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中国经济学家的幕僚情结|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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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在进行这些常识性的基础辩论?

2016-09-29

题图: 中国国内两位顶尖经济学家(左)张维迎,(右)林毅夫。摄:詹敏/imaginechina

中国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大多数都是无效的,是一种头痛医头的辩论。比如眼下看似火热的,由林毅夫与同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职的张维迎,就“国家实行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展开的辩论。诸如产业政策命题,企业家剩余索取权命题,委托代理命题,经济学界早有清晰又周密的思考,形成了一连串完整的经济学追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在进行这些常识性的基础辩论?

经济学家的幕僚情节

恐怕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貌似学术的辩论,双方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给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林毅夫先生是这样,张维迎老师也是这样。说好听点,这是经济学进路的“平天下”意识;说难听点,这是经济学家的幕僚情结。

麻烦在于,当经济学家辩论的时候,他们想象中的听众,是那些有经济决策权的党政官僚。这些人到今天为止,真的完全不理解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常识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产业政策的经济学陷阱吗?且不说陈云时代的经济官僚就意识到了市场的平衡性,今天党国的经济官僚们,很多人事实上都是系统学习过古典经济学的。

问题显然不在于经济学常识的熟练程度,而在于经济官僚们的观念偏好,在于他们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官僚们的某种复杂的人性秩序。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在经济人的主观偏好上,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僚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官僚们偏好的是政权稳定,经济学家偏好的是市场繁荣,双方的目的导向从来没有对称过。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常识的重复宣讲,其意义极其稀薄,相关讨论也是聊胜于无。林毅夫老师深谙这个局面,他知道官僚们的主观偏好是什么,所以他如鱼得水。张老师知道吗?我想是知道的。知道了,还和林老师展开这么浅层次的讨论,这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喜欢张维迎老师那些直接批评政府的经济学言论,不喜欢他和经济学家貌似学术批评的辩论。还是杨小凯看得明白:经济学家如果明显忽略常识,那一定是良知出问题了。

隐蔽的“观念秩序”

这里的良知,我理解为一种先验的观念秩序的错谬。

这是比较残酷的局面,华人经济学家,要么就像林毅夫先生,李道葵先生一样,去做幕僚,要么就像杨小凯一样,致力于专业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你不能对着一群主观偏好完全不对接的官僚们宣讲经济学常识。他们的经济学错误必将换来经济学的悲剧,这个悲剧到今天是如此醒目,然而他们竟然不承认。那些有着古典经济学趣味的经济学家,那些试图尊重常识的经济学家,你们何必要把金环强行戴在猪鼻子上呢?

所以,必须要再次强调主观偏好这个重要的命题,只有这个重要的经济学范式,才能解释林张之争。林毅夫教授的学问体系,尽量对接中国政府官僚的主观偏好,张维迎教授则不对接。这种局面下,林毅夫教授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的奏折。张维迎教授的学问也不是学问,因为他总是想让政府官僚倾听他的经济学建议,这偏离了经济学作为一门思想科学的纯粹性。

多想想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吧,真正的经济学家,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找不到饭碗,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你不能一方面拿着政府的工资和奖金,一方面给他们提出一些不顺耳的意见。你这是低估人性。常态下,一名中国官员一旦权力在手,他不仅马上变得飞扬跋扈,而且他会马上变得真理在握,什么政治学家,什么经济学家,一切专业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眼里都不过是门下走狗。

但是总有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自己金玉良言,历朝历代都搞什么冒死进谏的游戏,据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经济学家所学完全来自西方经济学,然而一旦回到中国,也是迅速把自己降低到了为官僚们服务的水平。

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高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的影响力,这是经济学家对观念秩序的无知。康德说过,在新知识涌现的命题上,已有的思想和已有的知识是无效的,知识和教育对人性的影响力极其微弱,思想家的创新因此变得极其困难。这一切都取决于观念和习惯的隐蔽的秩序。如果观念秩序不先验给定,经济学的常识就会可有可无,再强大的知识体系也敌不过人性的观念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林毅夫教授是聪明的,也是狭隘的。张维迎教授是急躁的,也是平庸的。

林毅夫的“委托代理”,忽视政府之恶

当我们讨论经济学常识的时候,所谓的先验给定的观念秩序,到底是什么?

以林毅夫先生所倡导的产业政策为例,人们思考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时,必须要对产业政策的推动者,也就是政府,有非常清晰的边界界定和人性辨析。

政府从来都不是由天使来组成的,政府官僚从来都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制定任何产业政策的时候,都肯定会用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对政策进行过滤。如果要产业政策足够有效,那么必要的前提一定是:政府官僚都是天使,政府从来不会出错。如果政府有错,如果官僚们不是天使,那么林毅夫先生对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解释,就不再是经济学的常识命题,而是严重背离了先于经济学存在的关于人性的观念命题。

政府从来不会出错吗?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说过非常残酷的话语,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万恶之源。但林毅夫先生似乎不思考这些命题,他所强调的“委托代理”命题,也存在这方面的巨大误区。

委托代理的观念前提,是对博弈双方的充分不信任,甚至是对市场任何一个主体的充分不信任。一个同时经营猪肉和猪肉包子的企业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的肉包子的质量问题,这源于对人性的充分不信任。一个政府一方面管理市场,另一方面经营国有企业,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政府的伦理水平与利益偏好。因此,必须通过第三方力量的参与,用一种委托代理的方式,减少猪肉企业家和政府的作恶概率。

CBD光鲜的高楼和昏暗的下水道,不能由政府部门一家操作,因为政府部门只关注看得见的高楼,因此必然会对看不见的下水道敷衍了事。在这里,一个看似是经济学的命题,已经转换为人性的幽暗意识命题。林毅夫先生用委托代理理论,为他的国有企业制度框架辩护,他的观念秩序前提显然是认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从来不存在人性的幽暗性。

这是一切无知之中最大的无知。

经济学家忽视的伦理面向

以张维迎先生反复强调的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为例,的确,企业家的产权命题和创新命题,都直接源自于剩余索取权的正当性,这是再正确不过的经济学常识。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呈现为财富与伦理的双向建构,他的要义在于,作为丰富的人性的载体,企业家必须在利己、利他和无偏差的旁观者等三方共谋的秩序下,建构企业家自身稳定的伦理学体系,确保企业家作为一名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拥有均衡的伦理秩序,并由此最小化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下的企业家并不是一个相对均衡的伦理学载体,那么,政府官僚,林毅夫和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都有理由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水平,提出有效的怀疑与批评。尤其是政府,它就有理由抢占道德伦理高地,为它们的国有企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寻找依据。

事实上,林毅夫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建言,其理由就在这里,他对中国私人企业家的伦理秩序和交易费用水平不信任。相比之下,由于他高估了政府的德行,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也有能力建立起一套高水准的国有企业生态,并冠之以结构经济学的名义,试图通过结构谋求一种市场的改进与均衡。

林毅夫先生的辩解有道理吗?短期来看,显然是有的,因为在可见的事实上,中国当代企业家普遍以金钱为偶像,崇尚奢靡的生活,迷恋官商结合,放纵人性之恶,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指望这样一群有奶就是娘,对公共问题麻木不仁的人群去建构这个国家的市场秩序和创新秩序,林毅夫们有理由不信任。

所以,当我们把问题的辨析推进到这一步,人们所讨论的,就不再是一个常识层面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先于经济学的伦理学观念秩序问题。

实话实说,国内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对伦理学的意义不屑一顾,他们对斯密的《国富论》顶礼膜拜,但对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阅读,却是几十年不得要领。他们推崇的是安兰德(Ayn Rand)放大了人的理性自负的自由主义,鄙薄的是康德有上帝绝对命令参与的自由主义。

必须再次强调,这不是经济学的常识问题,而是先验给定的人性观念命题。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缺席,不是一百年,二百年,而是三千年。林张之争,看似是思想争鸣,其实从长久来看,不过是一出学术相声,两种失败人生。

编按:本文最早以“林毅夫与张维迎:一出学术相声,两种失败人生”为题,刊发在作者微信公共平台“苏小和商业评论”,经作者授权,由《端传媒》转载。

(苏小和,大陆独立学者,著有《百年经济史笔记》《小雅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