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公民行动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石|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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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行动,就没有主体性。当下行动与主体性问题,在法律维权中解决。行动虽然结果不确定,也未必导致民主转型,却足以彰显敌我,成就主体性。我们批评公知没有主体性,是其言论性行动否定敌我之分,并且把言论当作唯一行动,抹去行动本身。

2016-10-5

行动是首要的。有行动,才有对行动的消费:言论。在一个没法有行动,或者只有弱行动的时代里,妄图通过言论唤起行动,反客为主,逆转因果,已经注定在初级阶段。

没有行动,哪里的道义资源,到了中共崩溃时,你有政治参与舞台的入场券吗?还不是路人甲乙丙丁。而且中共奔溃,有可能带来的并不是出头的机会,可能是殉葬的风险。

我2003年命名维权运动后基本的思考,是基于行动的政治思考,是围绕着怎么办,如民国怎么回归。在怎么办中解决我们要什么的问题。不是先解决我们要什么的共识,后再来怎么办。基于行动,方法比目标重要,手段比共识重要。在行动与宪法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从而使策略与被迫性的妥协退居边上或幕后。

行动并且遵守宪法,这是美国走向宪政的原因,没有在抵抗英国的战争中被魔鬼捕获。于此对立的做法,就是不同的势力,都对转型和达到目标的过程,进行最大程度的把握和控制,以自己最靠近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规律,来要求一统江湖,最后以内战和全面组织专政来建立巴别塔,带领和迫使人民通往天国。这是毛泽东的巴别塔,与美国宪政对立。

读施米特,就会知道,直接行动的理论根源于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个体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立场,但我进入政治,进入政治思考时,也就进入主体性时,就调整了,找到了一个大众的立场与我们的立场相一致的立场。个体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现代人的底色,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底色上共和。对个体主义的坚持,不外乎是主体性或者主体性危机的体现,渴望获得主体性。需要从当下行动中获得主体性。主体性的危机,如果不诉诸于当下行动,恐怕没办法解决,以知识或者道德,虚拟出来的身份,是没法安慰的,所以老强调立场的首要性。

按照费希特的看法,没有行动,就没有主体性。当下行动与主体性问题,在法律维权中解决。行动虽然结果不确定,也未必导致转型,却足以彰显敌我,成就主体性。我们批评公知没有主体性,是其言论性行动否定敌我之分,并且把言论当作唯一行动,抹去行动本身。索雷尔和行动的首要性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宪法学者卡尔.施密特的一生受行动并且站到历史最前沿的深度渴望的支配。预备主的路修直主的路,这是旷野的呼喊。在当下行动,以预备于当下行动所能延伸的历史前头或未来,为其准备条件,或者说站在历史的前头或未来看清所需要的条件,回过头来在当下行动中预备。

卡尔.施密特说,在关于直接行动理论的著述中,只有菲力的《革命方法》在德国出名,他还以政治神话的视野评论了法国行动理论家乔治.索雷尔的行动理论。索雷尔的直接行动,暴力以及总罢工的行动诱导神话等行动理论,对当下就有启发。

索雷尔与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行动层面的思考,有很大的交集。他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之父,是小资产阶级的列宁。作为启迪十九世纪末以来无数革命行动和理论家的革命导师,在中国却不显赫,只有《论暴力》和《进步的幻象》两本中译本。除了施密特文章不断提及外,还有英国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中专门一章。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和学界没有行动的渴望,或者不想行动。索雷尔是一个局外人,自我反讽的人物。柏林说他几乎就是一个他自己强烈否定的那种人,极力主张直接行动,倡言行动的首要性,认为进步与美得一样,只属于行动的人。可是他自己本人确纹丝不动,是一个同行动和行动无关的,孤独的思想者,他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不是任何行动组织的成员。

索雷尔主张主张行动的首要性。他认为,社会和经济规律并不是一根链条,不是一个严格的框架,而是可能的行动指针,是通过行动并在行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说,不是理论知识,而是行动,只有行动,能否使人理解现实,行动不是达到预先决定目标的手段,他是他自己的决策者和铺路人。

这里他的理论,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不同,他呼召行动本身成为理论的主角,与行动的主体一样。而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却隐匿了行动和主体本身,把行动扭曲简化为知识立场问题,把主体简化为伦理问题。阿伦特的《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把马克思的行动思想,当作西方政治思想的终结,以行动来终结。我认为索雷尔同样如此。

行动是一种从说服中摆脱出来的决断:就这样了少啰嗦。目标是在行动中才得以在场的,变为无条件的。它不会回过头去摧毁前提条件的目标认识,即使错了也要将错就错,行动本身自有纠错机制。

索雷尔共享那个时代对行动的渴望,对不行动的知识分子的鄙视。他说,与行动无关的,试图超越经验的教授与知识分子所擅长的各种体系和理论,不过是为了人们回避现实的混乱而藏身于其中的抽象观念。

反智颠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冲动跃然纸上。他认为,法国德雷福斯风波中的激进分子绝不是对变革事物的秩序发生兴趣,他们仅仅想在原有的秩序中为自己占据一个位置。他们要的是权力,而不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把个人的地位声誉的胜利混同于整体革命的胜利,而事实上他们的成就却主要从强化原有秩序而来。犹太教行动思想把耶稣放回到犹太教谱系当中来看,在耶稣的教诲里,一句话的说出,一个行动,衡量是否符合上帝旨意的考量:是从这个说话者行动者自己在神人关系中的标准出发,是基于爱,还是统治说服?包括传道也是这样的。这个是否美好的标准,不在于对方身上,也就是不在人与人关系中,而在于说话者行动者自己与神的关系里。神人关系,并不是人与人关系。神人关系的状态,拣选在于上帝,不在于人,任何批判和劝说都没

基督教对人际关系和公共性警惕贬低,也就是把群叫做魔鬼。与这类似,我在启蒙的去政治化和对政治的疏离中,看到对行动的不定性后果不信任,以及绝望的无能。然而回避政治拒绝行动的时间不会太久,必然为无序的行动和无头的暴力所吞没,而且同时在暗中滋生行动和积攒行动渴望的高压电。这已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所证明。

犹太教强调行动,它的目标是行动的真理,马丁.布伯说,真正的虔敬就是做。法西斯主义致力于在德国进行犹太教的希腊化重建,是一种没有上帝的犹太教。在行动即理论这一点上,二者接近。

就像出埃及记中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在行动之困难面前,总是叫嚷返回到埃及。最极端的革命立场,而没有行动同在,往往最容易变为最极端的复古复辟立场。立场或者以立场代替行动,是现体制的离心力,还是现体制的有机组成。而在行动与现体制的冲突与张力中,不被行动的现实约束性条件俘获,彰显出主体性出来,才是决定性的。立场是不是革命性的,毫无意义,越激进的越容易叛变,因为支撑点是其个人的欲望,这里很容易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诱惑,为了目的手段可以根据需要主动或被动更换,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都可以振振有词。

我们鉴别意义的标准,不在于立场,而在于行动。我不认为立场共识就足以导出行动,立场共识是一种特殊群体道德化的欲望,它渴望代表全体或大部分人,它是一串一串的无政府主义激情,它极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组织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从来都是行动和共同行动塑造立场,一定要强化先有立场共识来导出行动,只有独裁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教合一组织才能做得到。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是先有普遍共识再行动的。如美国独立,很大部分革命精英是反对革命爆发的,只是当人民拿起了武器,他们就放弃自己了保守立场,加入革命,成为领导者。

共识是行动促成的,只有行动结束了,共识才形成。十月革命中,布尔舍维克是个绝对的少数派,是后来靠屠杀和镇压带来的恐惧,达成的革命共识。这与辩论协商有个毛关系。辛亥革命,也是靠着时局形式的变换和革命行动的震撼,孙中山的革命暴动由恐怖主义变为革命。总之革命共识是一种被革命行动抛入的,被革命行动塑造的,更多的是非理性气氛,并不是商谈伦理的结果。

宪政是神政之温和版本,也就是都是从极权主义运动开始,成功又革命终结于宪法,它之根本依托在于是法律统治下的极权主义运动或革命行动,建国后在制度运行中继续革命。宪政与专政的区别不在于其目标是不是由好的主义,好的宗教来提供,我认为只要群众运动的手段在法律之下,即使是邪教组织也能趋于宪政,而如果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且形成惯性,再温和的主义或教义同样塑造专政。宪政与专政的分野,就在于是行动受法律的统治,还是受政教合一的组织的统治,或者说有没有足够的反组织行动力量将原初革命过程中可能离不开的政教合一组织分裂摧毁,然后可以政党更替变为法律统治。因此,行动与组织的关系,行动如何被纳入组织,并且需要的时候摧毁分裂组织,需要面对二十世纪的失败进行重新思考。

行动即理论。行动也有着自己的理论,尼采这话在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懵懵懂懂,后来在实践中慢慢懂了。我把尼采这话引用入2008年写的《维权运动的世界史意义(提纲)》。把维权运动当作世界史事物,才会获取普世的支持,就像美国平权运动。因为维权运动是否与世界潮流同轨迹,很重要。

根据《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密特》的描述,后政治的时期内,严格意义上政治行动例子中,一种形式是诉讼对抗,另外一种是光头党人过分不理性的任性,或者美国非洲裔单身失业的同性恋母亲为获取普遍承认而采取的言辞上的斗争,面对如何在他们之间取舍,经常会表现为摇摆不定。诉讼暗示为一种对抗但根本上受规则支配,而另外一种形式看起来更像是为了获得帮助而苦苦哀求。后政治历史终结后现代的情形下,暴力好像就是一种撒娇,一种对强大父亲的青春期叛逆,一种姿态,也具有了去政治化的特性。

维权运动也在去政治化的法律运作与政治化的立场苛求,非暴力与暴力中,是两头受气的风箱里老鼠,两头在拔河,搞得维权运动快断了的样子。法西斯主义行动思想

我把中国三十年的思想史视同同构于这段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世界历史。因此试图在启蒙运动之后,写下关于当下直接行动的理论,而行动理论的先驱只有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固然沉思的生活与行动的对立与分野亘古以来就有,然而其对立的尖锐程度和学理化程度,对行动的理论描述体系化,只有这二者才堪称当代中国的先驱。

德国现代化格局中去政治化与行动之对立,已经是世界历史之最,然而我相信当代中国的更会在其上,因为更加极端,我们得边行动边总结行动的理论。我的感觉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理论,比法西斯主义的更缺乏自觉。如果不是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过于恶劣被迫对外侵略造成失败,法西斯主义所蕴含的现代性危机真问题和行动来解决的启示,不会被忽视。

在行动上来说,法西斯主义也是没有上帝的犹太教,其行动理论与犹太行动理论有甚大的紧密性,而且是当下紧迫性的行动思想。

墨索里尼说行动即理论,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基于行动的理论。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其次才是一种理论主张。墨索里尼说,像任何一种定型的政治观念一样,法西斯主义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内含学说的行动。

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不受预先在写字台上制定出来学说的支配:它产生与行动的需要,而且本身就是行动。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行政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为行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带有强烈实用性,随意性,论点和论点之间不仅缺乏有机的联系,而且有一些论点还互相矛盾。这有点像如中医理论。行动在线理论在后,一般只是纳粹领导人用来说明其运动的乃至某一些具体行动的合理性,以及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其社会基础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社会要求和宣传说教的综合。

马克.尼古拉斯的《法西斯主义》中说,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生活关系的正常组织的问题。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阿伦特同样感受到大众社会中组织问题,而极权主义算一次带来更大危机的失败实验,怎么办还是令人着急。

我在传销等中看到,对于失序的底层民众与即将沉沦的小资产阶级来说,有组织的强制性公共生活,不管其教义是什么,都足以产生人身依附性,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有一次乌有之乡书店的老陈和我说,他上访没钱了误进入教堂,教堂帮他给他吃喝,让他想起找到了党组织。组织性的公共生活,其联合和行动,足以总体攫取一个人的全部,至于其教义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宪政与专政的分野不在于其教义主义,而是在处理行动与组织的关系。

法西斯主义是行动,从来不是理论;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法西斯主义从来不是理论,而是行动;行动成功后,再让学者找理论,由于法西斯主义先有行动,再从行动中衍生出理论,并不重视根本的理论基础,使得早期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介绍书刊,并不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般来得丰富。

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不受预先在写字台上制定出来学说的支配:它产生与行动的需要,而且本身就是行动。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行政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为行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带有强烈实用性,随意性,论点和论点之间不仅缺乏有机的联系,而且有一些论点还互相矛盾。就好像如中医理论一样。行动在前理论在后,一般只是纳粹领导人用来说明其运动的乃至某一些具体行动的合理性,以及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其社会基础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社会要求和宣传说教的综合,贯穿其中的是极权主义运动及其领袖机制。也就是党国关系。

专政手段注定永远阻挡目标的实现,推到遥远的彼岸。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目标从来就没有与共产党内在的结合在一起,而是旗帜用来骗人不实施,专政革命手段用来夺权,49后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习说的是对的,前后三十年从党与国的关系,是延续的,统一的。被灌输的人,当然拿着灌输的内容,找党说话,可是党是骗人的,不同的场合骗不同的人,用左派语言骗左派,用右派语言骗右派,也就是有凌驾于左右之上的统一性或者权力政治。它有着长期一致的骗人逻辑,驾驭意识形态,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所驾驭。近年的法西斯主义终于把这一些都暴露在空气中。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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