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G20与杨改兰悲剧: 极权美学的败局|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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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15

极权美学用政治手腕制造完美

G20会议之前,巴西举办了国际奥运会,整个开幕式以平易示之于世界,却也赢得一片喝彩。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向世界展示的,是自己真实的历史,当然包括令他们难以忘却或不堪的场景,其中一首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的诗歌《花与恶心》就足以反映这个国家的内在良知与自我警醒:“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我一身白色走在灰白的街道上。忧郁症和商品窥视着我。我是否该继续走下去直到觉得恶心?我能不能赤手空拳地反抗?……”

这是一首关于与巴西军人独裁抗争的诗篇,某种意义上甚至反映了当代巴西人对当局的不满。

当代巴西没有党文化的笼罩与全面控制,所以才有奥运会开幕式上文化精英们的自由而真实的展示,而这样的表现,也让人看到巴西的宽容精神或胸怀,它比粉饰与掩盖,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或者说完全不在同一个文明层次上,无法进行比较。

镜头拉到中国杭州,2008北京奥运总导演张艺谋又总导演了G20峰会主题晚会,名之为《印象西湖》,似乎是在歌吟西湖人文历史,又似乎在替一位多情歌女回忆青春时光。整个G20会议的筹备与表演,都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极度的安全保障也许人们可以理解,但对杭州居民进行清空城市式的迎宾,世所罕见,商店大量关门,工厂停工,市民外出旅游景点免门票。媒体报道这次会议花费达二千亿人民币,如果加上这个城市停工停产等带来的损失,最终的数字会更令人吃惊。

G20峰会,本是大国领导人与经济领域精英汇聚,以解决世界经济相关问题,但极权政府却将其做成了一场政治秀。这场政治秀既通过各种铺张华丽的文艺表演,又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管控,这些管控包括将当地维权与异议人士逐离杭州;禁止基督教信徒聚会;不允许任何人对相关决策有任何批评,批评的文字在网络上会被删除,而公职人员如果批评,则会令其下岗(据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7月10日,浙江台州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郭恩平在QQ空间发表题为《杭州,为你羞耻》,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G20峰会,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随后他被开除公职和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遭警方刑拘)。国际媒体譬如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媒体“德国之声”,其记者就不允许入境,后经德国外交部门协调进入中国,但无法进入会议报道现场,美国之音一名记者也受如此冷遇。

可以把一场面向世界的表演办得完美,也可以把一次国际会议办得滴水不漏,因为极权政府手上,有的是人力资源,也有不受限制的经费可供铺张。这一切看起来是给全世界看的,但本质上它是给中共最高领导人看的——只要最高当局满意,一切付出就是正当的、合理的。至于这次会议到底会起到怎样的效果,人们还无法看到,但大陆的宣传却在高调推出系列文章:《从APEC到G20 中国引领世界经济之船再启航》(新华社)、《【老外谈G20】杭州峰会:中国引领世界经济的契机》(国际在线)。这些文章做出来,既是给杭州或大陆百姓一个“交待”(继续愚民),也是继续自我美化自我宣扬。

习近平本人则留下莫大遗憾——喜欢翻寻古籍的秘书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则古代关于商业自由贸易与保护农业的典文,其中一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被习近平在演讲过程中读成“通商宽衣”。宽衣解带,一般是要脱衣上床了,一字之错,立时成为中外华文网络最热点新闻。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教授专家,谁人没有过口误或知识盲点?为什么习的一句用典之误却哗然成为一场席卷网络的风波?因为杭州倾数以千亿的纳税人经费,要打造一个绝对完美的场景让全世界来领略中国盛世,让最高领导人满意,现在,喜欢用典的领导人自己出了差错,人们用一场哗笑,来释放一种无以言表的愤怒。

极权美学的宏大救不了杨改英一家

说到“宽农”的话题,农村农民的焦点话题在G20之后就接踵而至。极权政府无论如何强大,可以布控一切,但却控制不了公权力的腐败、腐败带来的社会溃败及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村民杨改兰残害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直接原因是贫困与绝望,她家近三年来没有得到低保救助,而原有的贫困户救助款给了与村支书有关的村民。杨改兰家有三头牛,所以不符合认领困难补助的条件,国家所谓的精准扶贫的钱还是存在的,由村支书给了自己的关系户。

好话都由中共总书记说了,坏事全由村支书们完成。这就是中共体制的善恶黑白。精准扶贫当然政治正确,但村支书不给杨改兰贫困补助,看起来也不无道理。杨改兰的丈夫呢?在一个企业打工,还没领到工钱,而早前应该领得的工钱,包工头仍然拖欠着。这些民间欠债或打工无法挣钱养家,似乎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现象,天天发生,不可能天天造成恶性的悲剧性事件,唯一的例外,在杨改兰身上发生。

是的,当年只有一个女子去哭长城,她的名字留了下来,叫孟姜女,千里之堤崩溃之时,也只会在一个蚁穴或一处溃口发生。

杨改兰一家子的悲剧事件,人们都在“归因”:有人归因于杨的性格;有的归因于地方政府的无人性;有人归因于中共体制的痼疾。是的,悲剧性的事件,不可能有单一性的动因,许多因素交汇在一起,灾难性事件就必然会发生。

我想到的是:国家外汇存贮数以万亿美元计,还有“一带一路”撒出去的钱,数以千亿美元计;给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贷款或援助,数以百亿美元计;西湖G20会议,数以千亿人民币计,但这些宏大的国家经费,都与平民杨改兰没有产生一毛钱的关联。杨改兰与无数中国底层平民一样,都要衣食自给,二千三四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里,中国精英们就知道让商道通畅,对农民宽松,不误农时与民休息,而当代世界,仅仅宽农是不够的,农业与农民需要补贴,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孩子,需要及时救助,而党国一体、没有监督、没有真正民意代表的社会里,国家决策的“宽农”,总会被村支书们弄成自家“宽衣”的经费。最高总书记口误一句“宽衣”,只不过引发一阵哗笑,而村支书们把宽农操作成宽衣,引发的则会是人道灾难。

当地村民焚烧了杨改兰孩子们的遗物,白色的纸灰随风飘散到天空,而西湖之上,那首哀怨的歌曲仍然在天际回荡。雨还在下,这首歌曲最后悲伤的结尾似乎是为杨改兰和她的孩子们而唱:“白色翅膀,分飞了流年,长叹一声,天上人间。雨还在下,淋湿千年,湖水连天,黑白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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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期  2016年9月3日—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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