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 宣传片争议, 与中国社会认知的韩战|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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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中国军队,是否真如片中一群老人一样神气?而战争历史,又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什么?

近日,中国大陆推出近三十年来首部直接反映韩战(朝鲜战争)的电影《我的战争》。在配合该片的一段宣传片中,一群志愿军老兵向韩国小导游炫耀自己当年“打着红旗进汉城”,引发种种争议。中国社会如何评价这场战争的激辩,由此推向高潮。

当年的中国军队,是否真如片中一群老人一样神气?而战争历史,又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什么?

打进汉城:并不得意的背景

在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唯一一次进汉城(今首尔),发生在中国和北韩一方攻势的顶峰──第三次战役中。这一“载入史册的荣誉”曾令天安门广场祝捷群众彻夜狂欢,然而这次战役,完全是毛泽东战略野心和自负逼迫下的仓促苦战。

当时,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一心让已损失惨重、后勤极为困难、一线兵力毫无数量优势的志愿军休整至1951年春,毛泽东却要求一月上旬立即发起新战役。

实际上,当时美军已被赶过“三八线”以南,北韩劳动党政权起死回生,亚非国家的停火提议形成了联大决议。不管从获取苏联认可,提升在东方阵营中的地位,还是从中国为掩饰这两个目的而自称的参战理由──保家卫国而言,目的均已达成。但如同主动卷入战争的动机一样,毛泽东不仅胃口太大,也有欠策略。12月22日周恩来声明拒绝提议的前一天,毛已下令发动第三次战役,跨过三八线。

不过,不仅彭德怀有所保留,毛在具体目标上也持投机态度,汉城更不过是“相机夺取”的目标。虽然以3个军围攻韩军两个师的中国/北韩方面,在1951年1月4日轻松占领汉城,但志愿军一直担忧被侧后登陆切断退路,除50军继续追击一段外,补给几近断裂、饥寒交迫的主力立刻休整。《人民日报》社论还在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誓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然而开战仅7天8夜,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更出乎意料的是,25日,美军方面的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即整顿好溃军,接连反攻,使志愿军遭到首次重挫,损兵5万多人,还全线退回三八线以北。3月15日李奇微夺回汉城,距其撤离此地仅70天。

韩战故事:不完整的血腥

今天,基于北韩与韩国政治文明、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悬殊,国际社会对韩战的主流看法几乎一边倒向韩国。但在历史上,在当年汉城9个月内四次易手的过程中,韩国政府的作为不无血腥。

1950年6月25日北韩开战后,李承晚27日晨即一气逃至釜山,28日凌晨不惜死亡近千人,仓惶炸毁汉江大桥,仍在城外防御的韩军主力顿作鸟兽散,百余万人口也逃亡50万。9月27日第一次收复汉城后,李承晚立刻大开杀戒。1951年1月,中国和北韩军逼近时,韩方又对汉城疯狂破坏,数十万人南逃。

这种狼狈、残忍和血腥构成了中国对这段历史的全部记忆。如大陆互联网上被从官媒到民间大量转载的两篇文章──《人民日报》1951年2月2日报道“在汉城”,和《文史参考》2010年文章“九个月内四次易主:战争蹂躏下的汉城”。

奇怪的是,国际范围内历史文献,也历数韩国暴行,包括1950年6月大量镇压“保导联盟”成员,10月在南杨州和高阳衿杀害平民,12月强征的40.6万国民防卫军在南逃中因克扣粮饷大批倒毙,1951年春在江华、山清-咸阳和居昌等地屠杀平民;1950年7月,美军也在老斤里村打死数百难民,8月在马山附近枪杀难民,9月在浦项炮击难民。

从这些史料看,韩战的正邪对立立刻被颠覆。然而不要忘记,二战后曾出现共产党争夺政权的国家,无不发生惨烈杀戮。韩国反共一方固然极为残忍,但区别在于:实现民主化后,韩国国会于2005年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敢于正视从日本殖民时期到本国专制统治时期的所有暴行,克服重重阻力展开调查、诉讼和索赔。由此而生的反美情绪和表达,也完全合法存在。而韩军大肆屠杀“通共”者,也与劳动党在南方的大规模渗透和破坏有关。

1999年揭露老斤里屠杀的美联社报道获得普立兹奖,但其实相关文件证实,美军在全战区都采取了向任何接近的难民开火的政策,因为大量便装北韩军队混在难民中渗透和袭击。其他各种指控也不无水份,比如200起美军屠杀指控只证实了8起,1950年10月的信川屠杀,就基于亲北韩团体的证据,后者甚至指控美军在当地用日本军刀斩首300人。

同几近与世隔绝的北韩饥荒、镇压和内斗极难揭露和证实一样,韩战中北方的劣迹从未得到系统调查,但上述委员会和相关研究也已证实:北韩攻入汉城后立刻清洗数万政敌,每次直到撤退时仍大肆强征兵员,诱拐平民,1950年6月杀害汉城国立大学附属医院700~900名医患,7月在大田枪杀30名,8月在马山处决75名,在倭馆303高地处决42名美军战俘。美国国会调查称,美国战俘2/3死于战争罪行,中国战俘营也曾病饿交加,接受亲共宣传成为获得食物的条件。

中国社会韩战认知的演变

对韩战,大陆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几近荒谬仍不自知。

上述“在汉城”一文代表着50年代根本无需自圆其说的布尔什维克式文宣。这样的文章可以吹嘘20万汉城人民一夜之间全城筑起街垒,可布防的“汉城市特别自卫队”十个营才区区四百余人,只有梭标和土制手榴弹,最多缴获一点卡宾枪就能在某处坚守6天,击毁4辆坦克还全身而退。在文革结束前,敢于置疑此类问题,多有牢狱之灾。90年代问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不再信口开河,但主观、回避和粉饰仍是基本文风,比如败退一概谎称“转移”,连丢掉汉城也只字不提。

近些年,随着中国和北韩关系龃龉不断,大陆的韩战叙事不再坚持为金家政权辩护,但也因此加倍突出民族主义价值,官方依旧坚持“中国一国战胜17国”、“美军多支王牌部队兵败中华”等单方意淫,民间更发展出“解放军在地面不可战胜”等大量梦呓。

虽然有沈志华等学者的正本清源之举,“抗美援朝”的“功绩”和价值,仍然成为大陆新兴爱国狂热的核心源泉之一。在大多数场合,承认中方在战争中的失策、失败、代价或失实往往遭到围攻或禁言。

在影视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韩战题材长期受中韩关系敏感度扼制,但随着近年大陆政治急剧左转,加之因时间推移,正在接班的一些“红二代”,其父辈资历已集中于内战甚至1949年以后,这些都亟需放开禁忌,挖掘新的政治资源。极左势力和官方瞄准青年一代共同扶持的民族主义动漫偶像《那年那兔》更将长津湖等牺牲题材作为煽情法宝,以适应旧式意淫逐渐为更多人看穿后的社会环境。但这场战争“一战立威”的基本结论,仍受到强力维护。不顾北韩近来的疯狂和对华藐视,高层一心以北韩为意识形态上的唯一安慰和中美关系中并不高明的棋子,更强化了这种维护。

《我的战争》宣传片引发强烈反感,令主创人员和投资方均急于切割,暴露了精心灌输和政治急需之间的矛盾。尽管反感仍主要来自北韩与韩国社会一目了然的对比,而非历史的全面重新梳理,中国公众的基本判断力,仍不断戳破种种自欺欺人。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在这些精心利用民族主义煽情伪装的意识形态灌输中,太多毫无免疫力的青少年和“军迷”一类人群,正重新成为狂妄自大、价值观扭曲的军国主义苗子。

(丁丁:中国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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