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 “理论”欲进还退, 现实变幻莫测|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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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号第373期

 对市场作用的承诺来之不易

习近平掌握中共大权不久,中共就在其文件中承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承诺据说来之不易,用习近平自己的解释,中共从十五大到十八大,经过二十多年,对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表述不断修改,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有新的“重大理论观点”,终于承认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人们或许会觉得这很可笑,但是没办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市场似乎没有因为中共放下架子来奉承它,就给中共好脸色。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难以掩饰地逐渐显现,刺激手段失去往日之神奇,习近平不得不承认,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此前,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警告,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须决心改革以转型,而中共将其当作耳旁风,不以为然。

所谓“新常态”的“判断”被大肆吹捧,但习近平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于是,理论又有了变化,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观点”被修订,弄出个所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

这一招回马枪,身段倒是好看,实质却很老套,还是以“政府作用”凌驾于市场之上。

  中共治下的“中国特色”

相应地,实践中拿出新的花样,捧出一个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去杠杆为重要内容,而习近平竭力推行的所谓“一带一路”战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

所谓产能过剩,不是新问题,过去常用的术语是“生产相对过剩”。市场经济中,特别是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周期性地出现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的危机。在西方社会,产能过剩现在已是集中表现在金融业,而在中国,则尚以实体产能过剩为主,而房地产业畸形膨胀,与金融业关系密切,从侧面表现出金融过剩也在生长。

中共治下的“中国特色”,体现为以政府主导,消除过剩产能。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民营企业正在活跃,产能过剩主要出现在“民营侧”。那时,中共下手果断,甚至不分青红皂白。著名的江苏“铁本事件”抑制民营资本扩张,著名的吉林“通钢事件”则阻止民营资本购并国有企业,是为典型。于是,“国进民退”铺天盖地而来,国有企业在市场和政府双重支持下迅猛膨胀,使得产能过剩更为严重,民间投资则受到抑制。

这时中共无法果断下手,因为它担心国有企业员工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须小心谨慎地控制“去产能”过程。人们看到的是犹如金庸小说中周伯通那样的“左右手互博”,一面下达去除产能的行政指标,一面,或者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又百般呵护那些“僵尸”企业,一旦有机会,就任其恢复运营,又在市场上肆虐。而这样一来,所谓“去产能”,在国内市场上很是艰难,向国际市场“走出去”就极为重要。

在所谓“新常态”下,经济呈现某种停滞状态。看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调,尽管唱起来好听,但是它本身根本不成其为理论。

  中共一向对价值规律似懂非懂

中共在理论上要自起炉灶,无奈又没有真本事,这才弄得一团糟。其实,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讲得很清楚,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理论中是很简单的道理。用马克思的话说,“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他本人的研究,即特别针对着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展开形式,即剩余价值的规律。《资本论》前三卷构造起他的经济理论框架,他在手稿中,还在展开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只是来不及完成了。

连考茨基也无力像恩格斯那样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更不能指望今日的中共能够弄懂马克思学说。习近平对马克思学说敬而远之,束之高阁,他的智囊团队则与他的政敌一样,喜爱西方经济理论,用作武器相互厮杀,令人大开眼界。不过,习近平偏爱“政府作用”,还将其上升为“理论”,与价值规律的支配地位抗衡,方为其本色。

中共一向对价值规律似懂非懂,以它的误解,将其表述为价格规律,而对剩余价值规律,它除了就其皮毛而侈谈“剥削”,更深入些就完全不懂。

当然,马克思未完成研究,或者中共懂与不懂,都不影响剩余价值规律在中国发生作用。而中共以其权力之手,以及其掌握的资本力量,竭力为国有资本在国内市场维持垄断,推动其在国际市场大肆扩张,使得党政权力搅动资本市场,成为规律实现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至于他们对经济的所谓“有意识的调节”,一般地,乃依据其一党之私的利益与欲望,具体的过程,则需要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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