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史迪威: 当美国鹰遇到中国龙(上)|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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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出生入死的中国壮游

2016-9-23

史迪威:当美国鹰遇到中国龙 (上)

史迪威对中国有很深的情感,但情感并没有遮蔽洞见,包括他认为中华民国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共和国”。图/取自网路

如果我能够证明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战士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史迪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被人们富于想像力地称之为“龙团”——比美军其他任何团执行的驻外任务都要多。比起其他部队,它被“谈论得多、写得多、诅咒得多,想像得也多”。一种生动的说法是,它是唯一一个步兵们“用不着偷就能得到一瓶啤酒的地方”。

第十五步兵团的历史跟美国国家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参加过南北战争、美西战争、美墨战争以及镇压菲律宾的起义者,它的一部分士兵也参加了远征中国义和团的八国联军。1912年,中国与西方八国列强签订《北京议定书》,八国取得在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军队的特权。同年,第十五步兵团被派驻天津,此后长期在此驻扎,直到1938年中日全面开战后才奉命撤离。

鹰龙奇缘:一生情系中国的史迪威

长达二十六年在中国的驻扎,使得第十五步兵团的盾徽上出现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龙象征中国古代的皇帝。这样的设计背后,隐藏着耐人寻味的信息:当美国鹰遇到中国龙,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第十五步兵团的军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看到盾徽上龙的图案时,一定百感交集。1911年11月,二十八岁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抵达中国。在他到来之前六个星期,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让两千多年的帝制意想不到地终结了。当时,史迪威正在驻菲律宾的美军服役,与丛林中的叛军作战。他请假去中国,在中国停留十七天。他走马观花地看到帝国的崩溃,而普通人的生活仍在若无其事地持续。他看到繁华且西化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还以为到了费城。他也接触到广州街头的叛军,“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弹带,弹药很多;有些人提着手枪站在周围,手指搁在扳机上”。

八年之后的1919年8月6日,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驻华首席语言教官,派驻骆驼与汽车并行不悖的北京——那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古都。他在专门为西方人开设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中文,很快被中国的一切所吸引。一个月之后,在陆军的一份问卷调查中,他对“最喜欢的职业”的回答是:“武官,中国。”就连母校西点军校的教官职务都被他划了“否”。

史迪威一生先后四度派驻中国:1920至1923年,任美国陆军驻华语言教官;1926至1929年,任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长;1935至193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41至1944年,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他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长达十五年,接近其军旅生涯的一半。其传记作者形容他“有周期性离开美国的冲动”,而他首选的目的地就是中国。

华北纪行:深入中国苦难农村

1926年8月20日,史迪威一家度了暑假之后,再次乘坐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史迪威夫人写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

史迪威将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他不满足于办公室里的文牍工作,抓住一切机会深入中国贫穷而苦难的底层社会。作为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他更喜欢深入中国农村,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为友,而不愿受西方人外交圈子繁文缛节的束缚。

上一次到中国任美国陆军驻华语言教官期间,史迪威就有过一次“吃苦”的机会:红十字国际赈济委员会将他借去山西,担任建筑公路的工程师和管理者。史迪威到工地现场奋战了整整四个月,他手下有十二名西方助手,指挥着六千名中国农民工开启山林——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灾荒中流离失所的灾民,修路是唯一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

当时,官方和民间救灾机构发动灾民修建公路,仅在山西就有超过一千公里长的公路采取这种办法修建。地方军阀乐见其成,一方面可以利用公路增加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路运输促进商业发展来增加税收。

在风沙扑面的工地上,史迪威看到了在北京养尊处优的西方外交人员圈子里看不到的中国的真相:中国缺少什麽,需要什麽,以及铁腕人物阎锡山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史迪威背着野战背包,里面装着筷子(他使用筷子比西式的刀叉还要娴熟)、汗衫、罐头食品和换洗的袜子。他发现西方传教士家庭喜欢的一处避暑地——玉涛河谷地,在那里,整整一个盛夏租用一个老磨房只需要四十美元。他把家人接来团聚,也避开酷暑的北京。

闲暇时刻,史迪威继续写作的爱好,年轻时谁又不是“文青”呢?他创作短篇小说和异域生活特写。他描写中国人不是通过社会学和分析,而是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他的作品情节简朴,对话生动,笔下的中国农民跟契诃夫笔下的俄国农民一样栩栩如生。他没有英国作家吉卜林写亚非殖民地时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种族优越感。他给《亚洲》杂志投稿,获得刊登,得到一百美元稿费。这些不知疲倦地修路架桥的农夫,如同他日后将亲手训练的士兵,他们身上蕴含的巨大力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就能改变中国。

评价军阀:阎锡山优于冯玉祥

成功修筑了山西的这条公路后,史迪威在这个特殊领域赢得一定的名声。这一名声使得邻省的军阀冯玉祥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帮助主持修建一条从西安到潼关的公路。史迪威应邀来到破败的古都西安,冯玉祥对筑路似乎并不在乎,只想跟史迪威讨论军事方面的情况,比如有没有可能向美国购买坦克和飞机。史迪威告诉冯玉祥,若是为了维持其辖区的安全,并不需要重型武器,何况冯并没有与之配套的后勤与保养能力。

史迪威发现,这名被誉为“基督将军”的、反覆无常的军阀“只相信他自己”,那些被他用水龙头施洗的士兵并不明白基督信仰的真谛。冯玉祥派给史迪威八百名劳力和四十名士兵,拿着“唐代的镐头和木锹”开工了。路还没有修完,一场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工程被迫终止。

不同于大部分思想左倾的西方传教士和观察家,史迪威对冯玉祥持负面看法,而对阎锡山颇多好评。这两个军阀日后将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也成为北洋系统旧军阀转换成国民党新军阀的硕果仅存的两位。当1940年代初史迪威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身分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会跟这两个人打交道。

在史迪威之前,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人到中国采矿和修铁路,那就是1899年到中国的、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在义和团的排外狂潮中,华北铁路被拆得七零八落。军方需要铁路来运送军队,维持治安;而胡佛服务的公司也需要铁路运输从矿里挖出的煤。军方指派了一个军官委员会,接管铁路重建工作,胡佛和一部分工程人员也前去援助。

当时,义和团或农民拧开连接铁轨的鱼尾板,大段大段的道钉被拔走,将铁路上的每一丁点儿金属都搬到几英里外的内地去了。被拆下来的铁路散落在上千个村庄里,铁匠铺未来几年不愁没铁可打,四方乡野一片欢腾。农民还拿走枕木当作建材和燃料。

在考虑如何收回所有铁路材料时,铁路管理方认为中国人会发现是钢轨,而不是铁轨,一点碎钢屑都敲不下来。村民们一旦瞭解真情,可能会欢欢喜喜地出卖路轨——如果当局出个收购价,再加上既往不究的诺言和抗命严办的威胁。于是,胡佛观察到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我记得我们当时出价五个银元换一节铁轨。几天以后,被毁路段两侧的田野里出现了无数毛虫般的队伍,三、四十个村民抬着一节铁轨,向我们缓缓走来。”

1915年前后,胡佛撰写了回忆录,忆起当年离开中国时,心中饱含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刻骨铭心的崇敬和赞美”。他写道:“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几乎每座村庄每年都会有人冻饿而死。但他们忍耐而宽容,对家庭无比忠诚,为孩子倾注全部爱心。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长久。”

大半中国走遍:唯一亲历北伐战场的美军军官

史迪威在中国去过的地方一定比胡佛更多。他酷爱旅行,经常违反休假规定,虚报时间不等的出差任务,将从满洲到两广的大半个中国全都走遍了。他在市井小民当中比在高级官员当中更轻松自如。他会说引车卖浆者生动活泼的语言。他常常好几天在乡间步行,有些地方的乡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西方人。中国民众一般对外国人挺友好,“他们都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们对本国政治毫无兴趣,只希望不受干扰地好好过日子”。

1927年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波特(Stephen G. Porter)提出的《波特决议案》,要求柯立芝总统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此前与中国签订的诸多条约中的不平等部分,使今后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在国会的压力之下,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Kellogg)发表《对华政策宣言》,提出一旦“中国能协议任命能代表本国的人民或当局的代表”,美国政府愿意“就治外法权及关税等全盘问题”展开谈判,并重新签署新条约。美国是西方列强中唯一主动提出与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

然而,“南京事件”为美国的这一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程潜部攻入南京,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人商店、住宅、教堂、学校、医院,并有多名西方人士遇害,是为南京事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MacMurray)称此事件为“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上最令人不安的唯一事件”。列强担心出现一场新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决定派兵到中国保护外交人员和侨民。当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上时,美国派遣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到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官兵因为被装备更加精良的海军陆战队抢去风头,很是不爽。

美国公使馆需要对中国内战的双方做出评估,决定派遣能干的军官到前线战场侦察。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被煽动起强烈的排外情绪,作战双方都警告外国人不要出现在前线。承担这项任务的唯一人选是史迪威:他瞭解中国并精通汉语,以前常常在中国各地做冒险的旅行,精神顽强,随机应变,“如果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扑上适量的黄色化妆粉,就很容易被误认是中国人。起码,他从未被人识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不能或缺的素质——他愿意去,尽管要暂时丢下四个孩子和即将为他生下第五个孩子的妻子。

白军在中国:效命北洋军阀的残暴之师

5月26日夜间,史迪威和一名中国助手老赵搭火车赶到徐州前线。双方军队在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展开激烈争夺,市中心几度易手。史迪威看到山东军阀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雇佣兵,他们拥有两百节车厢、二十辆机动车和三辆铁甲车。这些士兵没有国家,性情残忍暴烈,史迪威写道,这是“我看过的最凶恶的人”。他对俄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憎恶,正如他从来不喜欢装腔作势的英国人——尽管他父系的祖先是从英国移民美国的。

史迪威进而发现,表面上无比凶悍的白俄官兵,并不具备多大的战斗力,“如果这些乌合之众上了战场,即使再富于想像力,除了想像他们逃跑之外别无可能”。这样的逻辑推理是成立的:南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顾问是苏联红军的将领,在惨烈的俄国内战中,红军打败了白军,在中国战场上也将是同样结果。

苏俄十月革命之后,流亡远东的白军人数多达十万左右。张作霖最早招募了一批白俄官兵为其所用,而大规模收编俄国白军并用于中国内战的是张宗昌。1922年秋,张宗昌收编白军五百多人,由原沙俄步兵团长涅卡耶夫指挥。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的白俄军首次登上中国内战的舞台,白俄的炮兵部队给直军以猛烈打击。

1925年,张宗昌掌握山东军政大权之后,在济南成立“入籍军”帮办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俄国人米洛夫任帮办司令。白俄先遣军第一梯队由此成立,下辖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列车队等诸多兵种,兵力达两千多人。直鲁联军成立后,白俄雇佣兵更是扩张到三千多人,编为奉军第六十五独立师。其中,白俄铁甲列车队下设四列铁甲列车,配备野战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史迪威在徐州郊外看到的大概就是这只队伍。这支军队在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二次北伐的山东战役中覆灭,由于他们军纪败坏、残害百姓,少数溃兵被地方民团击杀。

火线逃亡:出生入死有如战争电影

在兵荒马乱的前线,史迪威和随从连果腹食物都找不到,幸亏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唐先生愿意提供他们食宿。在唐先生那里躲藏了六天之后,据说北军已溃败、南军已入城,他们才冒险出去观察形势。史迪威首次见到南方士兵,“多数是不到十六岁的孩子,肩头窄窄的小矮个子,体重很轻”,基层军官是看上去像学生的年轻人。南军的官兵对西方人并没有传说中那麽敌视。

他们等到一列南下的火车。在火车上,史迪威被一名警官搜身,查出他身上携带手枪。他被看管起来,很可能会被当作间谍枪决。当火车缓缓驶入南京郊区的浦口站、还未停定的瞬间,史迪威跳下火车拔腿狂奔,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背后的追兵。然后,他找到一艘渡船,进入上海,安全抵达铁丝网背后的上海租界。租界方面派了一艘舢板,将他送到停泊在海边的美军“匹茨堡号”巡洋舰上。在那里,他提笔撰写报告。

四十四岁的史迪威像二十多岁的小夥子一样完成了这场冒险之旅。他向上级提交关于中国战局的第一份权威报告。美国公使对其“勇敢无畏的个人品质”表示“极为敬佩”,军方则表彰他“极高的效率、军事智慧、超群的决心和勇敢的举止”。美国驻华部队司令官卡斯特纳将军赞扬说:“跟战友一道时表现勇气往往可以被人看见,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样的使命,都需要一种更高的勇气——要孤立无援地近距离接触两支互相敌对的中国军队的几百名无知的、对外国人充满敌意的中国人。”

史迪威回来一个月之后的7月,他的第五个儿子本杰明出生了。他特别疼爱这个儿子,也许因为他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在若干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时,一直在思念这个尚在母腹中的孩子。

史迪威的报告让美国驻军和外交官松了一口气。美国政府也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跟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商讨南京事件的善后事宜。“中美宁案协议”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与外国达成的第一个重要协议,为南京政府获得国际承认迈出一大步。由此,美国政府强化了对国民政府内部温和派的影响力,也提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同年11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南京政府,但没有回应南京政府提出的将美国公使馆从北京迁至南京并升级为大使馆的要求,可见美国对南京政府的前途尚持观望态度。

洞见中国:无法区分爱国者和土匪

1928年5月,史迪威晋升中校,成为驻华美军中最受欢迎的军官。他被视为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兼任第十五步兵团语言学校校长,每月在娱乐厅介绍中国局势,他的演讲极受欢迎。他还在第十五步兵团的《岗哨报》撰写一个名为“中国局势中的重要人物”的专栏。在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里,他认为北伐“更像是一次示威,而不像一场战争”。他对中国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悯,更有严厉的批评和规劝:“中国像是一个玩弄剃刀的小孩,除非有人赶快把剃刀拿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共和国”,北伐胜利的现实“并不能改变典型的中国军事强人的本性;国民党党旗的更换以及五色旗、奉天旗的臂章,无法区分爱国者和土匪”。史迪威一语道破了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及其内在矛盾:被蒋介石收买的军阀,比被他打败的军阀更多。然而,北伐因偏离了“打倒军阀”的原初目标,胜利之后反倒产生四个新的军阀集团,随即这些新军阀又开始了一场比北伐规模更大、死亡士兵更多、波及民众也更多的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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