因此而君明政通人和,变得更加强盛。

周厉王与齐威王的“罚”与“奖”都是统治手段,但效果大相径庭。周想以“堵”的办法强硬地去封堵百姓的嘴,结果如同封堵泛滥的洪水反被吞没。齐则用“疏”的方法对待百姓的批评和意见,如同疏通河道,引水分流,最终是民心归顺,国泰民安。

在当代中国,中共内行“疏政”最典型的开明领导人当属胡耀邦。他的主要“政治遗产”,就是坚持解放思想,接纳普世价值,推动政治改革,平反冤假错案,疏导、化解社会矛盾。胡耀邦曾经在反自由化时说,我们有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大惊小怪,“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胡还批评那种“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审查制度。胡耀邦在思想界、理论界鼓励反思、批判,在文艺界宽容讽刺文学、伤痕文学、揭露文学,“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为知识分子消除顾虑,解放思想,创造了“宽松,宽厚,宽容”的政治环境。胡耀邦指出:“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胡耀邦严肃指出:“要清算乱打棍子这种恶劣作风”。那时政治相对清明、宽松,民族创造性地得以焕发,可见胡耀邦是行“疏”政的开明领导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时期,开明领导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面对学生反腐败爱国运动,也是主张以“疏”的方法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政治改革。然而,不幸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却采纳了李鹏、陈希同等保守派的“堵”的方法予以镇压,结果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令中共从此背负了再也无法偿还的民族血债,可谓教训惨痛。

然而,习近平上台初时竟忧患“苏共教训”,不断强调意识形态控制,大搞“七不讲”、“新反右”。官方喉舌一再发起对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围剿。习近平特别强调互联网已成舆论斗争主战场,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心头之患”,指责西方一直想用互联网宣扬普世价值扳倒中国,为此不断公布各种社会治安、网络安全、新闻媒体禁令。习近平在其著名的“八·一九”讲话中明确指出,不能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特别强调要“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并不断发起不得“非议中央”的新舆论斗争。这一系列的习式“治国理政”手段,标志着习近平在打击党内派系腐败的同时,一直都把主要精力用在推行“堵”政上。

  张贴再多的“改革”标签也枉然

二○○四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曾提出,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而习近平当政后,先是强调“党内纪律”,后高悬“党内规矩”,更出台“最严党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剑指“妄议中央”,并以此罪名处理了一批高官。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披露:“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再发重要指示: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

今年开春,习近平的媒体姓党,娱乐广告也要讲导向讲话,遭到红二代房地产商任志强的公开反驳。任志强为此成为党控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文革式的疾风暴雨铺天盖地,狼烟滚滚,大有黑云压顶之势。接着,中国网信办相继关闭@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二○○一、@纪昀、@大鹏看天下等一批网络大V账号,二月二十八日,又高调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至此,大陆网络封锁被公认为史上最严。近年来,官方以“社会稳定”为藉口,为打击敌对势力,在法律层面又通过《反间谍法》、《安全法》等,设“口袋罪”,剑指异见人士。七十多岁的温和知识分子高瑜、八十多岁的老作家铁流以及维权律师浦志强,都相继因言获罪,甚至跨境“执法”,围堵香港政治图书出版。现在又导致中国维权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重罪判刑,以及“八不碰”的《炎黄春秋》被强行改编扼杀,社会的任何一点不同声音都不准发出。这标志着中共体制内“改革”已死,幻想破灭。

由此可见,中国离“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现实已不太远。由此导致当今中共党内政治紧张,社会知识分子普遍不满,民间社会怨声载道。习近平如此推行“堵”政的灾难性现实,令再多的粉丝给他张贴“改革”的标签也都枉然。

  行“堵”政者注定输掉自己

眼下,国家正处于转型的既特殊又敏感历史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严重不公,腐败加剧,官民对立,贫富悬殊,执政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崩盘,社会弱势群体维权剧增,加之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兴起,已经汇成了挑战社会稳定的综合浪潮。当此社会矛盾积聚喷发之时,是“堵”还是“疏”的两种方式,正是鉴别当政者保守僵化,还是改革开明的试金石。曾在胡锦涛时代被视为中南海智囊之一的俞可平先生在一次专题论坛上说:“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靠动态稳定,以疏为主,但中国的维稳在许多部门、许多地方还是以堵为准,成本非常高。”还称“以堵为主的网络制度不长久”。

其实,古往今来,聪明的领导人都懂得治国如治水的道理,堵而不疏,必将祸患不断。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代开明的改革派执政者,会推行以“堵”为主的政治手段应对社会矛盾。无论是要筑起堤坝堵截,还是要拓宽河道疏通,都要因势利导,都要尊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规律,从顺从自然,尊重人性之自由追求的愿望出发,顺者昌,逆者亡。由此逻辑也就注定了,一切试图为赢得更多权力而推行“堵”政的执政者,最终注定要输掉自己的命运。习近平会不会输在“堵”政上?就看他是否一意孤行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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