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一厢情愿, 一梦至今|史迪威: 当美国鹰遇到中国龙 (下)|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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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对华外交,始终存在着一种司徒雷登那样的传教士式的单纯与乐观的心态:善良的中国人民一旦接受美国的文明与价值,这个庞大的国家将不再是张牙舞爪的恶龙,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这种美好的“中国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2016-9-25

1941年,珍珠港遭日本人偷袭的那一天,五十八岁的陆军少将史迪威镇定如常,他的内心深处甚至有一丝不该有的喜悦。他访问过日本多次,早已洞察日本称霸亚洲、吞并中国的野心,这个野心必然与美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可惜,在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高层,没有人愿意听取提防日本的建议。

命运召唤,史迪威派往中国战场

然而这一天,历史为之改变,史迪威的人生也为之改变。如果不是美国被动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史迪威的多姿多彩却并未“物尽其用”的军旅生涯很快将画上句号。如今,退伍不可能了,广阔的战场正等待着他纵横驰骋。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正在率领第四军防守加州海岸线的史迪威,突然接到赴华盛顿接受新任务的命令。他原本以为,作为一名上过一战战场的老兵,他将受命率领美国赴北非作战的第一支集团军,参加大西洋一侧对抗德军的军事行动——当时对全美陆军四十几位与之同级别将领所做的综合评价,史迪威以骄人的成绩名列第一。殊不知,史迪威的老朋友和老上级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有另外的计划:将史迪威派到太平洋一侧的中国战场,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并将其提升为中将。

或许,在1926年末至1927年上半年的天津,史迪威为第十五步兵团指挥官马歇尔服务的那些日子,让马歇尔对他的勇气、睿智、热情和无与伦比的中国知识感受很深,因此将他列为美国派驻中国战区军事代表的第一人选。确实,史迪威对中国和远东的瞭解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背景知识。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与史迪威面谈之后,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敬谢不敏。他们记忆中我是个可以任意虐待的中校。他们看见我一脚踩在泥沼中,与苦力一起,和士兵一同挤火车。”不过,作为士兵,他的回答干脆俐落:“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史汀生说:“命运之神的手指,已经多次指向你。”

这个任务很硬斗:负责跟蒋介石打交道

在接见史迪威时,面对两大洋凶险的战局,马歇尔没有闲情逸致回忆他们在天津度过的美好日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任职中国的使命是“协调、稳定、管理滇缅公路,结合不同派系,掌握指挥权,指派他们各类任务,不计代价”。

史迪威向来我行我素、快人快语,并不是善于“协调”的人(绰号“酸醋乔”),这个任务对他有些勉为其难。而陆军部给他的正式指令是:“强化美国给予中国政府用于作战之援助的有效性,协助改善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这个任务本身就包含了若干内在的矛盾:“强化”与“协助”之间,有时指向南辕北辙的两个目标,而蒋介石的派系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在华利益三者之间往往并不重合。

史迪威在第十五步兵团任职期间,正值蒋介石率军北伐。史迪威只是步兵团的中校营长和参谋长,是一名对中国和美国都无足轻重的基层军官;而蒋介石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军事和政治明星,是袁世凯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强人——辛亥革命推翻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却未能改变中国人心中的“皇帝意识”,这种“皇帝意识”呼唤“真命天子”。在史迪威这个旁观者眼中,蒋“作为国民党所谓的委员长”,是一个“被吹嘘为将华盛顿、拿破仑和凯撒结为一体的人”,他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就连竭力为蒋介石辩护、并批评史迪威在中国的做法不切实际的史学家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也承认:“北伐没有造就一个稳定的国家,而是留下了一大堆难题,诸如个人的敌对、军事的分裂、地方的残暴,以及国民党既要应付又深陷其中的暴力文化。新的国民政府毫无公共威望,为债务和膨胀的军事所累,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并为与之来往的犯罪集团和白色恐怖中谋杀对手的迫害所玷污。”

史迪威vs.蒋介石:两个文明的冲突

等到1941年史迪威再来中国时,表面上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是中国战区的第二号人物,但手上除了几十位参谋人员外,并无一兵一卒。蒋介石不愿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但史迪威掌握了美国援助的武器和军需品分配,蒋不得不对其曲意奉承。两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个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两人很快彼此憎恶。史迪威在日记中替蒋取了“Peanut”(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直译是“花生米”)的绰号,说蒋是第二个“叶名琛”,甚至将蒋介石的黄山行馆称为“Berchtesgaden”(希特勒山庄)。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差异如同冰火般不相容。史迪威是典型的美国南方人,具有美国南方人率直的性格,无法讨好一个自己不尊重的人;蒋介石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具有中国南方人内敛的性格,常用“口蜜腹剑”的方式迷惑敌人。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受过世界第一流的军事教育,是美军中卓越的将领和军事教育家;而蒋介石甚至没有完成初级的军事教育,他的“胜仗”大部分不是从战场上获得的,而是通过收买对手、合纵连横赢得的。

此外,史迪威是农家子弟,与子弟兵一起风餐露宿,习惯了一副普通士兵的打扮;蒋介石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时代一度混迹于社会底层,掌权之后便如帝王般深居简出,很少公开表露喜怒哀乐。史迪威是一名职业军人,其思考的终极目标是如何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并竭力减少手下官兵的伤亡;蒋介石是一名狡猾的政客,军事永远为政治服务,他的着眼点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更包含了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也可以归入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扶不起的阿斗,却踢走了史迪威

1944年7月,国民党军队经历了新一轮的大溃败,重庆面临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史迪威巡视桂林之后发现,一切混乱不堪,他相信桂林即将沦陷。9月15日,他到重庆与蒋介石“谈了一个半小时的废话”,“全是寻常人都知晓的蠢道理,白痴透顶的战术、战略概念。他根本扶不起”。次日,史迪威与宋子文会谈,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蒋委员长能瞭解,我并非觊觎这个职位。我试图告诉中国人,如何能抬头挺胸,重拾他们的尊严。但两年半以来,我不断遭人敷衍、漠视,饱受欺骗,像皮球一般被踢来踢去。”

美国对蒋介石完全丧失了信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呈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建议书:“依我们只见,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所余之权力资源宜委由一人指挥。此人必须有能力以有效的方法抗衡日军。在中国政府或军队里,无人有此能耐协调中国军队迎战日军的威胁。战争期间,唯有一人能指挥中国军队以有效的方法击溃日军。此人就是史迪威将军。”在魁北克与邱吉尔会谈的罗斯福总统看到这份建议书以及史迪威给马歇尔的信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让史迪威将军不受约束,指挥您所有部队”,并声称“这有助于增强我们决策时的决心,促使美国亟需努力维持、增加对您的援助”。

9月19日,史迪威手持罗斯福总统的电文面见蒋介石,要求其交出兵权。史迪威将这封信看成是“最惊天动地的一根爆竹”,而蒋介石看到信之后,“脸色变得铁青,哑口不语,两眼直视”。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来电,欲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质置于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蒋担心的是失去军队的控制权之后,自己的独裁地位会崩解,但他却祭出内政和主权等观念来,希望国人与之同仇敌忾——确实有不少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因此而同情蒋介石。其实,战时由盟国的将领指挥多国军队,并非干涉内政,也非侵犯主权,艾森豪威尔不就统帅美军和欧洲各同盟国军队实施诺曼地登陆吗?

蒋介石决定跟罗斯福豪赌一把。他孤注一掷地提出,若史迪威在中国,中国便退出对日作战,他看准了“美国实有藉华制日之必要,即使败日以后,将来亦有藉华以制俄之必要。美国实不能无中国”,故而敢于拒绝罗斯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统帅的要求。最终,罗斯福退缩了,按照蒋介石的意愿撤换了史迪威——同时,为了安慰这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将史迪威提升为上将。

魏德迈批重庆政府:一味勾心斗角,虚张声势

史迪威的继任者是他在第十五步兵团时的同僚与后辈魏德迈将军。魏德迈比史迪威性格圆融,但他很快就抱怨说,“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蒋个性“异常敏感,做事像女人一样全凭直觉”,蒋和底下的人“力不从心,惊慌失措,他们缺乏从事现代战争必备的井然组织、有素训练及精良装备。他们一味在政治上勾心斗角,虚张声势”。看来,无法合作的人,不是史迪威,而是蒋介石。

1977年,维吉尼亚军校1927年毕业班的学生,为了纪念毕业五十周年,特别出版一本纪念册。凡是能够联络到的同学,大部分都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历。一名中国籍同学如是写道:

“我1927年毕业后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状态,军阀割据,土匪掠夺于乡间,国民政府无能为力。我也面临着种种困难。我好像到了外国,一切都需从头开始。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位,不管官职高低,仍是走投无路。……我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在蒋委员长麾下服务,大部分时间在战场上度过,曾参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负了伤,并且被日军俘虏达六个月之久,最后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率领军事代表团到香港,后来复员,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并且办了一家私立中学。总之,我这一生没有什麽大的建树,但也无愧于母校。”

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周雁滨,1901年生,是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校的同期同学。他没有孙立人那麽显赫的成就,不过在1947年11月升任少将,也算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的晚年在自由的香港经商和办学,比被软禁在台湾的孙立人幸运多了。

非蒋嫡系,海归人才也无用武之地

1927年,作为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周雁滨回国找工作,四处碰壁。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遭遇,孙立人最初也遇到挫折,屈就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长、陆军教导师排长等卑微的职位。这些优秀的“海归”人才回到祖国却英雄无用武之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并未真正展开——虽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让大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感受到长期停滞的中国近代式国家建设时刻最终到来了,但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并没有在“什麽是近代式国家”,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蒋廷黻,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到新国都南京,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他看到的一切却让他大失所望:首先入目的是病马拖着破车,农人们在城中种菜种稻子,水塘、沼泽、半塌的庙宇、光秃的小山、高低不平且尘土飞扬的大街、破烂的店铺。外国人打趣中国的军队,说他们的将军说话太多,士兵无纪律,营养不良。枪械不统一,有来福枪、有手榴弹、有手枪、有机关枪,还有雨伞。

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了军阀,但它并非现代化的军队——就连蒋介石本人都弄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军队。南京政府的前十年,军费开支在整个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递减,使得军队的现代化遥遥无期。蒋介石专用黄埔军校毕业生,不信任“海归”人员。蒋用人的标凖是对其个人忠心,而非是否具备真才实干。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若非在缅甸战场遇到慧眼识英才的史迪威,孙立人大概难有机会立下不朽战绩。如果史迪威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帅,孙立人、周雁滨这样才华横溢、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必定会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其人生理想。

史迪威善于练兵,在第十五步兵团担任参谋长时,推行过严厉的“减肥计划”,让长期生活安乐的官兵们叫苦不迭。在任教西点军校时,更以严厉出名。一天清晨,他在长跑时发现两晚上没有回校的军校学生,那两家伙拔腿就跑,四十岁的史迪威从学校东门一直追到西门,一步也没有被甩下。当史迪威获得准将军衔时,收到许多贺信,其中就有一名被追的学生,他说:“我永远支持你。”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欧洲战场的传奇人物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

孙立人缅甸大捷,幕后功臣史迪威
1941年年底,史迪威赴中国战区,等候他的是大厦将倾的缅甸战场。如同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史迪威也经历了平生最耻辱的一次惨败。这不是他的过错,在缅甸的中国军队跟他1930年代末期观察到的中国军队一模一样,他们“犯了基本的军事错误:忽略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理,使用支援性的武器不当,漠视军事情报的作用,没有能力采用健全的指挥和幕僚作业程式,未能建立通讯网络,无法使车辆、武器维持堪用状态”。

此后两年多时间,史迪威几乎以一人之力,以自己的经验与方式训练中国驻印远征军,并领导这支军队实现1943年底缅北反攻的大捷——日军从在战场上未遇到过战力如此之强的中国军队,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十八师团几被彻底击溃。据日军战史记载:“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十八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质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优异的单兵作战能力及较先进的装备,在面对中国军队时都有压倒性的攻势。尤其是这个由九州编成,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转战中国,同中国交战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国驻印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

训练国军远大计划,被蒋介石打回票

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帮助中国训练三十个师(后来扩展到九十个师)的现代化军队的宏大计划。如果该计划实现,中国足以打败日本,战后中国的命运可能截然不同——这支现代化的美式军队,一定可以战胜苏俄帮助武装的共产党军队,正如追随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作战的威廉·佩尔斯(William R. Peers)将军所说:“我自己坚信,如果史迪威将军装备、组织并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以完成的话,那麽1944年日本步兵就无法摧毁华南的空军基地……而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也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然而,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这支军队如果练成,将是美军那样的国防军,而不是为蒋介石看家护院的私人军队。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他宁愿接受失败的羞辱,也不愿拥抱不被他个人所独占的胜利。

国共内战的失败就无法避免了。史迪威训练的孙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队,被稀释到混乱而庞大的国军系统中,被无能甚至心怀不轨的高级将领胡乱指挥,在东北战场上先胜后败,最终灰飞烟灭。遭到排挤的孙立人被调到台湾训练青年军,孙立人使用的正是史迪威的练兵方法。这支青年军赢得了金门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台湾的安定以及此后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在此意义上,守住台湾的功臣不是蒋介石,而是史迪威。

不过,1946年10月12日在睡梦中死于胃癌的史迪威,再也无法知晓这一切。关于史迪威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卡尔森上校评价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出现另一个像他那样对中国忠心耿耿的朋友。”二十世纪对中国的各种外来影响中,如果说鲍罗廷是最大的恶意的那一极,那麽史迪威就是最大的善意的另一极。

史迪威们在中国的努力,即便不能说是失败,也算不上成功。战后,美国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标凖“改造”了曾经在战场上与之殊死搏斗的敌人——日本与德国,使它们成为亚洲和欧洲的稳定而富足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未能如愿以偿地“改造”战时作为其盟友的中国。

美国鹰遇到中国龙:一厢情愿,一梦至今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美国总统塔夫脱在国会发表演讲,对中国“在近代化的影响下发生的震撼全国的内战”表示关切,声称“将竭尽全力对中华帝国和它的人民实行传统的同情友好政策”。虽然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在南北之间抱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但实际上更倾向于支持革命党。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美国国会两院发表联合决议对此表示欢迎:“鉴于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表明主权来自人民”,同时又由于美国人民“本质上、传统上对采取代议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国“祝贺中国人民承受了自治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并希望共和政体“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美国政府对其大力支持。美国政府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各项改革,包括经济、财政、交通等项改革与现代化。所谓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之成就与美国之援助,有相当大的关系。中美的友好关系正如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所言:“1928年仅凭藉上帝的仁慈,和凯洛格、詹森(助理国务卿)两人可靠的直觉,促进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解,美国人再次把自己视为‘中国主权的维护者’。”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对华外交,始终存在着一种司徒雷登那样的传教士式的单纯与乐观的心态:善良的中国人民一旦接受美国的文明与价值,这个庞大的国家将不再是张牙舞爪的恶龙,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这种美好的“中国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至今没有回头。史迪威为中国训练的那支军队已不复存在,史迪威在山西修筑的那条公路消失得更早。就在那条公路竣工十一年之后,史迪威的朋友、国际新闻社记者约翰·格林寄给他一份《字林西报》的简报,谈及中国政府对公路缺少维护,那条从汾州到黄河的公路从来没有进行任何维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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