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 寻求”动乱”救济的维稳体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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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社会动乱是中共维稳体制建立的由头,然而,庞大而严密的维稳体系,却没能阻止中国社会的动乱发生,尤其中共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以维稳为名的大规模镇压层出不穷,但社会却没有显现任何稳定迹象,相反还日益陷入高度紧张而行将爆裂状态。导致如此严峻时局,固然有体制性维稳制造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之因,但维稳主体急需动乱来救济的深切社会制度性根由,更是值得特别挖掘探究。

2016年9月号第373期

  耗钜资维稳社会越不稳

比较一下中国近年来维稳经费增长率与社会群体性事件爆发量,会清楚看到双方居然成正比例增长关系,即维稳经费逐年增长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

据二○一一年三月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称当年中国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即维稳领域的预算为六千二百四十四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二○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且超出中国二○一○年公开的军费预算六千零十一亿元人民币。二○一三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至七千二百亿人民币,相当于一千一百五十七亿美元,比二○一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七。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武警、法院、监狱和其它对内安全机构的维稳总开支将会增长百分之八点七,达到七千九百六十亿人民币(约合一千二百三十五亿美元)。从这些日益增长的数据来看,对内的公共安全维稳形势极为严峻。

与增长的经费相应的是社会群体性冲突事件飙升。据媒体披露有关部门多年来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统计,一九九三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八千七百零九起,一九九五年发生群体性事件一万起。一九九五和一九九六年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九七至二○○四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九九九年发生群体性事件三点二万起,二○○三年发生群体性事件五点八五万起,参与人数三百多万人次,比二○○二年分别上升百分之一四点四和百分之六点六,二○○四年发生群体性事件七点四万起,二○○五年发生群体性事件八点七万起,二○○六年约九万起,二○○七年超过八万起,二○○八年九万起,二○○九年突破十万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说二○一○年是二○○六年的两倍约十八万起,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先生说二○一一年每天五百起全年约十八点二五万起。另据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蓝皮书:二○一四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披露:“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个人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上升。”

虽然近年来中国当局已不再公布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但从环境群体性事件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飙升可以预测到中国现在年群体性事件应该突破二十万起了。

从维稳经费与群体性事件双双高企比翼齐飞的表面来看,很容易得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激增、当局维稳不得不加强的结论,然而,透过这个表面,会发现其中隐藏极其违背常理的诡异因素,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维稳经费如此高增,而社会稳定却日趋严峻?为什么这两者多年来一直成正比关系而不是成反比关系?

  维稳体制为何需要“动乱”救济

从维稳经费与社会群体性事件成正比增长的数据来看,动乱(增加)决定着维稳(加强),却没有显示维稳(加强)反作用动乱(减少),这是违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从而揭示维稳与动乱存在深层的依赖甚至颠倒的因果关系。由此人们有理由相信维稳体制自身就在制造动乱,维持并强化动乱,即维稳不是动乱之果,而恰恰成了动乱之因。

诸多事实也作出了明证:如四川国保就对一被从成都接回老家控制的维权人士说:你有种就做点大事,搞点有轰动的事,否则我们弄你都没劲。而广东国保索性公开对一民主维权人士说:你最好拿起枪来干,我们镇压你好有成就感,这样小打小闹(指聚会、抗议等)没意思。还有的地方警察不时提醒异议维权人士:要经常做些事。更有一些上访维权者被不时告知“应该前往北京了”。由此显见这些维稳部门的人员在苦心孤诣制造一些“不稳定”,急切期待出些“大事情”。透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维稳体制对动乱的依赖,因而维稳具有制造、推动“动乱”的动力。其原因如下:

首先,那些直接承担社会“维稳”的部门只有每年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才能不断向上面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扩充队伍,壮大本部门势力,进而加重直接掌握本部门权力者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当然也可以方便培植安排“自己的”人员。所以社会“动乱”的存在及不断“加大”是参与维稳部门向政府要权、要人、要经费的依据,因此需要不断增加的“动乱”,不断恶化的形势来提供理由,实在没有就虚构、夸大以达到让权力不敢轻视及离不开自身而顺应自己需求之目的。在这种需要下,参与维稳的部门自然需要那些被其视为不稳定分子“经常做些事”,甚至做些有轰动性的大事。

其次,参与“维稳”部门工作的个人需要建功立业,需要通过与动乱的斗争来显示自己的立场与对权力的忠诚,需要平息一些所谓“动乱”来充实自己的工作总结,丰富自己的工作履历,铺设自己的晋升之路,增加自己的功绩。于是努力发掘“动乱”成了他们的本职,而苦心平息“动乱”他们的业绩。如此,“动乱”自然成为他们的需要。

再次,直接从“动乱”中获利。后极权社会产生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些专门捍卫政权的情治部门与工作对象──“不稳定分子”在不断建立起互利的关系。近年来,每到敏感时期,许多地方的情治部门就会以“维稳”的名义由几名工作人员(有的甚至常常是携家带口地)陪工作对象到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地旅游。为了维持这种特殊的工作消费,因此有情治人员主动要求工作对象要“做些事”,否则他们不好向上面要经费。之所以能够如此,对那些情治人员而言,他们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对象并不是所谓的“动乱分子”,但为了工作及利益,他们需要这么些可以对上面保工作、保经费、保编制、保福利、保消费的“动乱人士”。

  寻求“动乱”救济的维稳势力

中共当局一九八九年对反腐爱国民主运动屠杀后所建立起来的维稳体制,已经成为持续制造中国动乱的肇因。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各种乱象与危局,如从维稳体制制造“动乱”以自救的角度才会更好理解。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对周永康“维稳沙皇”的法办,以政法系为代表的维稳势力面临在权力架构中的轻重甚至去留问题。为了让新当权者形成对维稳的依赖而延续过往维稳老路,进而保全维稳势力及其权利,维稳派努力让社会陷入危机与动乱,就成为必然选项。于是各种激化社会矛盾的疯狂抓捕,激化群体事件的强征强拆与各种侵权名目,激起民族痛苦记忆的回归文革潮,等等,简直是民间哪根神经最痛就挑那根,使中国置身风雨飘摇中,以期达成维系过往维稳模式的目的。

同时,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狂潮,使寄生于维稳体制的权贵集团极为恐慌,为了尽快扼制反腐延续,维稳势力努力激化社会矛盾,挑起各种动乱,置权力于危机中,以期促使新当权者不得不放弃反腐而转向维稳保权。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多年来“动乱”日炽,危局深陷,尤其十八大以来各种乱象丛生,诡异莫测,其中原委正是维稳体制及其代表势力的刻意为之。因此,中国要想走出动乱困局,就首先得结束罪恶的维稳体制,开启一个真正的法治、民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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