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 新极权下没有所谓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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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雅鲁泽尔斯基曾下令镇压团结工会,实施戒严,几年后,在苏联公开性浪潮和国内抗争的压力之下,雅鲁泽尔斯基又与团结工会等组织就普选展开圆桌会议,最终,1989 年 6 月 4 日,波兰举行自由的议会选举,共 产党人惨败,1990 年,雅鲁泽尔斯基也辞去了总统职务,让位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波兰最终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

2016-9-28  来源:口炮党文选集

在苏联和整个东欧的转型中,波兰无疑是相当独特的,既不同于前苏联,基本由前共党官僚出任转型后的政治领袖,且在民主巩固化过程中出现了多次反覆;也不同于捷克等诞生与突如其来的天鹅绒革命,而是经过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商。

在林茨等政治学者看来,这与波兰独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关,与其它苏东国家不同的是,波兰虽然也是共产党执政,但并非极权国家。

首先,与其它东欧国家不同,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一直保留着土地私有化,并未完全实行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个体经济在波兰的农业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重。

其次,因为历史的原因,普世天主教会在波兰也一直维持着存在,1978 年,来自波兰克拉科夫教区的总主教沃伊蒂瓦继任天主教第264任教宗,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作为第一位波兰籍教宗,对波兰的社会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每一次作为教宗重返波兰主持弥撒,,都不啻是一次宏大的社会动员,同时也是社会力量的展示。

我的朋友贾葭、慕容雪村和安替曾在几年前拜会过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当然也试图请教波兰转型经验,能否助益于大陆,不料,瓦文萨开宗明义地说:“亲爱的小伙子们,波兰转型对中国没有借鉴意义”,“谢天谢地,教宗是个波兰人”,对此,还能说什么呢,除了像安替那样回应一句:“God bless poland!”

正因为波兰并非极权国家,社会力量的发育才有了寄托,波兰也才会先于其他苏东国家出现了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并拥有与政权抗衡的力量。

大陆市场化改革之后,民众在人身、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都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使得大陆社会的面貌脱离了原有的极权体制,也因此,许多人寄望大陆也能够出现公民社会的发育,进而形成类似团结工会这样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和平转型。

简单来看,这一图景似乎并非面壁虚构,有限市场化确实带来了若干有利与社会发育的元素:新兴社会阶层、市场化媒体、法制的形式化完备、以及互联网空间的壮大,依托上诉因素,普世自由化观念也得以逐步传播扩展,法制维权活动崭露头角,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意愿开始萌芽,因此,受上述现象的鼓舞,一种乐观的想像也开始浮现:期望在民间的发育与当局的容忍之下,通过良性的官民互动,逐渐实现民主转型。

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上述图景很快就被证明为过与乐观,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当局加强了对上述所有层 面的管控: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空间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整肃,法制维权和 NGO 活动,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局更尝试通过两新党建等形式,加强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吸附和控制。

当局的这些打压和控制措施,在一些人的简单化的思维中,似乎只是执政者政治思维的僵化所致,只要执政者转换思路,,述乐观图景依旧有展开的可能,这也是许多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执着于寄望乃至劝勉最高当局的原因所在。但是,仔细回溯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现,这并非仅仅是执政者政治思维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入的结构性因素。

大陆市场化改革也被称为边缘革命或者增量改革,首先表现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商经济、乡镇企业和沿海经济特区等等,与此同时,体制为也作出了相应的变化,在部分乐观者的看法当中,增量改革最终会进展到存量部分,改革也就因此进入了「攻坚」的深水区。

但在现实进程,事实却恰恰相反,体制存量部分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而是利用了增量部分的成果,以一种变形调适的方式重新强化巩固了体制,具体而言,不仅党政军等职能部门几乎未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在经济上,保留了对核心部门的控制,并通过金融等手段从增量部分吸收养分,做大做强乃至国进民退;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维持原有的垄断事业体制,但又引入所谓的市场化机制以发展壮大。

同时,增量改革的经济成果也壮大了体制的财政能力,支持体制重新强化对社会的各种控制。与乐观者的预期相反,增量市场化改革并未触动体制的根本,反倒是体制通过一种具有韧性的调试,既包容了市场化改革,同时依旧维持着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控制。

正是因为体制保持着这样的全面控制,曾经被认为有利於社会发育的乐观元素,不仅难以持续发展壮大,反倒总是得而复失。以市场化媒体为例,因为要面向新兴社会阶层获得市场回报,部分市场化媒体曾具有相当的自由化倾向,但是,在垄断性事业体制之下,市场化媒体的存在离不开对体制的依赖,也无法摆脱体制的直接控制,且最终只能屈服于体制的意志之下。即使是更市场化的互联网空间,在管制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压力之下,也同样难逃类似命运。

大陆的有限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改变体制的全面控制属性,与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威权图景相反,大陆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新型的市场新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民众确实获得了人身、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一定自主,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但是,这一社会空间本身却匍匐在市场新极权的控制之下,并不具有持续发育的可能。

在市场新极权的全面控制和持续压制之下,通过社会发育以壮大公民社会,进而推动渐进转型的图景越来越显得虚幻,不过,历史并不会终结,在 1980 年代的东欧,波兰因为其非极权属性,通过圆桌会议等方式实现了转型,而在另外一些共产国家,则通过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聚集等方式,以或天鹅绒或暴烈的方式,实现了转型。

这表明,取消权利和全面控制的极权体制,从根本上有违于民众的意愿,即使没有持续的社会发育,内心的反抗却不会停止,当特定的机遇窗口出现,历史就将迎来不可预期但又不可避免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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