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斧: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世界上最贪腐的模式|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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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如果说中国有这样的经济,实际上是权力说了算,不可能有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交易。这是一种权力经济模本,它正是中国成为世界贪腐最严重国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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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4

近期在中国政界、理论界、经济学界掀起的宣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贬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浪潮中,发表在观察者网上的罗思义的文章《G20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又是一篇“杰作”,值得一驳。

笔者虽然不太懂经济,但仍能感知其文章的某些破绽,想谈点个人看法。

文章题目虽然叫“G20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实际是宣扬“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战略”,“所以,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应发挥决定性作用。”

文章首先肯定,“自2007年以来中国对稳定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中国的作用仍经常被低估。”文章接着说,按照当前汇率总结2007-2015年趋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贡献率则略低于三分之一。因此,按前者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美国的逾二倍;按后者计算、中国的贡献率是美国的逾三倍。

文章然后又说“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是中国和印度,而非发达经济体。”

“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整个G7的近3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贡献率是整个G7的1.7倍。”同比,印度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排在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贡献率排在世界第二位,位于中国之后,美国之前。

“按照当前汇率计算,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占52%,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和印度的贡献率合占40%。按照前者计算,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起来是整个G7的三倍多,按照后者计算,中国和印度的贡献率合起来是整个G7的2.5倍。”

显然,作者列出这些数据和比例是要以此为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等结论作为坚不可摧的基础证据。

但笔者要提出的问题是,即使这些数字和比例是准确无误的,比如说,按当前汇率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美国的逾二倍,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的贡献率是美国的逾三倍,但为什么不提中国的人口数是美国的四倍多呢?如果按人口平均贡献率,美国人均贡献率却可能是中国人均贡献率的三、四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虽然大于美国,但中国人口远多于美国,它对经济成果的吸收量、消费量也大大多于美国,这又作何解释呢?

同样,对印度也可如此类推。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它对世界的经济总量贡献大,而人均贡献量就不大了,也没法同美国比,人多了,消费量也多,人均贡献量就小了。

如此类推,中印两国虽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占52%,但两国人口约27亿多,占世界总人口(按70亿计)的38%左右,它们的人均贡献率就低了,人均消费量又大了,它们也没法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G7比了。

事实上,就目前世界主要富国的经济总价值比,中印两国加起来也比不过美国。著名的《世界财富》杂志于8月23日公布的世界十大富国的财富总值:美国经济总值48.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17.4万亿美元,居第二位,印度5.1万亿美元,居第7位,中印两国共22.5万亿美元,也只有美国经济总值的46%。请问,这究竟是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恐怕连刚懂事的幼童也会知道是谁了。而罗先生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说明他玩把戏的技巧并不高明。

罗先生所谓“世界增长中心现在是中国和印度”没有错。但这能成为中印两国骄傲的资本吗?G20就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吗?就能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吗?这当然不是,当然不能!

第一,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国,也是地域辽阔的世界大国,但它们却被人类近现代文明标志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地扔在后面,直到20世纪末期仍然是经济落后的贫穷国家,只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日益市场化一体化的影响和推动下,才被迫急起直追,才有了今日的经济发展势头。这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

第二,当前两国经济的发展完全是得益于采纳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因而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援助和救助。

众所周知,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统管一切包揽一切,造成了经济的极度落后和国民的极度贫穷,三年之内,饿死三至四千万人就是铁证。正是1978年为了拯救赵家人的统治而被迫实行改革开放,部分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走半私有化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春天,才有今天的增长速度。

印度也有类似过程。印度在1948年独立以后,政治上接受了英国遗产,实行议会政治,经济上却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导致经济长期落后,民生维艰。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被迫废计划经济,改走市场经济道路,果然,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由此可见,两国在本质上都是得益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方式的救助,才有成功发展壮大的今天。因此,它们没有资格而且在道德上也不应该反过来教训先师,贬损先师,抬高自己。否则,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何况,当今的中印两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大大落后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罗先生把印度拉来与中国为伍,用中印两国的经济贡献总量来比垮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别有用心的。

中印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但两国有本质的不同。印度是世界第一大民主国家,走的是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道路,经济上基本是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道路,中国是以一党专政为主的共产极权政治,基本以公有制为主的半市场经济道路。中国至今未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印度则不存在这一问题。所以中印两国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为印度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所以不存在经济发展上的桎梏和障碍,经济一直稳步迅速发展。现在印度GDP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9.8%以上,超过了中国的增长率。而中国因为是一党专政的非民主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半市场经济国家,所以经济发展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近几年更一直处于停滞下滑的道路上,没有回头的迹象。

所以,目前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的差别也证明罗先生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G20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等说法是没有根据或没有说服力的。罗先生拉印度与中国为伍来论证他的结论是有意模糊人们的视线、混淆是非。

第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先生并没有具体定义和阐明何谓“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只说:“印度不断在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正是在效仿中国模式。”印度和中国在1978年至2014年间,“固定资产投占GDP比重分别增长14%和15%,是两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全球增速第二的主要经济体——印度正直接借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思想领导力的突出标志”。

不难看出,罗文所谓“中国思想领导力”就是由国家(政府)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加快和壮大经济的发展,同时引诱和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当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主要的。不看其他因素和条件,一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表面上会一时显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副作用也会很大,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关键是不能脱离市场的需求,不能违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能任由奴力主观操控,不能没有对权力运作的各种有效监督,等等。其实,加大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本身就有违市场经济规律,负面作用会很大。

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中国用四万亿元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表面上避免了金融和经济危机,但现在却露出了它的致命后果。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放在铁路公路和制造业的发展上,由于不顾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权力的主观意志起支配作用,结果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消费量不足,产品卖不出去,造成资金的大量积压和浪费。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2015年的净利润就亏损75亿元,同时负债700亿元。近日不得不与另一钢铁公司——包钢合并,扩建为中国或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这样做也未必能拯救武钢的失败。

最近由山西省长调任交通运输部部长的李小鹏,为了免于日后承担渎职责任,不得不在到任之初就公开暴露2015年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收费与支出两抵仍亏损3187.3亿元的大漏洞,引起全国民众一片哗然和愤怒之声。

类似的事例还举不胜举。请问,这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优越性吗?这就是G20需要的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吗?

然而,事情岂止如此!国家越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就越给那些贪官污吏和无耻商人提供了贪腐和发大财的机会。这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尤其如此。中国现在为什么成了世界上最贪腐的国家,可以说无官不贪呢?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是由国家大规模投资固定资产的国家甚或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它使得所有官吏和商人都可能将无限的国家钱财据为己有。

中国的0.4%的家庭占有国家70%的财富,中国的某元老家族在美国的资产达到4.8万亿美元,中国的高官动辄贪污占国家和私人钱财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正是这种公有制和国家大规模投资固定资产的产物。

罗先生竟然要把这样的思想领导力加诸于G20,加诸于全世界,这对世界的人们是多么可怕的事!如果此计得逞,对全世界的人们又将是多么的不幸!

罗先生的文章然后明确提出,“现在有一种比发达经济体数个世纪以来所运用的发展模式更有效的经济快速发展模式。事实显示,这些最成功的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

罗先生这一观点的具体证据是:“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1989年问世以来,所有效仿或者深受中国发展模式影响的国家,位列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前四名,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从1978年起,中国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与此同时,越南和老挝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逾三倍。”“不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对比鲜明,而且减贫人口数量的对比也是如此。按照世界限行界定的贫困线标准,从1981年至今,中国带领7.28亿人摆脱贫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则带领3000多万人摆脱贫困,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带领1.2亿人摆脱贫困。”“数据也击破了‘资本主义制度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快速减贫’的说法。”“结果表明显而易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些事实显示,G20不仅需要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

笔者从罗先生文章中摘取的这些重要论断,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罗先生正式宣告:G20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因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必然成为世界的发展模式,全世界必须社会主义化中国化。

G20需不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前面已作了分析批判,这里主要谈谈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问题。

对此,我的第一质疑是,中国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罗先生并未对两者作出定义或解释。如果说1978年以前,中国在赵家人的统治下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在经济制度上全部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也是公有制),也没有什么市场,全部是凭票证由政府供应。在政治上则是绝对的一党专政。但举世皆知,这种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和国民的极度贫困,四年之内就活活饿死了近4000万人,就是铁证。

正是这种困境迫使赵家人为了避免自己统治崩溃的命运,而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制度低头,宣布实行改革开放,部分恢复私有制,溶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部分实行资本主义市场运营。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解放了生产力而释放出来的动力和活力,资本主义为中国十几亿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才使中国经济不仅从死亡边缘迅速苏醒过来,而且得到了极快的发展,三十多年就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稍明事理或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是资本主义挽救了中国赵家人的统治(当然非它的本意),是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那种名不符实的社会主义得以残存下来。否则,这两者早已像前苏联、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地球上消失了。

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经济之恢复发展和壮大,主要靠私营企业(赵家人不敢名正言顺说,故意说成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大贡献,国有企业反而是拖后腿的大包袱(武钢2015年净利润亏损75亿元,负债700亿元,就是证明。)。国际机构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已居世界第一位。而这些富翁,除少部分靠用权力贪占国家财富的权贵外,绝大多数是私营企业家。

由此可见,目前的中国,哪里还有所谓“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何来所谓这两者“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我的第二个质疑是,既然罗先生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不略为谈谈它们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于是我不得不提出一些疑问。

1.按字面理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本宗旨是不断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感。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它的全体国民实行免费医疗或承担其80%以上的医疗保健费用,唯独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既然经济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逾欧、美国家的近三倍,欧美国家能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为什么中国却不实行呢?既然资本主义小国瑞典能将国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包起来,为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反而连全民免费医疗都不实行呢?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又何来的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对是建立在个人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自由、平等、公开、公平、公正的物物交换、钱物交换制度,政府不得插手和干预,更不能参与交易。所以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如果说中国有这样的经济,实际上是权力说了算,不可能有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交易。笔者早已指出,这是一种权力经济模本,它正是中国成为世界贪腐最严重国家的根本原因。

这种经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权力说了,任何个人都得受它的支配;它让你发展就可发展,不让你发展就不能发展,甚至它让你存在你才能存在,不让你存在,你就得消失。典型证据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都得巴结和依靠权力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市场经济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筹集发展资金,中国却不允许,一切公私资金都得在它的掌控下。正是这样,中国才有所谓非法集资罪。那些有能力筹到大量资金的私人企业家往往被以这种罪名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因为它从政府手里夺去了部分资金控制权。吴英、曾成杰等就成了这种制度的替死鬼。而欧美发达国家甚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这种现象,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请问罗先生,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吗?不!绝对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怪胎,是它的反人类的野蛮罪恶行为!是它为了要垄断一切,为所欲为的一个工具或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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