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宇: 丘宏达与贺卫方 ──两岸法学学者的清流与典范|动向

4

4.jpg

著名台湾法学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丘宏达于二○一一年病逝,转瞬已有五年。丘教授与笔者于五十年代后期在台大同窗,他主办《大学杂志》,曾邀我为之撰文。当时台湾虽仍在国民党一党威权统治下,但他却勇敢地公开鼓吹民主化。台大毕业及服完兵役后,我们分别来美求学,并展开广泛的合作,包括主办研讨会、编辑刊物及在纽约主办《独立评论》,鼓吹自由与民主。

2016年9月号第373期

丘宏达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反对台独,并曾应李登辉总统之请,为台湾起草“统一纲领”。他支持两岸的文教及经贸交流,并期盼大陆推动政治改革及民主化。

  丘宏达启发蒋经国解除戒严

台湾在戒严时期,丘宏达于一九八三年在台北报刊撰文,要求蒋经国总统取消戒严,真是石破惊天,胆识过人。丘文指出,戒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但维护国家安全无须使用戒严法;实行戒严对中华民国的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国家安全,可另行制订“国家安全法”。蒋经国看了这篇文章,深受影响,认定解除戒严的时机已经来到。他不但解除戒严,也先后解除党禁和报禁(“三禁”),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时代。

蒋经国解除“三禁”后,台湾出现甚多新的报刊,批评时政,台湾人民开始享受真正的言论自由,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也因此合法成立,对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发挥监督制衡的功能。

丘教授是一个走出象牙塔的法学学者,高度关怀世局、国事及人类前途。与笔者相似,丘教授为一无党无派独立学人,他坚持书生报国与书生论政。

丘宏达非常欣赏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但他却对胡适的主张提出必要的修正:民主(democracy)与法治(rule of law)必须并行;没有法治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此,在他的著述中,他反覆强调法治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丘宏达大力支持言论自由及思想自由,反对迫害异议刊物。他因而在七十年代与我在纽约主办《独立评论》,两年后因经费问题被迫停刊,但此一刊物当时在华裔知识份子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八十年代,丘教授阅读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对其自由、民主的主张非常肯定,因而组织“争鸣学人顾问委员会”,并亲自出任召集人、支持《争鸣》抗拒政治压力。

一九八九年丘教授与笔者访问香港,《争鸣》创办人温煇在机场欢迎我们,并主办研讨会,我们畅所欲言,鼓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与出版自由。

  贺卫方的政治主张和法学研究

贺卫方(一九六○年在山东出生)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为大陆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份子、《中外法学》主编。

贺卫方坚持理想,挑战权威,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批判中共,客观尖锐,抗拒压力,论政而不从政。他一再批评中共剥夺人民应享有的自由。他实是理性民主派的最佳代表。

二○○五年,笔者访问大陆,在北大与贺卫方畅谈,全面瞭解他的理念、理想与主张。我发现他非常坦诚,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位法学家,贺卫方的教学及研究重点为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他曾着《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具体法治》等书,并翻译多种西方法学名著及参与“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宪政译丛”之编辑工作。

贺卫方始终积极鼓吹及传播法治观念,要求依法治国。《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曾发表甚多他的评析专文,获得读者的广泛肯定,发挥颇多社会影响力。

  坚持宪政民主 要求终止专政

贺卫方认为,知识份子必须坚持“三独”(人格独立、观念独立、思想独立)。他要求唤起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及人民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他力主实施宪政、民主、司法制度之变革、法官职业化及专业化;他也坚持宪政法治、反对人治,要求终止中共一党专政。

二○○六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会议(即所谓“新西山会议”)。贺卫方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一“非法组织”,因中共从未依法登记,中共党官非法领取中国纳税人的钱作为薪津,根本是党国不分。

在这次会议上,贺卫方指出中国法治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等政治权利普遍未能获得保障。

二、中共操控议会、司法和政府,违反法治及宪政的基本要求。

三、人大代表形同“表决部队”,人大并非真正的议会。

四、司法体系未能独立,人治普遍;“红头文件”高于法律。

五、民法的基础即是私有制,中国迄未推动真正的土地私有化,仍然实施集体所有制。

六、中国至今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仍多问题;没有交易的安全,就难有健全而发达的市场经济。

贺卫方认为,经济改革必须强化法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没有法治的基础,就难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

  贺卫方的理想与坚持

贺卫方对中共体制的批评及建言获得甚多海内人士的肯定,因而招致大陆保守派的反对及批判,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理念与主张,始终如一。

贺卫方强调,他并不担心自己会因言获罪或遭封杀,他希望中共政府珍惜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在北大任教的贺卫方,被视为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曾对中国的司法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及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提出批评及具体建议,被某些人士视为具有“异端色彩”的学者。

贺卫方坚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化、自由化、全球化的洪流势不可挡,中国民主化的曙光终有一日必将来临。因此,贺卫方一再诚挚地敦促中共推动政治与司法改革。

二○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贺卫方再度应邀访问台湾,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中国现有三十多万律师,总数量超过法官与检察官,但因法庭审判不公正与不独立,让律师也变成一个抗争群体。贺卫方一再要求大陆逐步走向司法独立,保障人民应享有的权力。他认为,司法不独立,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法律保障。

贺卫方与丘宏达相似,为一温和理性、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的独立学人,但他们两人均坚持理想,挑战权威,客观尖锐,抗拒压力,论政而不从政──他们实是两岸法学学者的清流与典范。

dongxin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