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乡村命案有什么内幕?|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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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导致19人死亡的谋杀案被禁止报道。时评人长平认为,讨论美国枪支管控和中国一党专制,都是对于悲剧的制度性反思。

2016-10-5

一起谋杀案导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3岁的幼童和72岁的长者,在中国CCTV可以是连续不停的滚动追踪报道,前提是它发生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上周,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的一个乡村,它不仅不会影响中国官方媒体”欢度国庆”,而且连少许的一些报道和社交媒体消息也遭到删除。

一些舆论报道说,媒体噤声说明此案颇费猜测,内幕并不简单。这种猜想认为这是常识:一个遥远乡村发生命案,跟北京动辄牵涉政坛内幕,引起城市动荡不一样,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必严控报道。尽管很难把乡村命案和中南海内情直接挂钩,但是一些评论还是用来猜想宣传部门和中央高层的龃龉。

我想要指出,常识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中国乡村发生的悲惨事件,并非总能成为以城市读者为主要目标的媒体的热点,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当然,足够悲惨和足够离奇,本身已经是特殊原因,如7月的河北沽源特大杀人案和8月的甘肃杨改兰事件。但是,宣传部门想要控制这些报道,相对城市命案来说,要容易得多,未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我想起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2008年6月,我在云南昆明市宜良县采访了一桩案件,当事人多年连续作案,先后杀害十余人,手段极其残忍。一个月之后,我又到四川泸定县采访一桩案件,一个年轻的警察持枪打死9个村民。这两起案件,足够骇人听闻,但几乎都没有媒体报道。我报道了前一桩案子,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后一桩案件在报道出版之前收到公安部的禁令。

大量悲惨的、残忍的、离奇的案件发生在中国乡村,被报道出来的是少数。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更加容易,但是这样的基本状况没有得到改变。一些都市媒体也认为乡村负面报道相对安全,曾经作为资源深入发掘,甚至以猎奇的视角连续报道。但是,宣传部门可以任何理由轻而易举地禁止这些报道。毕竟,满足好奇心与满足知情权,是两个不同的需求。

城市命案对于媒体大多读者来说,更多地属于知情权需要。除非涉及高层内幕,如谷开来杀人案、令计划儿子车祸传闻等,媒体会尽最大努力进行报道,自媒体也会全面开花。如果一定要说有”内幕”,这就是了。

心理疾病还是社会问题?

相关的另外一个争论是,舆论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恶性案件?一些人认为,类似案件往往跟乡村贫困、教育资源匮乏、底层权利被剥夺或上访被打压等社会问题有关,面对这些悲剧,我们应该反思社会制度。反对者说,类似案件多缘于个人生存状态,比如心理扭曲、精神分裂或抑郁症等问题,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最常见的反驳是,民主国家美国也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枪击事件。

每一个案件的确都有具体的原因,每个问题都有个体差异。但是,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独立于社会之外。哪怕是生理性质的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如果能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也未必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美国社会发生枪案,不是因为一党专制导致的权利荒漠,不等于中国不是这样。相似的案件,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在美国人们讨论枪支管控,在中国媒体反思政治体制,正是各归其因,并没有什么不公平。

再说,美国社会发生惨剧之后,也没有宣传部门或者媒体自我审查机制要求只说个体原因,关于枪支管控、青少年教育、宗教冲突及族群融合等问题的报道和讨论,也是对政治、政策、法律和文化的制度性反思。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