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国落马李鸿忠上位, 谁是习的人?|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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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天津政坛发生强震,接连发生两个意外。一个意外是政治前途一度看好的天津市长黄兴国毫无预警突然落马,天津官场人人自危,大批官员相继“失踪”,被纪检部门带走审查。另一个意外是中央迅速填补权力真空,空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担任天津市委书记。说起李鸿忠,外界有关他的最深刻记忆有两个,一是他在2010年两会期间因记者问及邓玉娇案件而抢夺记者录音笔,留下“权力傲慢”的口碑;另外,他也是第一个表态要“维护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党内官员。黄兴国落马和李鸿忠上位,与十九大人事布局有何关系?天津成为又一个大面积“官场塌方”的省市,这样的大规模整治是有利还是不利于习近平的统治?

2016-9-17 宁馨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认为,在腐败、天津大爆炸和政治问题三大因素中,后两大因素的组合,是黄兴国落马的关键。去年天津惊天大爆炸,背后谜底至今没有完全揭开。不能排除其中有暗杀与政变的图谋,黄有可能是这一图谋的参与者。黄与习曾在浙江有一年的工作交集,让外界误以为黄是“习家军”,其实,黄曾与两个江派大员、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和张高丽共事更久,先后在张德江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在张高丽直接领导下工作五年。李鸿忠接任天津市委书记,明年进入政治局几乎已成定局。此人口碑不佳,但善于揣摩上意,媚上傲下,习家军人马不够,习当然要收编像李鸿忠这样在政治上紧跟自己的人。习近平布局十九大,重构权力,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先地方后中央。地方上,从内地省份大员到边疆大吏,再到直辖市,全盘换马,目标只有一个,全部换上自己的人或忠于自己的人。继天津之后,上海的变迁即将开始,突然让习家军人物应勇出任副市长,应该是取代现任市长、江派马仔杨雄的第一步。

杨建利认为,按照中共惯例,天津市委书记自然成为政治局委员而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所以围绕着这个位子,必有大战。为什么去年天津港大爆炸发生后,黄兴国没有被撤职或调离,几乎所有观察家媒体都因此断定黄兴国是“之江新军”的核心人物,属国王的人马,而今黄兴国忽然被整肃,人们不顾逻辑上的鸿沟齐声说:黄兴国其实不是习近平的人呢?我认为这些分析都太肤浅和落入俗套。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当时为习近平的接班制造了障碍试图分权和夺权的人以及隔代为他指定的太子以外,应该都是习近平的人,黄兴国更是国王比较内圈的人,而正因为此,才发生了“爆炸不走人,现在走人”的事情。

杨建利说,当习近平用反腐的手段把政敌清除的差不多而只剩下自己人的时候,随即发生的事就是自己团伙的内讧,这是政治斗争的本质,此次整黄升李,习只不过是用反腐的方式解决了自己人马内部的火拼而已。天津港爆炸案后,即使是自己人,把黄兴国扶正进而进入政治局也不方便做,因为实在难以服众,但是没有撤职和处分就已经表明对自己人的保护了。当习决定以另外一个自己人替代黄兴国任天津市委书记进而进政治局时,受到了黄兴国的抵制。爆炸案刚过就传出遥遥领先的预言:李鸿忠将任天津市委书记,但是一年多李鸿忠不能走马上任。今年初竟先向习核心表忠心的就是李鸿忠和黄兴国两位,两人当时较劲竞争上位。黄兴国之所以敢于抵制恰恰因为他是国王的人马的缘故(像彭德怀敢批评毛,他误认为可以批评得起),但是,黄兴国的“不懂事”严重影响习的19大布局,国王最终翻脸了。该案例说明,中共统治集团将会继续内斗不止,习近平一会用反腐清除政敌,一会用反腐解决自己团伙的内斗,骑虎难下,强化集权,最后制造出国王和国王的人马比以往更耸人听闻的腐败和滥权。

王康认为,黄兴国被罢,贪污腐败以及派系山头所属,都非主因。2015年夏“天津大爆炸”,是中国的小型切尔诺贝利事件,总需有人承担罪责。秋後算账是中国专制统治“秋决”的传统,也是中共权争的故伎。新上任的李鸿忠别无长才,惟对民蛮横,对主忠顺。天津曾是中国洋务运动和多种现代文明开先河之地,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天津设立了九国租界,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中国近代的铁路、政法、电灯、电话、司法教育等都是从天津开始的。但1949年後沦为北京后花园就黯淡了,是“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典型。

王康说,此事再次显示了习近平模仿毛泽东的行事风格。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就是让人人自危,不停地发动政治斗争。这种整肃官吏的方式,更早可以追溯到斯大林。这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威震天下,造成人人自危,他可以火中取栗;用得不好就会危及己身。但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程度是天壤之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年所有人都站到了毛泽东个人统治的对立面,成为反对派,习近平也无法避免。

程晓农认为,从现在媒体披露的资讯来看,黄兴国落马的主要原因不是自己的腐败,而是袒护天津官场腐败。黄兴国在任内曾把公共工程安排给亲属所经营的公司去赚钱,这个问题前年就被查出来了,但两年内高层并没撤他的职;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在深圳任内就做过一模一样的事,反而被一再提升。黄兴国的问题在于,天津的官场腐败透顶,而他却一直与这些腐败官员蝇营狗苟,设法袒护,这种做法终于触怒了高层,于是以个人腐败为由把他抓了。整治天津的另一个原因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北京计划”遭到了天津的软抵制。天津从李瑞环时代开始就一直是独立王国,坚持自己的一盘棋(即说“天津”话)。因此抓了黄兴国,换上专讲“北京”话的李鸿忠。黄兴国与习近平在浙江省委共事过,多年前就认识,但黄兴国近几年政治上不能雷厉风行地紧跟,结果垮台了;李鸿忠与习近平并无共事经历,但现在政治上用紧跟姿态表现“忠诚度”,于是获得信任和提拔。

程晓农说,在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下,省部级官员纷纷在高层找靠山,有了靠山,腐败就可能不是大问题,只要抓政绩、按年龄熬资格,便可望升官。自从中共的领导模式再度变成个人威权模式后,官龄、年龄都不顶用了,“政治上紧跟”,重新成为能否保住乌纱帽的主要标尺。对天津官场的清理,反映出高层应对目前官场暮气沉沉、惰性十足风气的态度,谁要是软泡硬磨不顺从,就揪住尾巴摘“顶子”。官场中人,谁都有腐败尾巴,他们对反腐不满,无非是害怕被查被抓。天津官场变动给出的信号是,“官场有新规,为官需牢记,紧跟即自保,‘忠诚’才有戏”。象李鸿忠那样在政治上紧跟的,升迁有望;象黄兴国那样窝囊无能,则随时可能吃牢饭。对此,官场自然有气,但是,乌纱帽捏在上层手里,不高兴也得做出高兴的样子来;否则,丢了乌纱帽,更得吃牢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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