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习近平真的在让原教旨主义还魂|中共若成功 宪政黄粱梦(3)|明镜

16

16.jpg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5-5-5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9-28

张博树(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原教旨主义真的在还魂

我最近正在整理哥大“九大思潮”这门课的讲课提纲,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宪政,形成一本新书,刚刚整完,不久就会在香港出版。在整理的过程中,至少有那麽两三点思考,跟这次讨论的话题是有直接关系的。

其中一个是张木生的东西。张木生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到新民主主义”。原来也只是一般性了解,为了写这本书,我把他这本厚厚的东西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还真有些新的感受。

张木生在他的书里反覆引证他的铁哥们李零。李零是北大的,是古文字、考古、古文献“三古”专家,但是也写过很多杂文。他们“文革”前就下乡,据说那时还是自己主动要求下去的──至少张木生是那个时候下去的,李零可能晚一点。下去以後他们就读书,读了大量60年代内部出版的灰皮书,也读了很多延安版本的马列。

张木生的另外一个哥们叫陈晓农,陈伯达的儿子,他们一起读什麽《论联合政府》啊,《新民主主义论》啊,都是延安版本的,和1949年後出的《毛选》有很多不同,他们读了不少这种东西。我整理他们这些玩意时发现,他们对年青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套价值观,那套观察问题的方法,仍然深信不疑,可谓根深蒂固,到了60岁、70岁也没变。

都是什麽观点呢?一个是“帝国主义就是王八蛋”,无论是过去两千年以来,还是过去五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毒瘤”,这算是一条。当然他们做了很多讨论分析。再一条,是“革命”,苏联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有历史的合理性。两次世界大战逼出了两次革命,革命就是帝国主义逼的,从这里面引申出了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https://hqsb04.files.wordpress.com/2016/09/7bf06-img_1459.jpg?w=323&h=280
张博树

这些东西在张木生的书里反反覆覆地强调,他心里是不是真这麽想的?──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的“面具行为”、“剧场行为”越来越厉害。毛泽东那个年代,不管是愚昧也好,是原教旨主义的那种信仰状态也好,你可以说那个社会相对还是一个真实的社会。

80年代以後,“文革”破产了,过去意识形态那套东西也破产了,但是口头上你还是要讲“党国”的那一套语言。所以邓後的江时期、胡时期,中国基本上是个“面具社会”,官场上讲一套,私下里是另一套,嘴上是一套,心里是一套。

但是习上台以後呢?就是刚才他们两位提到的,新极权主义时代有这麽一个特点:似乎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在恢复,而且这种恢复,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就回到刚才我说的张木生那本书,他跟李零等人二十来岁时建构的那套玩意,当时相信那个东西,到现在仍然相信,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反反覆覆讲这些玩意。

这套东西是不是构成了今天习的新政权认知上的某种基础,或者至少提供了某种可以参考、可以吸取的资源?习固然并没有全盘接受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的建议,对此张木生、刘源可能还有些失落感,但仍然抱着“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之类的观点,用这个东西来观察世界,却是此类“红二代”的某种共同认知、共同心态,所以要反宪政,批普世价值,要用“东风”压倒“西风”。我在看张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这真是惊人的历史反覆!尽管这次反覆,历史笑剧的成分更多。这是一类。

有人帮习提供新极权论证

我列举的当代中国九大思潮里还有另一种类型,刚才两位也提到,像甘阳和刘小枫这样的人。刚才夏明讲了很多卡尔·施密特,刘小枫那篇东西,前两年引起巨大争议的“国父论”,他引证的理论基础就是卡尔·施密特。刘说,我们中国走了一百多年了,现在面临一个什麽问题呢?这一百多年到底怎麽评价?现在还搞不清楚。

过去人们用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国的近代史,所谓“百年共和”,但启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为什麽启蒙有问题呢?他就引用了卡尔·施密特:人类是需要一种“神性”的,他所理解的“神性”,就是需要主人,你光靠大夥自己那麽折腾,不行。

“人民民主”最终仍然需要一个“主人”,由他做出“决断”,而这个“主人”,在卡尔·施密特那里,又是和主权问题扯在一起的,和“主权者”扯在一起的,这又有些霍布斯的味道。所以就刘小枫而言──当然刘是中国学界有名的狂人——他这套东西,所谓“国父论”,最後的结论就是中国今天仍然需要强人,民主那套东西是不行的。

刘对此做了一些学理上的论证,就如同李零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些学理上的论证一样。刘甚至对毛有些惋惜,因为毛晚年还是想搞“人民民主”,这不还是启蒙的原则吗?真正的“强人”、“国父”用不着搞这些玩意儿。

我说这些是什麽意思呢?假如我们把习上台以後的这两年多定义为一种新极权主义的话,他还真不是脑袋随便拍了拍,纯粹是一种“二”的结果。不完全是这样。当然习有“二”的成分,用北京话讲就是有股子“愣劲儿”,自己未必读过多少书,但有这麽一帮人直接或间接地在给他提供论证,这些人里面,有些人可能更真诚一点儿,有些人则是投机性的。

甘阳也如此,甘阳这些年影响最大的不就是那个“通三统”吗?“通三统”实际上是要树立一个“新”的文明观。普世价值是什麽?普世价值不就是学西方那一套麽?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东西,干嘛非要学你?中国的东西在哪儿呢?两条,我们自己有、别人没有的就两条:第一条,儒家,两千年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明,这是西方没有的,对吧?还有一条,社会主义,你西方是资本主义,中国20世纪搞的是社会主义。

所以这是甘阳一定要给毛泽东那个年代“正名”的东西……,(陈小平:社会主义怎麽成了中国的东西了呢?这我就纳闷了。社会主义不也是西方的吗?)他就讲呀,毛泽东那个年代有很多好的东西呀!他就这麽解释呀!这个“通三统”,是把哪三个东西统在一起呢?

一个是毛泽东──他的理解,毛泽东时代最珍贵的遗产就是社会平等,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讲效率,然後再加上原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那是我们的根,他要把这三个东西“统”起来,这就是甘阳的“新”文明观,这个文明观的核心,是要否定普世价值。甘阳大家知道,他在80年代是自由派,90年代上半期也还基本上是个自由派,他的变化是发生在90年代後半期。

像甘阳、刘小枫这样的,都是在高校青年人中影响很大的人,所谓“大腕”,他们现在的这种变化,令人深思。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来讲,他们其实是充当了一种角色,就是为今天正勃勃兴起的新极权主义提供某种论证,提供某种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支持,不管他们个人是真这样认为的,还是有投机性,总之客观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新极权主义话题要注意的一个现象。习这个“中学生”敢干,这是一方面,还是有一帮人给他做论证,这也是一个方面。

(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明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