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坠落的乌坎童话, 是终结还是开端?|端传媒

A woman who claimed injured during the violence on Tuesday rides a scooter in Wuka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September 14, 2016. REUTERS/Damir Sago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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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抗争从悲剧滑向喜剧又再滑向悲剧。它的确不仅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是中国的另一种缩影。那个谈不上自由、仅仅是少许的宽松的时代结束了。

2016-9-18

题图: 两名在冲突中受伤的乌坎村民。摄:Damir Sagolj/Reuters

我收到了庄烈宏的信。匆匆几行后,却无心读下去。他列举了一些林祖恋的问题,他太轻信,对于政府过分软弱,这位“林伯”的失职,导致了乌坎不仅无法解决要回土地的旧问题,还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那该是2014年的春天,我在纽约旅行。几日前,我们在法拉盛的一家东北餐厅里共进晚餐,菜的品色颇为不佳,却毫不影响谈话之热烈。

对于我们,这都是意外的相逢。即使我再富想象力,也难以预料这一刻。2012年初,我在乌坎村第一次见到他,他正骑着摩托呼啸而过。他是那个时刻的英雄之一,蜂拥到乌坎的每一个记者,都知道这一点。他是最早、也是最固执的上访者。

童话

那时的乌坎颇沉浸于一种乐观之中。在几个无畏青年的带领下,他们驱赶走了腐败、专断的村委会,并准备自己的民主选举,期待收回那些被变卖的土地。这是个童话式的故事,普通的村民竟然有勇气、有能力反抗当权者,选择自己的治理形态,他们似乎还成功了。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旁观者、记录者,还是参与者、塑造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夜晚潜伏入被封锁的村庄、与村民同吃同住、被恐吓的经历。经由他们源源不断的报道,一个村庄追回土地的努力,变成了一桩追求民主的叙事。

中国正处于政治权力转型的微妙时刻,地方领导人恰有表现出某种协商姿态,这个东南沿海村庄的故事获得了高度的象征色彩,甚至如30多年前小岗村式的意义,倘若小岗村代表着经济改革的先声,乌坎则是政治变革的预兆,它们都是历史变革的风向标。

这童话也令我沉醉。我与那些活跃分子交流,看着街上村民的微笑,那种恐惧突然释放之后的自由感,那种认定自己可以决定明天的笃定,都令人兴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村民们与外来的记者们,还有被这个村庄激励的公民组织,结成了一个亲密的共同体,认定自己看到了未来的方向。我记得在村中夜晚的大排档上,香港的记者尤为激动,他们看到这个村不仅赶走了常年的权力垄断者,还一人一票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作为世界最富裕、自由、管治良好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却没有权力选出自己的特首。

褪色

任何童话都有褪色之时,它的速度之快,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在最富戏剧性的选举之后,充满琐碎、无聊的日常政治学开始涌来。备受期待的英雄们,并没有人们期待的魔力,他们掌管了权力,却没法给村民带来他们期望的结果。在村中散步时,你听到他们彼此间的闲话,充斥着失落与愤懑,觉得既难以理解,也不知如何介入,终究,你不过是个旁观者。

这是“后革命时期”再常见不过的症状,也来自于结构性的问题,你怎样能指望在一个高度压制的政治生态中,突然出现一个可以自决的村庄。它暂时的自决不过来自于某种权力转移时的某个犹疑、模糊的瞬间。而且你也感觉到,历史不仅没有随着“乌坎模式”代表的方向演进──它更宽容、更自由、更具协商性──反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这种新的时代情绪中,报道乌坎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感到自己的厌倦。新闻记者们常处于一种深情与冷漠之间。当事件仍在继续,吸引着众人目光时,他奋不顾身投入,与当事人称兄道弟,试图分享他们的热情与困惑。一旦热情散去,注意力转移,他们又奔向下一个兴奋之事,他们只攫取最高潮的一刻。对很多曾前往乌坎的记者来说,厌倦与困难带来的共同压力,让你兴味索然。

在法拉盛,庄烈宏表现出从未有的热情。在乌坎,当我与其他年轻的反抗者们酒酣耳热时,却觉得他总是冷冷的,总保持着谨慎与距离。但此刻,我们都身处异乡,昔日的纽带陡然变得牢固。他说起,即使在乌坎最辉煌的时刻,他也难以抑制内心的焦虑与恐惧,清算迟早到来。他精密的盘算自己的未来,在不断的试探之后,利用一次旅行机会来到美国,并留了下来。

我们相遇时,他正在申请政治避难,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去洛杉矶做一个洗船工,他喜欢海,太平洋另一端就是乌坎。乌坎自然是谈话的中心。他担心最好的朋友洪锐潮的命运,也在指责林祖恋,似乎这位挺身而出、与他们共患难的老人家,突然变成了敌人。

没有读完他的信,这缘于厌倦,也缘于不安。我不知流亡会怎样改变他的命运,他会获得自己渴望的安全感,还是会陷入不断的纠缠。在我所遇的流亡者,大多掉入了历史的夹缝中,他们与昔日的纽带失去联系,却也没有展开新生活。当庄烈宏对乌坎念念不忘时,另一些流亡者背后则是一个庞大与辽阔得多得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曾激起全球热烈的回响。即使他们,也迅速被中国与世界所淡忘。

坠落

在纽约与庄烈宏一见后。乌坎的消息偶尔传来。昔日的英雄们麻烦重重,洪锐潮、杨色茂再度入狱。与他们上一次入狱不同,村民不再能集结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即使有抗议,也不再能带来改变。他们的命运也是一股新的历史潮流的缩影。

那些人权律师、公民组织、知识分子,这些曾代表着中国社会日渐自由的力量,在这股新潮流前脆弱不堪、纷纷溃败。曾经参与塑造“乌坎模式”的新闻记者们,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调查性、批评性报道的记者们几乎集体性的转行、消失了。任何公权力,乃至一个地方的派出所长的滥权,似乎都让人无能为力。

我感觉自己逐渐发展出一种特别的能力,即使再荒诞不经的指控、身边的朋友莫名失去自由,都不会诧异。一场思维、概念上的混乱也到来,那些曾经激动你的名词与概念——自由、人权、民主、公民社会——不仅被禁止使用,甚至失去了它本来的意味。它们都变成了“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代名词。你甚至不知该如何争辩。乌坎从我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但偶尔,碰到曾在村中结识的记者,还是会生出一阵唏嘘。无一例外,他们都投入了创业之浪潮。

不过,当我看到林祖恋的离婚书——他为了不连累家人作为了这样的选择时——还是生出了愤怒。我忆起了对他的短暂拜访,我们泡着功夫茶,谈话时断时续,他的孩子气式的正直与坚硬,偶尔流露出的对未来的困惑,对已作出的选择的游移。倘若说,存在某种理想的共产党员,一定是他这个样子。但他不仅被迫作出离婚的决定,还是被抓捕,以一个他必定深为厌恶的罪行——贪污——而被指控。他还照例接受了电视审判,在地方电视台上,他着格子衬衫,面对镜头,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村内又开始持续性的游行,与警方的冲突,与再度到来的抓捕。一切都像是5年前的重演。对于新村委会心怀不满的村民们,或许最终要承认,比起内部的纠纷,更大的阻碍一直来自外界。在机场的有线电视,我看到了几位前往乌坎的香港记者被捕,在写下保证书后,被驱逐出内地。这个城市对于乌坎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互为镜像,也都自顾不暇。在另一则新闻中,我看到庄烈宏的名字,他说他的父亲被捕。不知他这两年的生活如何,在遥远的纽约,会陷入怎样的焦灼?他的预言似乎都对了,清算无法逃脱。

倘若从庄烈宏们最初的上访算起,乌坎抗争已经持续了7年,它从悲剧滑向喜剧又再滑向悲剧。它的确不仅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是中国的另一种缩影。那个谈不上自由、仅仅是少许的宽松的时代结束了。在这背后,则是世界范围“民主倒退”的时代。

我偶尔会想,或许像烈宏那样逃离,是生活在这个时代最正确的选择。但同时,我又觉得,故事仍在继续,没人真的能忘掉离去的薛锦波,或是狱中的洪锐潮、林祖恋。终端与开始的界限,总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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