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惊读《戚本禹回忆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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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号第373期

四月二十日,最后一位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辞世。同月,《戚本禹回忆录》在港出版。

戚本禹(一九三一~二○一六),威海人,肄业上海南洋中学;四八年六月入党,四九年九月入中央团校,五○年五月入中南海──中央书记处政秘室,以《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文窜红,中央文革“小三”之一,“中办”代主任。

  文革化石级标本

近日网传戚书透露高层腐败细节(谭震林老婆军机运鸡、王光美一天三换衣),其实该书最“值价”的是主题思想,提供了文革化石级标本──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毛泽东思想万岁!

为罪恶文革正面立言、为动乱之源阶级论立说、为中央文革立德,戚先生的任务不易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很简单,文革动乱乃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掀起,中央文革乃全国造反派总司令部(戚语),即便对一些人有所保护,微补难掩大恶,小功难遮大罪。

读《戚本禹回忆录》得有点心理准备:忍受对文革对中央文革的评功摆好。最难熬的是对文革的正面阐述──仍奉赤左谬说为闪光真理,将种种文革血污推给莫须有的“破坏文革黑手”,且拿不出确凿实证。歪说沿着歪理当然无法成为正说。

毛时代实况今已大面积披露,资讯丰实、证据铁凿,戚氏竟还要为这段岁月挺台。戚乃老毛御笔送入秦城,再批“三不”──不批斗、不提审、不立案。于公于私按说多少得有一点“阶级觉悟”?没想到他至今还持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对老毛仍一腔“阶级忠诚”。江青也是将戚送入秦城的“黑手”,戚对她也保持纯洁“阶级感情”,只褒不贬,佩服江青看人眼光很准。对张春桥也一口一个“春桥”,那个亲切那个战友深情!

戚翁思想完全停摆一九六八年,并以这一停摆自傲。那么,为什么得持守这些红说赤论,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利益?戚未予最起码的论证,在戚本禹眼中,毛泽东无一不是处──“主席是最开明的,历史上也无人可比”。

戚本禹避开文革“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叶剑英语),坚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崇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中共变质,防止各级干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新一代统治者。戚本禹用动机指证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正确。回避原因,只说毛泽东如何仁慈、不吃肉……“包产到户”是历史逆流,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借古讽今,“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如此袒护之至的偏论,莫要说“中外反动派”,就是八千万中共党员,会认同吗?戚认为改革开放乃毛泽东早就料到的“资本主义复辟”。

  “阶级叛徒”──李锐、邓小平

戚曾任《红旗》历史组长,多少懂点史学,知道如何“做史”,如何不动声色下套,尤其对痛恨至极的“阶级叛徒”──李锐、邓小平。

戚认为李锐乃最阴险的“犹大”,对李锐的“下套”也最阴险。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突然打倒彭德怀,毛泽东无法擦拭的污点,戚竟栽赃李锐,说庐山形势逆转,罪在李锐,指说李锐的“告密”造成转向,至少李锐的揭发成为转向引信。可李锐一个小小副部级(列席会议),怎么可能扭转会议大方向?时间上,七月二十三日毛长篇发言批彭,二十六日李锐第一次检讨《简报》刊出,致毛信则在三十日。指李锐“揭发”造成转向,还有一点逻辑否?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纵有隐己之恶(急于辩解、洗脱),亦属微疵。尚属解冻期的一九八九年,《庐山会议实录》撩起庐山会议帷幕,对破解毛崇拜、还原庐山面目,其功其绩大大超过那点“隐恶”。

为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戚将大跃进公共食堂的责任推给刘少奇,指刘少奇和邓小平才是“人祸”主要责任人。戚借田家英的口──他在私底下还对我们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身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活,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戚认为邓小平的长项之一是对毛泽东心理的掌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泽东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准。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

戚说邓小平不怎么读书、不讲什么理论,但有概括总结的能力,只要听一遍毛的讲话,便能提钩出要害。

  洗罪、辩解及倒台原因

洗罪、辩解,《戚本禹回忆录》主题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戚文,剑指邓拓“叛徒”。十八日凌晨,邓拓自杀。戚说邓拓的“叛徒”经中组部长安子文核查档案,稿子由陈伯达签发,刘少奇、邓小平审阅,为自己减责。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恐怖,戚为毛为中央文革开脱,指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所为,王任重也起了不小作用。中央文革未同意,毛泽东更不知道。文革初期的抄家、批斗、死人,与毛与中央文革无关,都是偏激分子、别有用心者所为。

对一些无法抵赖无法遮丑的罪行,也做了一点检讨。如承认那篇批判翦伯赞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的自杀“造成压力”;承认谭厚兰曲阜毁三孔,乃中央文革指使。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尤其戚本禹的“滞后”,资讯模糊,吴法宪说毛本还想保一下戚,毛一直十分器重戚本禹。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将姚文元、戚本禹、尹达列为“现在的权威”。江青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锋头一时盖压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说戚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似意“驸马”,引起江青警觉。戚本禹临终喊冤,专写一节“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撮录几节──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戚本禹只知未将上海送至“中办”一批旧刊资料(三十年代江青从影)及时转送江青,引起江青怀疑──竟在收集我的黑材料!至于毛泽东也怀疑他的忠心,戚本禹指认傅崇碧因不敢得罪江青,在毛面前将转移老干部遭中央文革挨批的责任移栽给他。其实,王关戚倒台最大原因是将帅对文革的强烈抵制,“揪军内一小撮”引起军界恐慌,老毛只好借文革标志人物王关戚的“头”示慰将帅,以稳军界。戚本禹不从政治大前提考虑倒台原因,只能说他到死都未读懂老毛、未读通中共政治。

读毕戚书,深感毛共独霸下“春秋无义战”,各为己利,相敌相斗;“三亲”叙史,百说纷歧。史家履此,必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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