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比过去小多了|中共若成功 宪政黄粱梦(6)

9

9.jpg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5-5-5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10-1

民主转型机会变小了

我接着冯崇义的话讲,今天的中国,不光是习近平掌权之後,就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前的中国,无论从私有经济所占有的比例来看,从意识形态掌控的宽松度来看,更不用说互联网的发明,显然要比1989年之前有更大的进步,和苏联东欧在转型之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我认为这些指标其实都不重要,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现在比1989年以前的时候要小得多,也要比苏联东欧那个时候要小得多,所以我觉得上面所说的那些指标都不是特别重要,相反,有时候缺少这些指标,反而倒使得中国改革的动力更强大,共产国家的转型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所有苏联东欧的转型,我讲了很多次,都是在没有或者缺少那些通常认为的前提条件,例如市场经济、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情况下发生的。像蒙古,当它转型为民主的时候,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市场,甚至连到西方的留学生都没有,什麽都没有!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向民主转型的那些所谓“前提条件”,通通都没有。但是蒙古说转就转了,转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容易。

那麽问题就是,共产党国家转型有个很大的特点,它很大程度上,转型的动力是来源於它自己的失败,它过去的那套政策失败了,而且失败得特别惨痛,特别全面。我觉得拿中国来说,前30年政策失败,我觉得真是很少见的:一个制度建立了30年──还不到30年,就全面失败:且不说三年大饥荒,在“文革”後期,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就是到了“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文化上教育上一塌糊涂;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几乎波及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党的官员队伍,他们所受到的打击和折磨,也远远超过他们在掌权之前。所以到了毛泽东晚期,你很难找出中国的社会阶层哪一个是既得利益阶层──根本就没有这个阶层!谁都处在受迫害的阶层。


胡平

所以这就是为什麽“四人帮”一抓住,举国都欢庆,人人都觉得是个好事情。失败得这麽彻底,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改革,各种人都觉得有改革的必要。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当时的世界是处於民主国家一派欣欣向荣,那麽多年经济上搞得非常好,社会福利也比共产党国家好得多等等,对比太鲜明!其实不谈外面的挑战、外面的刺激,单单是内部,他们自己出的事,就已经足够促使其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一种需求,去要求政治改革的道路。

从恐惧中内生自由主义

就像我讲过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是内生的、是自发的,不像是梁启超胡适他们那一代,他们那一代是学来的:原来是念四书五经,从来不知道还有那麽个东西,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原来的那个制度有什麽不好。然後睁眼看到了世界,到了海外之後,才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天地果然比我们的要好,然後才有了学习的愿望。

而当代不是这个样子,更大的是极权压迫本身,使得内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动。在这一点上,中国这次变化倒是和西方当年自由主义的产生有相通之处,西方自由主义正是这麽产生的。

美国的政治哲学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有篇文章,“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上:恐惧政治迫害,就想免除这种政治迫害。她谈到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是後宗教改革的产物,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宗教迫害,尤其是新教,加尔文教虽然很多方面比旧教有先进之处,但是加尔文教一旦在得势之後,它对异教徒的迫害更严厉、更凶狠。到头来反而促成了在新教统治地区产生了一种强大要求宗教宽容的思想。

所以我们後来看到的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宪政民主,首先都是发生在新教地区。而新教本身一度是非常残酷的,加尔文教整起人来实际上比旧教还要狠,但这样一来它就物极必反,反而使得很多人包括新教自己的教徒,看不惯那种事情了。他们觉得我们宗教是要讲博爱的,怎麽同时又做出这麽残酷的事呢?一方面,作为虔诚的信仰者,他们对信仰的纯洁性有高度要求,觉得排斥异端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同时呢,对异端的打击使得很多人遭殃,很多人受了那麽大的罪,折磨得那麽残酷,又使得那些信徒良心不安,和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格格不入。他们觉得,我们基督教是讲究良心、同情心、博爱的,怎麽对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这麽残酷无情呢?不应该啊。违背了我们的博爱精神了啊。这样在宗教历史上,才产生了宗教宽容的思想。

相反,在没有进行宗教改革、没有新教占上风、没有那麽严重宗教迫害的地方,反而没有产生自由主义。恰好是在宗教压迫最强的地方,最先出现了自由主义。荷兰也好、英国也好,都和这个背景有关系,那就是所谓“物极必反”,两极相通。

共产国家也是同样的情况。像共产中国,“文化革命”、政治迫害广泛到那样一个程度,几乎一半人都挨了整,文化人就不用说了,所有的老革命、共产党官员也都挨整,这麽一来,就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要求,就对自由、对宽容就有很切肤的感受。这和他们以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自由”,感觉就不一样。

习父的主张相当自由化

谈到习近平,我看到《炎黄春秋》上面一篇文章,说他的父亲习仲勋主张要有“不同意见保护法”。他说我们党过去就是吃这个亏吃大了,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说人家“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很大损害什麽的。他提这个主张,是相当自由化的,在自由化程度上,他一点都不亚於胡耀邦。

那时流行的看法是,是要允许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可什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个东西不好掌握,我要是提出不同政见,你就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作有罪没罪的标准。应该说,不管什麽样的观点,任何不同的政治观点都应该宽容,而不能说“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

过去共产党也一直说是“主张言论自由”的,但是它强调不能给“反革命言论”的言论自由,不能给“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以言论自由,到头来把所有的自由言论都剥夺掉了。

如习仲勋这麽一种主张,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来自他长期遭受迫害这麽一种切身感悟,不是因爲後来他读过几本西方自由主义的书。他想来没读过洛克、密尔,也没读过弗里德曼、海耶克。这恐怕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那些开明领导人共同的心路历程──胡耀邦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他们未必读了多少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经典着作,为什麽在他们执政的时候,就采取宽容的方针。而共产极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一旦停止了对不同意见的迫害,这种制度就垮掉了,就转型了。

在中国和其他共产国家,在80年代都有很强大很猛烈的一股自由化潮流。虽然官方多次压制,但我们看到,每次打压都是虎头蛇尾,越搞到後来就越成了强弩之末。以致於到後来1986年,胡耀邦下台,中共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他们反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那时候他们到海外来讲演,很多留学生开几小时的车赶来,就为了一睹风采。那跟後来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被当局点名批判的人在民间、在海外获得的待遇,很不一样,说明当时整个那股潮流是很难阻挡的。这是就政治而言。

经济改革否定共产革命

从经济上讲,尽管中国的改革在80年代还是局限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一直有所约束,或者用一般的说法:邓小平的改革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可是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其他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一样,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改革公有制、回到私有制;就是改革计划经济、重建市场经济。

而共产党是搞共产革命起家的,共产党使用最残暴手段摧毁了当时的有产阶级,建立起了公有制。因此,当它回过头来要搞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既然你搞共产革命就是错的,那麽建立在共产革命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中共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实际上就是不断在给自己拆台,不断地使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消失。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早就看出来了,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那就是说你革命搞错了嘛!一个山西老农民讲过一句话:“邓小平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不对,很简单嘛!

1985年我去广州参加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讨论会,去了一趟蛇口,见到袁庚。在此之前,袁庚的儿子到北京来对我讲过一段故事。他告诉我袁庚1979年奉命去深圳蛇口建特区,临走之前,他和父亲有段对话。袁庚就是深圳──那时叫宝安县的当地人,30年前他是解放军炮兵团长,是他带着解放军“解放”深圳,就这麽巧。

他儿子问他,30年前你带着解放军去解放深圳,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後你又跑去办特区,把那个公有制再变成私有制,老爸你这辈子是在干什麽呢?当时袁庚一句话答不上来,无言以对,就说:反正不能让中国人老这麽穷吧?

袁庚这种人很清楚他在做什麽,他後来做的事就是颠覆他原来做的事。(冯胜平插话:中国哪一次不是这样?已经改朝换代24次了。)不,改朝换代是否定前人,这次是自己否定自己,是不一样的。

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就讲,老一代的经济学家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情,前半辈子就干怎麽样建设计划经济,後半辈子就干怎麽样解散计划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对这些人来说,他既然知道,所谓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的自我否定、共产革命的自我否定,那麽因此他就不可能同时还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这种想法了,对不对?统统站不住脚了嘛。

因此,如果这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的话,他们就可能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就像匈牙利的领导人就主动改革了,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转型。如果当政者不想主动改革,那麽当社会有了强大的民主运动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敢镇压,他们没有那个勇气。

要用枪杆子去镇压的时候,总要有个说法能说服自己这麽做是对的,而且这个说法一定是领导集团共同的想法才行。如果都没有这种想法了,他们怎麽还能扣动扳机呢?这就是习近平说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没有人去镇压了,没底气了。

共产党过去整人,唯一法宝就是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现在你共产党自己这样复辟资本主义,你自己当资本家当资产阶级,你怎麽还能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去整别人呢?你要整别人你连藉口都没有了。

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本来就是自我否定的性质,起先,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何尝不想跟中共一样,想着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起先搞经济改革,也只想在社会主义框架之下做一点修正,以证明我们还是在继续原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有调整有改变,但基本上是原来那条路。

可是到後来他们发现不行:经济上要成长,就必须把自己原来建立起来的东西给否定掉,就必须把自己原来否定掉的东西再重新恢复回来。当他们一旦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完全失去了镇压的理由或藉口,再也下不了手了。

(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明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