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 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记《一九五九拉萨》英文版翻译出版|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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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的《一九五九拉萨》在台湾和香港问世后,已经过了六年。最近,经补充修订后的英文版Tibetin Agony: Lhasa 1959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英文版中补充了近几年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删去了对西方读者过于隔膜的少量枝节,补充了西方读者需要的若干背景说明。英文版的修订和翻译过程历时两年多,我和翻译Susan Wilf所付出的精力和收获的甘苦,不小于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和重写一本新书。

2016年9月号第3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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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能任意打扮

来自大陆的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以前也相信这话有道理,毛泽东时代公开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然要用,自然可以“打扮”,怎么打扮是阶级立场问题。如今的中国领导则变了一下说法,不跟着他“打扮”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连“虚无”这个词的词义,也变成了相反的意思。

据说,“任人打扮”这句话是胡适说的。近几年有人考证,胡适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大陆给胡适栽的赃。我相信台湾人根本不需要作这样的考证,因为胡适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提倡“小心求证”的,如果信奉“任人打扮”的历史哲学,那是荒唐的自我诋毁。

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相信“任人打扮”的历史观。历史学家可能承认自己无知,但不会承认自己胡闹。二十多年前我在布兰戴斯大学跟着犹太教授学历史的时候,教授常说,通过文本研究来重建史实,就像侦探破案,要对文本进行解读、考证,交叉驳正,要在分散的证据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稍有疏忽,你就会造成一个假案错案。

历史学家对于现实问题和自己研究的历史事件,也有属于自己个人的观点、评价和立场,特别是西藏问题这样还在连续进行中的历史事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史学家们不可能要求自己和同行绝对中立。但是,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重建方法,必须是客观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这些结论和证据必须让同行研究者来复验和考证。这就要求研究者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必须符合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偏向(bias)”是史学界的一个脏词,人人避之不及。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拿出来的东西是客观而不偏向的,然而学界同行是不是认同,是另一个问题,特别是面对西方同行和读者,更是让人如履薄冰。我和翻译Susan都把自己家人好友动员起来阅读原稿,以读者的角度来寻找叙述中资料引述的缺失和逻辑链的严谨。有些引述缺失是我面向中国读者写作的时候感觉不出来的,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藏展开的“民主改革”、“宗教制度改革”,以及所谓的“土地改革”,那既不“民主”,也不是“改革”,对此我觉得不需要考证,但面对西方读者却不能不加以解释,而且得拿出证明来。毛泽东对达赖喇嘛出走是否主动“让路”,最近几年出现了相当多的否定的和肯定的资料,其中多有真真假假,循环引证和文学性编造,必须对所有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才敢拿出结论来。

  细节和格式

在解密的官方文件中,有很多当年的通知、内部讲话和决议,在解密后往往又重复编辑成集或修订再版。中共是强调内外有别的,文献内容要看时间场合和对象,必须站在当时当地的语境来理解“文外”之义。最常见的是中共干部面对统战对象的讲话,和同一时间中共高层关起门来的讨论,语调相差甚大,内容南辕北辙。公开场合常常显得慈眉善目,却不可以照字面理解,以此作为当时的中共政策,还需要找到当时不公开的内部文件,才能知道“慈眉善目”背后的残忍狰狞。还有一些情况是,公开发表的文献在以后的岁月里似乎是后悔披露了,于是在成集或再版的时候删去关键词句甚至修改,这在国际史学界不可思议的事情,却频频发生于汉语出版物,在网上的引用中更可能变得意思大为走样。有时候,为了一篇似乎平常的文献,我得设法找到历年所有的印刷出版物,经比对后从中找出最完整、最“原生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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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初跟着犹太教授学习犹太历史,教授对细节格式极其挑剔,例如文献引用的格式和注释的应用,简直到了把学生逼疯的地步,如今到了将当年的训练付诸实践时,才知道自己深深得益于老师的严格。

文献引用必须格式统一,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西藏当代史文献又有其特殊性。我的英文版涉及英汉藏三种语言,由于上世纪的政治变革,藏区地名变化很大,所有地名都要对历史上的藏文名称和当下政治构架下的名称一一对应,所有藏语人名地名都要有威利和罗马两种拉丁拼法,以满足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的需要。我的研究使用了大量公开、半公开和不公开的中文资料,在引用时出版物名称必须全部用汉语拼音完整呈现,以便同行研究者检索、查询和复核原始文献的准确性,这就像科学论文中的实验数据一样,你的实验必须是同行可以重复的才算站得住脚。

  感谢朋友与合作者的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藏人朋友,询问西藏三区的传统地名,当地藏语方言的叫法,诸如此类只有当地藏人才能知道的细节。精通藏语文的藏学家Matthew Akester在藏文文献方面给了我极大的援助。传统藏人牧民社会的Shokka,汉语通常译为“部落”,这样的翻译有几成的正当性和准确性?英语中,Shokka通常译成tribe,是否合适?就为了这个词,我和Matthew来回信件讨论,非常纠结。此书翻译者Susan不仅是在翻译,她成了我的合作研究者,协助我一句一句地查核文献证据链的完整性。她的先生是数学教授,甚至替我把书中的数据全部核实了一遍,以确保我没有算错。两年多的合作,现在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历史中文文献熟悉程度,即使是在藏学界,能和Susan相比肩的人也不会多。她是语言天才,中英文语感俱佳,普通话比我标准得多,特别是在汉字拼音时的后鼻音,我这个南方人常犯错误,都是她来纠正我。对于一些英语表达的微妙之处,她常常回过头去返工,给我几种不同的表述,谈论哪一种更符合我希望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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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江琳

我也很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有专业的分工,图片、版权和引用许可、文字和格式,都有专业分工,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数字,一句话的资料依据,都会数番往复。在专业水准如此严格的要求下,历史当然不可以“任人打扮”了。

可见,仍然相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地方,其实就是还没有建立起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史学学术规范和专业标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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