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专制极权越长久, 留下的”段子”越丰富——这个民族怎么好得了!|民主中国

14

14.jpg

现在已不是少数人仇恨真相,而是整个社会凡是被洗脑成功者都仇恨真相,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一个社会离真相越远,它就越仇恨那些说出真相的人。”而“如果你试着去了解国家的真相你就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如文革中,那些思想犯,再如眼下的杭州,那里的民众。在人们无法说出真相时,各种“段子”就会风行,言禁得越久,段子就越丰富。

2016-9-20

我敢说这是个段子,是杭州民众创作的:“晚饭后去超市买了盒牛奶打算明早喝,结果一出超市门口那个保安就让我喝一口。然后我上地铁,安检也让我喝一口。我下了地铁,走了一段路碰到执勤又让我喝一口。眼看就剩一口了,我努力藏住留到明天,(可)回到小区门口,保安又让我喝了最后一口。我的早餐奶就这样在我睡觉前全喝完了。”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一点也不假,而且有些创造力还是官府逼出来的,比如像现在从杭州民众的手机上流传到全世界的那些“段子”就是证明。

其实,朱镕基时代,中国大陆各种段子就已经很丰富多彩了。比如“开会莫往台上看,台上全是贪污犯。”“挨个杀有冤枉的,隔个杀有漏网的。”有一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朱镕基答记者问时还提到一个段子:“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一国之总理都承认了,还有谁敢说这是“诬蔑”!

时间飞逝,从刻意造出的杭州“花团锦簇”、“人间天堂”,以及作为喉舌的央视宣传报道,上面那个段子似乎要倒过来说了—-

当然,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特别是到了现代后极权时代,苟延残喘的时间越长久,留下的“段子”也就越“丰富多彩”。不论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还是做为史书的《三国志》,都留下了诅咒董卓的那几句民谣,在今天,也就是“段子”;最有意思的是,作者让那民谣从不谙世事的孩子口中唱出,多么自然:“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而当年的东德、苏联,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留下不少“段子”。别的不说,你读哈维尔(他做了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和捷克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你读米奇尼克,你会觉得他们当年的“国情”与眼下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

想想,也难怪,当年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侵占波兰,那些充当傀儡的统治者实行的自然只能是苏联“那一套”;而苏联又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想不搞斯大林“那一套”都难。当年有谁敢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说个“不”字,或者提出什么异议,轻者受批判(如顾准),重则就没个准了,撤职、坐牢,都有可能。

苏共垮台前,同样也是段子、民谣满天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胡德华在现已停刊或叫“死”去的《炎黄春秋》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末尾处,说他“想起了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也就是一个段子:“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

不过,现在看来,苏共史虽比“赵国”史稍长,可他们没有中国人口多,所以说,最丰富的“段子”恐怕还要数咱“赵国”。

先前无数段子这里先“一笔勾销”,只录眼前的。有个网名叫“上帝之手”的网民在“2016.8.5”这天就天津法院判胡石根七年半徒刑发表了这么几句话,很有段子的味儿:“你秋收起义,没有罪。你武装割据,没有罪。你成立国中之国,没有罪。你武装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没有罪。别人只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结束一档(党)砖治(专制),让国民真正当家作主,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他娘的什么神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公开发表过这么几句:“这边人权白皮书白纸黑字地称人民拥有在互联网发表意见的自由,那边疯狂地封号、删帖、关网。什么政权能够这样言行相悖、寡廉鲜耻、倒行逆施?这种出自国家权力的弥天大谎、这种公信的彻底丧失,难道不是弥漫于社会的诚信危机、道德败坏的源头?”

近日,王朔有个时论的段子在微信中广为流传:“世界上最大的笑话是一大群亿万富翁自称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是先锋队,更大的笑话是它们居然是我等穷光蛋们的公仆!它们还时时刻刻不忘全心全意为我等服务。所以说做个骄傲的中国人是完全有道理的,无论你混得再怎么不堪,你至少拥有一大堆富可敌国的仆人嘛!”

就连中共中央党校门口刻着“实事求是”的一块石头也有段子,而这段子据说正是那些来党校学习的领导们编成的:“迎着实事求是来,绕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不想,段子出来不久,有关部门,不,肯定是有关领导,下令让人把那块刻有“实事求是”的大石头给搬走了,只是谁也不知搬到哪儿去了。本人在想,这块石头除了搬到一间大屋子里藏起来,不然,在中国大陆这几百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哪儿有它的“安身”之处呢?借用当年“一二·九”抗日运动中有人喊出“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句式,可以说,中国大陆之大,也很难找到存放一块“实事求是”的石头之地儿啊。在这个神国家,谁喜欢实事求是?谁会实事求是?那本在中国大陆大约可称之为“第一刊”的《求是》副总编两个月前自杀了,自杀前曾对朋友感慨:“噤若寒蝉,可悲可叹”。连编着《求是》的人都“噤若寒蝉”,在“赵国”还有“实事求是”吗?

几年前,瑞典文学院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的颁奖辞中有这么一句:“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而莫言所描写的不正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大陆土地吗?

什么都是假的,而且你还不能质疑。于是人们什么都不信了,剩下的只有调侃、只有段子,最终只剩下一个荒唐荒谬的社会。你读李慎之,他在《“什么时候找你聊聊去”》这篇文章中告诉读者,他被打成右派后,“也曾在短训班教过几年英文”。由于那些学员都是他的领导,面对一个右派教员,“对我只是直呼其名,不能叫我老师的”。因为老师是“右派”,所以不能叫老师,何其荒唐!1949年后中共领导下的荒唐笑话,即使编辑出版一百本,也未必能收全。李慎之在《文苑失英 明者永悼——悼王小波》一文中说:“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八亿人不斗行吗?’这样的大笑话、大悲剧来。”其实还可改一下,倘若这个国家允许人民向官府争民主争自由,也不失“斗争”的意义,可在这个国家,事实上一直是领袖“挑动人民斗人民”。

在这个国家,人人都不能说真话,李慎之在“悼王小波”这篇文章中还直接引用了王小波文中这样一段话:“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变得更阴险,更奸诈……”

想一想,在王小波所说的那个年代,大而言之,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彻底地被洗脑,自己的灵魂被抽得一干二净,心甘情愿,党叫干啥就干啥,就是党的“一块砖”,一颗“螺丝钉”;二是像王小波这种人,为了对抗荒唐而又能活下去,只能“阳奉阴违”,说“昧心话”。认真起来,王小波也是那个年代的“思想犯”。现在想一想,一个民族,制造多少这种“思想犯”啊。更可怕的是,凡是“思想犯”而不肯说昧心话且又暴露出来,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们,也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本人常想,这个民族怎么好得了?几十年来,用残酷的事实逼这个民族的人包括精英如何作假如何说谎如何说昧心话,这种民族好得了吗?这种民族有什么希望!一个民族要好起来,起码需要这个民族的人都是诚实的吧。可在我们这种国家,谁诚实谁吃亏,谁倒霉。更要命的是,这个民族仅用荒唐,似乎已经不能够形容了,现在已见流行批判这个社会的一个词,叫做:互害。也就是说,事实上,各行各业,大家都在你害我,我害你。为什么会如此,看看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就有解了。1949年到文革前,中国人的良知在这段时间逐渐褪去,消失殆尽。李慎之在《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1919—1970)》一文中写了这么一句:“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中,在这块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的土地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把人变成狼。”李慎之认为,负责李炳泉专案组的那个中年“女同志”,事实上最后变成了像狼一样的人。

现在已不是少数人仇恨真相,而是整个社会凡是被洗脑成功者都仇恨真相,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一个社会离真相越远,它就越仇恨那些说出真相的人。”而“如果你试着去了解国家的真相你就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如文革中,那些思想犯,是因为某个人仇视吗?非也,是当时的社会仇视。谁都看得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则是大革文化的命,可谁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死罪,因为大家都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在极权社会,所谓“主流”都说“好”的东西,谁要说坏,谁就等于在“找死”。

再如眼下的杭州,那里的民众,谁敢对召开的G20峰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包括作秀包括侵犯人权说个不字,谁敢对政府所作所为表示不满,都绝没有好果子吃。不过,如此一来,无非又为这个“段子国”增添一些难得的新段子,让这个段子国的内容愈加丰富多彩,这可是用金钱用权力都买不到的哟。仅从这点而言,又不能不感谢极权统治者。

民主中国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