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 学历是”中学生”, 极权却非妄想|中共若成功 宪政黄粱梦(4)|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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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5-5-5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9-29

王军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极权并非“中学生”无知妄想

前面各位发言有许多有意思的想法,但习近平不见得是“中学生”。我认为,想搞新极权的这几个人学历上虽然是“中学生”,极权思想却不仅仅是中学生的无知妄想。

极权政治作为一个全球政治现象,有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产生这样一个政治需要的时候,会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制造、注解和传播这些极权思想理论。有的是投机、为极权领袖捧场,有的是自己的学术思想常年得不到重用,终於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想发泄一顿。

这些思想家、专业人士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出现。刚才点到的这些学人,他们可能是为习的东西做一个注解,但这些思想家不是极权政治家,就像思想不是政治实践一样,或迟或早都还会跟他们适应需要的统治者发生冲突,例如卡尔·施密特,也是被希特勒笼络了吧?他战後作为战犯被审判,之所以把他给放了,是因为他说,首先我提出我的理论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是提给魏玛共和国的,要求镇压希特勒,结果你们不用;希特勒上来之後呢,我也跟他有过分歧和冲突。卡尔·施密特最後被宣布无罪。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习近平现在做的其实都还是急功近利的东西。他的想法从张木生的思路吸取的可能更多一点。我觉得,某些服务於政治需要的思想家和学者的思潮与政治之间有些重合,但是实际上这类重合之中不会有太深的东西。张木生的思路更多的是对红色江山的感情,我不知道他推举的李零对红色江山有没有感情,但是张本人是有感情的。

因此,我不主张把学术问题太政治化,我建议夏明教授和冯崇义教授讨论一下新民主主义论,第一那是个什麽东西?第二这个新民主主义方案,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打算实行,毛泽东不犯错误的话,按照刘少奇先生的方针走下去,到底会有什麽问题?

我觉得共产党所做的,人类政治不是没有过这些实践。刚才崇义教授是从宪政框架和极权主义解体的框架结构来谈宪政。最初,我自己在讨论宪政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宪政。现在,我越来越不倾向於这样一个思路,原因就在於,这种思路不能解释人类政治实践的不同道路。


王军涛。(《内幕》记者高伐林摄)

两种方式选择宪政道路

世界上两种宪政道路的选择,一个就是从宏观上,从顶层设计,不管是外来的军事势力强迫的,还是国家自己内部出一个“明君”,都出现一批有识之士、一批精英想搞宪政、改革救国。但从顶层搞设计的,大多数都不成功,包括现代的。最好的成文宪法在南美,但是大家都知道,南美的政治中充满了潜规则,跟中国一样,它不是什麽“宪政”。之所以南美很多“宪政成果”引起了注意,就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吃南美饭的人,欲提升这类没什麽实际意义的宪政模式的意义。

美国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离谱。据我观察,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是一批“小科员”掌管着,包括日常对外援助;还有一批急功近利的想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教授,天天想着要发表文章写书,於是把他们研究的很多课题,变成一种遵循方法得到的成果,就按照那个方法,简单输入一些资料,然後生产一些垃圾,然後就成名成家。他弄完之後,对你真正有现实感觉的人不屑一顾,因为确实在他们这个社会,在英语世界的学术中,他是靠一批关系,但是他的关系中,没有几个人真的像当年的汉学家、俄罗斯专家、罗马法专家,像那些人穷经皓首几十年去钻研一个学问。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搞宪政,有两条思路,一条是顶层设计;还有一条思路就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真正英美这些宪政搞得好的国家,都是博弈出来的,大的利益集团、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在政治角逐中一步一步引进宪政的规则。这样产生的宪政是政治现实,这样现实中的宪政理论才是活生生现实的注解,才有生命力。

我个人原来也采取过崇义教授的思路,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民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灰色民主化》,我说在邓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像是一个dirty(肮脏)过程,不是一个理念上比较“乾净”的过程──由一批人精心设计出一个宪政结构,然後开始搞民主;而是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之後,中国形成了多元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时候,各种力量的博弈,逐渐演进规则。

那个时候,我也联合了一批人,包括陈小平等等,陈子明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合作建立反对派。当时我说,我们要在对政治转型重要的各个专业领域中,比如像媒体、司法、研究智库等等,建立一个领军的精英团队,像我们80年代那样,来触动国家精英的心态转型,进行支持的方案设计和各方面的准备。但是後来这个过程,到了2000年之後几年就基本上失败了;当万源事件出现时,我觉得就失败了,在何频主持的多维网博客上发了文章。我觉得这个失败的原因,就是以为宪政要搞顶层设计;我在纪念陈子明的文章中已说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後来我就越来越倾向於认为,中国新转型的机会就是来自於将来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导致整个社会的力量多元博弈之後,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博弈性事件,像英美这种样式,在逐步的冲突中建立起新的规则──也可能崩溃,这个没有办法,英国崩溃好几次,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200年的宪政史好像就是一个人预先设计出来,没有这个事!凡是搞顶层设计的,都是回归法西斯,比如像日本德国,後来搞宪政。那天陈小平跟我说,有两条路,军宪的路,就是法西斯的路,走不通;那能够走得通的路,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博弈。

宪政转型有三个阶段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认为宪政转型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大规模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後在这个朝廷中、在这个阵营中,分化出一个改革派、一个不愿意镇压的派别。不愿意去镇压的派别和民间的政治力量互动,打开这个体制;第二个阶段就是圆桌会议,各种政治力量坐到桌子边,讨论一个新的宪政结构,第三个阶段,就是在这个新的结构出来之後行宪。中国辛亥革命在前两步都成了,第三步没有成。

按照亨廷顿的二次政党轮替,实际上在国民党获得了胜利之後,袁世凯终止了宪政过程。有人问我,袁世凯终止是不是因为国民党捣乱?我说那也不是,当时袁世凯要搞宪政也可以,因为那时他掌握的权力软硬都比其他政治势力强大。但他是对混乱的局势没有耐心了。

如果认真追究宏观条件,在我们这个国家中搞宪政,我认为比起英美,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是在还没有完成一个社会的国家化、民族国家化过程的时候,有了政治转型机会。胡平讲过共产党後,极权政治转型的中国困境:苏东的国家还没有经济改革、还没有分化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时,它有了宪政改革的机会;但中国却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之後进行政治转型,此时的利益阻力会很大,因为有转型正义的审判使得强势集团拒绝转型。

比较英美博弈宪政转型,我们国家最倒霉的是,在宪政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好地整合的政治社会,社会已经国家一体化了,从这样的一体化社会中你再分化出一个多元经济-政治利益结构作为宪政的基础,这很困难。因为,宪政本质上是多元政治机构和势力间的相互制约。

宪政中的议会、法院、大学、教会、经济组织以及地方自治政府,都是长期演变形成的独立力量,在宪政前的英美国家中从来就没有被国家整合起来过。他们的前宪政社会在宪政化中演变出一个公民社会,对国家进行社会制约,而国家则是他们在建构一个政治社会时,建立机构间相互制衡的机制;而我们中国呢,是要从一个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对公共资源高度垄断的、社会国家化的地方,再分化出各种力量,这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精英、老百姓,包括现在很多主张宪政的人,他们口里说的是“宪政”,心里想的还是一体国家化。

站在政治社会是大一统国家整合,还是多元有限政府这两种理念冲突的角度,才能够理解西方的左派右派冲突的实质是什麽。左派说,为什麽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社会主义的起源是启蒙学者?因为启蒙学者就想藉助国家权力(皇权)推行新的思想教育,来推动社会进步。一直到後来的列宁,都想通过──包括崇义教授讲到的,极权主义的一个典型领袖,都以为他掌握了改造社会的计划,想通过国家主义的工具强制推行。现在西方的左派,意识到国家做不了也不该做这个侵害人权的宏大计划,但是他要用国家作为工具去改善社会福利。而右派不相信这个,他主张把这个改造社会留给公民社会自己去解决,通过讨论、实践来解决;国家权力则是要限制的。这个左右冲突就是政治学上的主要分歧点。

破局和圆桌会议最关键

回过头来看,将来我们中国宪政转型最大的难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现在习想重建党国极权,不是没有他的依据,因为中国前宪政的政治社会已经是国家一体化,因此大政府甚至党国体系都是有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辛亥革命建立第一共和之後重建皇权,袁世凯试过,张勋试过,最终失败是失败了,但我们中国浪费了好多年时间,白耗了很多的努力,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破局後能否谈判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将来如果冲破共产党的专制,破了局之後,各种力量坐到桌子边上,能不能讨论出一个新的宪政结构?这是第三波民主化中很多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一个课题。中国第一共和虽然谈判出新的宪政结构,但却没能有效运行,最後,在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中回归反宪政的大一统政治社会。

所以我觉得呢,在座的学者和专家还是眼光放远一点,我们现在开始应该讨论新的宪政结构是什麽?博树在这些年写了好多书,虽然在怎麽转型破局这上头,我觉得博树还是有这个顶层设计的思路,从这条思路,我刚讨论过,建立真正宪政的可能不大,但是将来一个宪政结构肯定是一个关於国家的设计──它一定就是一个理性的方案,这个应该没有错。我希望学者如博树、滕彪你们将来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些准备,多想一想。不过,这个东西最终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各种力量谈判出来的、博弈出来的、冲突摩擦中建立起来的。

最後,我想强调两点。第一,从博弈的角度来说,现在要摧毁一个想建立大一统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企图,不管它是什麽东西,是政治的还是思想的,是学术的还是观念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应当把这个挑明了;第二,一个关键是圆桌会议,如果在座的真想影响中国未来进程的话,进圆桌会议很重要。不然的话,你说别人愿听就听,不愿听就不听。

我之所以这些年在政治上做了一些大幅度的调整──我记得在调整期间我跟刘晓波交换过看法,晓波说,军涛你可在这条路上走了20多年了,已经是一个象徵人物了,你这麽转变的话,你考虑过将来没有?这个我想好了,我说中国将来一定是大规模政治风潮把这个制度结束掉。这个风潮冲垮专制後,马上就有各派力量讨论建国。那时,冲垮专制的力量会扮演重要角色,现在需要有人开始准备,让政治光谱的各方面都有讲理的坐在那里。专制之後是宪政建国还是回归一个大一统的新专制问题,取决於那时的博弈。现在看顶层设计转型越看越不太可能了,但我我跟晓波当时讨论说这话的时候,是2006年,我还觉得可能──那个时候还看不出来,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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