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十郎: 党委书记是多余的阶层|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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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号第468期

 渊源还是前苏联模块

中共现行的书记统领一切、统管一切,采用的还是原苏联模块。其实,在苏共十一大以前(十一大斯大林被推为总书记)书记与总书记都不是权力的象征,它只干些党内的繁琐事务。所以,有宏大气魄的党内政治家都不愿当书记。列宁就没有任过总书记。一八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所谓国际(按:即共产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总委员会内部通告》,后面签名的有三十几位委员,十三名书记。其中马克思是俄国和德国的书记,恩格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P7-35)不过,这时的书记与权力还不沾边,它只不过是党内的(国际内的)“写手”,故而名之为“通讯书记”。

苏共十一大后,斯大林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由于从一九二二年起书记处推行由上而下的任命干部做法,进一步培养起了一个层层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系统。书记也就登上了金字塔的顶峰,总书记更是顶峰之上的顶峰。全党全国总书记一人说了算。(见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P26-27)赫鲁晓夫就坦言,他当年任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县的党委书记时,“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发过“包罗万象的各种原则性指导”(《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P7-8)。鉴于此,不得不问书记是什么样的全才,什么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是,这只是制度的弊端,制度赋予了他无边的权力。“观今宜见古”,看今日中国就知道过去的苏联。

中国的书记制就因袭苏联而来。中国的书记从中央、省、市、县、乡、村包揽了一切权力,涵盖了科技、文卫、金融、教育、交通运输,各行各业。甚而没有多少文化斤的书记也堂而皇之地进入高等学府,取代了“教授治校”而由党委治起校来。这样的高校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在全国诸多领域那弊端也就不言自明。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因为这是关系着升迁之道,“执政为民”早已抛到九霄之外了。

  丢失了的历史依凭

中共已经进入了九五高龄,他给中国人一代一代的“温馨提示”就是党管思想(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党指向哪儿我们就冲向哪儿、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我们习惯了。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言:“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全能的书记不仅制造了信任他、拥护他的民众,而且也为信任他、拥护他的民众制造了书记。不作如是观你就不能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国的现实。

但在最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那儿有哲学思考:要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又有经济的研究:剩余价值观,一部《资本论》就是几大卷;还有理想王国:《反杜林论》就是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虽然,毛泽东一代只剩下了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按:这对于穷极了的中国,正是最有鼓动性的口号。蒋政权就败在毛的农民运动之下。)到“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就只剩下一条“造反有理”了。在马克思那儿还有一个最高理想: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在毛泽东那儿虽然缺少理据却有鲜明的旗帜:把你的变为我的(三大改造就是如此)。在邓小平那里,虽然不讲主义,但却很实际。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已处崩溃之时恐怕算得上拨乱反正吧!

然而如今的中国,如今的党又依凭的是什么呢──自从苏联解体后,它已向全人类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失败得那样彻底,只是那些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和世界其他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采取折衷主义,用民族主义修饰起来的社会主义纲领。”(《共产主义实录.序言》)中共的修饰语是:具有“中国特色”──什么落后、保守,什么反人权、反人道、反法治都往这个筐里装。但穷尽我们的箱底已没有什么丝的、棉的物件了,最后只找到了一个“梦”(“中国梦”)。说起这“梦”,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中国文人倒还表现得多姿多彩,中国人并不陌生──从皇帝词人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到韦庄的“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从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到敦煌曲子词的“梦回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从刘基的“梦里相逢还共说”到皇甫松的“闲梦江南梅熟日”……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就沉醉在“梦”中,却与现代文明沾不上边。到现在该如纳兰性德所言:“千载悠悠梦魂杳,是梦就应醒矣!”

世界潮流是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就是我们的依凭。

  书记阶层是多余的阶层

毋庸讳言,书记在特定的革命起始时期,在宣传党的纲领、目标、任务上也作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列宁就说过:没有军事政治委员,我们便不会有红军。(《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P302)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最初版本。也许这就是后来共产党书记在共产党政权中突出地位的来由。

但时过境迁。在今日已建成了有完备系统的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书记能干什么或可干什么的问题就显得十分明显。现在他不需要到处去向群众宣传,不需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不需要到工厂去组织工人罢工,不需要到青纱帐、甘蔗林去打游击,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也不需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需要的是如何为外企的请托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在投资上,在土地开发上,在铁路公路的建设上,在资金运作上给个方便。该闪红灯处开绿灯,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不当一回事。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为亲友打通某一个关节,如何为送过礼金的下级官员铺平升官之路,甚至于公开卖官鬻爵,这是有反腐档案为证的。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有多余人的典型,如奥涅金之类。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官场的党委书记就是多余的官僚。一个省一个市没有书记各方面都会运转自如,有了他就多了一个滥权的角色。有省长再加个省委书记,有县长再加一个县委书记,实在是多余的多余。邵尧夫(北宋)有诗道:“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党与政两套班子就是“床上安床”。有识之士提出了缓冲之法,先党政分工,再党政分开。邓小平早年就反对“以党治国”,称这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10)可是不幸,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搞的“以党治国”。

中国有二千八百多个县级党委,三百多个地市级党委,三十一个省级党委,全国还有二十二万零四百多个行政村,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七个行政社区,都有各自的党委会,再加上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这个数字已经到达三百多万以上。有书记就有副书记,看来这个数字还得翻几番。早年北大有位副教授作过估算,中国每年的政党成本约为二千二百六十亿(人民币)。

寄生现象不单动物界有(如姜片虫、蛔虫、寄生蜂等),植物界也有(如菟丝),杜甫有诗云:“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不料,在人类社会却出现了这么一个寄生阶层。只共产党国家才有,这就是党委书记制。党委书记的存在是滥权的根源,也是腐败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一个多余的阶层。

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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