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 “中学生”要再次让中国倒转乾坤|中共若成功 宪政黄粱梦(1)|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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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5-5-5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9-26

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在中国,宪政转型处於什麽节点

要谢谢何频兄给我提供这个与大家见面交换意见的机会。他刚帮我出了这本书──《中国宪政转型》。我应该把书拿来,给每人一本批评指正。可是我从澳大利亚先到了国内和加拿大,能带的都送了国内朋友。你们诸位,我回澳大利亚以後还可以寄过来,弥补我的过失,请包涵。

现在藉这个机会谈谈我思考“中国宪政转型”的一些心得。这个口号,始作俑者是陈子明,在1989年前後,就已经把这个课题提出来了──虽然不那麽直截了当,但是,至少在90年代末,中国民间就很明确地把宪政转型这个课题,放进中国政治变革的蓝图里了。我要向各位讨教的,就是中国宪政转型现在处於哪一个节点上?我们能做哪些事情?

我原来是读中国现代史出道的。要知道,宪政运动在中国现代史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深深地卷入了1930、1940年代的宪政运动──从1939年到1948年,整整十年,它是中国宪政运动里一支很大的、把这个旗帜举得最高的、把这个口号喊得最响的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60年,将宪政运动彻底打断了,我们现在还得回过头来重返这个课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滑稽的黑色幽默。

现在怎麽看中国宪政的行程呢?我们要做一个判断。我研究中国现代史以及当代史,一直在使用一个框架,就是极权主义分析框架。1949年,中国政权的转变,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取代了一个正在走向宪政的威权主义政权,这是中国历史脉络中一个大变故。在那个国民党威权政权统治下的中国,有市场经济,有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有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有对世界文明、西方文明敞开胸怀的风度,有极其丰富的多元文化……,都被夺得江山的中共极权主义政权毁掉了。

从现在倒回去看,极权主义持续了大约3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後,中国进入了一个後极权时代──共产党严密控制整个社会,极权机制不断削弱;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他是试图开历史的倒车,把这个後极权再拉回到极权主义的那个阶段去。我基本的思路,就是这麽一个框架。

在我看来,“文革”中国的十年,是人类20世纪极权主义的顶峰。中共党国的整个统治方式,就是把这个很邪的极权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权体系,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文革”是人类极权顶峰

回过头看,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总结极权主义一些根本性标志,都是在“文革”中体现得最典型。那是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没有任何授权和制约机制、全面垄断所有资源的党国极权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超过所有国家,党组织渗透到社会每一个基层细胞。而且,这样一种体制,还有全民信仰的意识形态在支撑。

在那个时段,毛泽东思想或马列主义在中国人中的那种信仰深度,无与伦比──现在要比的话,可以跟北朝鲜比,但北朝鲜的“主体思想”是小规模封闭;在那麽大的中国,这麽一个马列毛思想体系得到全民的迷信,包括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一些硕学鸿儒,他们也真的信服毛泽东这一套东西,思想改造的成功也是登峰造极的。

再比如说,全民崇拜一个领袖,是真正的发自内心地对毛的个人崇拜。毛所实行的当然是恐怖统治,但极权主义也提供一个乌托邦,一个美妙无比的天堂。极权主义乌托邦里,永远是不能接纳某些群体居住的,或者说,它必须以灭掉某些群体为前提。

例如,德国法西斯主义是要灭掉犹太人和支持犹太人的人;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要灭掉各种“阶级敌人”,还有帝修反。这个乌托邦本身就是包含着大屠杀的,必须清洗掉一大群人。“文革”做的就是不断地清洗,“敌人”的边界非常模糊,随时都可以把你划到“黑五类”、後来是“黑七类”,“臭老九”,“黑十类”,这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大清洗。


冯崇义教授。

再数下来,就是党国对社会资源、对人民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到了“文革”时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要把法权──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在人类现代历史所树立起来的最根本的东西,全反掉。

中共党国当时在经济上“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当时根本没有什麽“资本主义”,所要割的“尾巴”,不过是私人多养几只鸡、几只鸭而已。中共党国控制人类生活、对个人生活资源,达到了那种程度,苏联东欧的极权主义政权,都达不到。无论哪一条──从政治控制,到思想控制,到经济控制,都是登峰造极。

到了“文革”结束之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我们中国人常用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实体,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分别从这三大块来考察,有助於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种从极权到後极权以及宪政民主的转型图景。美国林兹(Juan L. Linz)等学者将“多元因素”的存废多寡作为区分政权类型的关键指标,很受用。以“多元因素”的存废多寡来分析从极权转变成後极权,一目了然。

上面已提到,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极权主义的一统天下,消灭了所有多元因素,社会三大块整体上都是一元化:政治一元化、经济一元化、思想文化一元化。“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是後极权社会。政治一元化基本上保持下来──我讲“基本上”,就是因为一些社会组织资源已经不完全受党国的控制。但是,在政治上党国还是不允许任何政治反对派的生存,容不得任何合法的政治对手。

可是在经济上,当今中国绝对是“半多元”,就是在“体制外”允许个人独立,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思想文化上也是“半多元”──马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版图已是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中学生”要倒转乾坤

我特别看好我们民间的自由主义阵营。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中国社会里紮根,而且不断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共党内,直达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等有识之士,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异端思想、甚至拥抱宪政民主观念。自由主义理念现在藉助互联网,更是如虎添翼、势不可挡。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就要重演“苏东波”,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那样改旗易帜。

苏联东欧的後极权社会从反对斯大林开始,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修正主义”,就是他们的後极权社会。後极权社会在苏联东欧都演变到今天基本上是民主社会,尽管从後极权社会脱胎而来的民主,还有很多欠缺,不很完美,甚至在一些国家如俄国,还有走回头路的现象,但整体上它是向民主社会的演变,是从後极权到宪政民主的演变。

中国民主化进程因为1989年的残酷镇压而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民主化进程并没有中断,总趋势没有改变,特别是中国民间的变化很大。当今中国社会,宪政民主变成了当今中国公民的基本选项。一旦他们有机会选择,他们就再也不会选择一党专政了!一党专政成为被排除的政治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崩解、崩溃了。

在这个节点上,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走回头路,他要重建党国意识形态,重建已经崩解的个人崇拜,重建这个党国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特别是他认为已经失去了阵地的互联网。在讲到政治江湖的时候,我很强调到互联网的作用。我这次途经北京时就互联网的功能跟朋友们发生争议,到前几天的温哥华会议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公民社会的功能?

在当今中国的後极权状态下,执政者不允许全国性的、有形的反政府社团组织存在,但是他们灭不掉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承担了全国性组织的很多功能,包括社会动员功能,互相协调的功能,自我启蒙的功能……,都藉由这个平台在做。党国一直在打压它,这种打压,在江、胡政治维稳时代,显得力不从心。官府和民间的权力博弈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网络时代,政治学界将权力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就是决策权、议题设定权和偏好塑造权。在网络大V大行其道的时候,大V常常可以设定议题,逼党国跟着走,不断被动地回应和围堵。此外,人们的信念、信仰和偏好(preference),包括政治偏好和社会生活偏好,也被互联网所引导,被网络意见领袖左右。


冯崇义着《中国宪政转型》。(明镜出版社)

可以这麽说,藉助互联网这个神奇工具,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能够全面地影响国民的信仰和政治取向、道德取向。最核心的当然是促使公民意识或说权利意识的全民觉醒──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所以习上任以後呢?他要把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阵地,向公民社会开战,要夺回来。包括军方直接上阵,要打“上甘岭战役”──用的词都是全部是兵家用语:“敢於亮剑”、“守土有责”、“夺回阵地”……,这两年多来,他们真的频频得手:微博大V基本上消失了,微博政治功能这个“武功”基本被他们废掉了!网络意见领袖被从微博的公共平台、公共空间赶出来,赶到了微信上──你们聊天去,不允许在微博公共平台评点时政。

中国的事很纠结。我们是从极权主义走过来,走到後极权,从常识上讲,它下一步要向宪政民主转型。突然又出了这麽一个人,他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他後来那个“工农兵学员”,再後来那个“在职博士”,都不是正规系统教育──他突然好像就可以扭转乾坤、可以将时针转回去,实在不能低估。

我跟博树一直讲这个事:搞极权成功的狂人都是中学生!(众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恰恰是中学生,才有这种藐视全球伦理、藐视人类知识体系、公然挑战人类普世价值的勇气,无知者无畏嘛,这个厉害!

如果他对现代文明、对现代知识有系统地学习,他会对人类从专制灾难中学到的历史智慧、对人类基本价值,有起码的谦卑、起码的敬畏。但是中学生脑袋里就没有这些,特别是从小受封闭的党文化的浸淫,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及认知错乱,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

极权主义的勾引力很强大

另外一点,我不久前跟孙立平教授私下交流时,我们俩有深深的忧虑,就是这个极权主义的诱惑。德国人在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他们喜欢用一个短语,就是“极权主义的勾引”。极权主义得以流行,是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成功勾引,不是纯粹由一个中学生强加给一个民族,而是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拥抱它。

网上时常流传一些视频,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现在有一大批人──那绝对是法西斯分子,在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宣传中如痴如狂、热泪盈眶。他们认为终於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新的领袖,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把美帝西方踩在脚下──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激动!极权主义的“崇高”诱惑相当厉害。

极权主义许诺大众平等、万众一心、整齐划一、清廉朴素、方向明确的社会,比起威权社会或者後极权社会里头的那种无所适从,那种混乱不堪,那种人欲横流,显得特别崇高,对一些不满现状而又充满嫉妒的愤青愤老、一些不屑於“低俗生活”的“红二代”、一些视国家荣光高於公民权益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些不相信民主而只期待英明领袖的“人民”、一些被党文化洗脑而失去基本判断力的“先进群众”,勾引的力量很强大。

但是,在当今中国这个节点上,我们要看到社会基本面,就是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条件,按照我们先辈李慎之的话讲,已经熟烂了熟透了。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苏联东欧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时候,不要说市场经济,连像样的个体户都没有。我们中国现在至少有了“半市场经济”;苏联东欧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现在我们民间则有这个跟党国抗衡的第二平台、思想平台,现在国人的公民意识、公民权利意识,通过互联网传播得这麽普遍。

从这些意义上讲,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我还是坚信,中国社会的根基已经变了,大趋势是要从後极权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这个大趋势习近平挡不住──一个习近平挡不住,十个习近平也挡不住。

短期上看,一批人接受极权主义的勾引诱惑,支持他又把中国多折腾几年,延缓宪政转型的进程。我这本书的结论是,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早就不是党国体制框架内的改革,而是从党国体制到宪政民主的转型。这是中国百年宪政转型的最後冲刺!

我只是开个头,想听听诸位的高见:民间社会在这个时候,应该怎麽回应,把中国宪政转型向前推进?

(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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