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中共改恶从善的可能性特别小(2)|中共若成功 宪政黄粱梦(7)|明镜博客

4

4.jpg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研讨会日期 2015-5-5 明镜网发表日期 2016-10-2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续前):

“六四”後邓小平想通了

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之後,当然保守势力就大为抬头,保守派说,八九民运能折腾那麽大,就是因为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他们放纵自由化,打压不力,另外也和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关系:经济改革太资本主义了,使得很多人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所以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打击自由化了。

因此,保守派就主张要走回头路,经济改革要往後退,要退回到原来的社会主义。“六四”之後一度出现经济改革回潮的现象就是这麽发生的。

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想明白了:此前我们搞经济改革,总要给我们的改革方案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就是怕别人说我们复辟资本主义,那就釜底抽薪地否定掉了我们共产党专政的合法性。现在呢,我们有了“六四”,人都杀了,我们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老百姓不敢反抗了,没有力量反抗了。事到如今,我们还羞羞答答遮着掩着干什麽呢?没必要了嘛!原来还在乎姓社姓资,就怕别人说“你都复辟资本主义了,凭什麽还共产党专政”?现在不用担这份心了,不用怕别人怎麽说了。我有枪、我横嘛,怕什麽人说?你惹不起我嘛!

邓小平想明白了,1992年南巡讲话。

正因为有了“六四”,中共在经济改革方面,不但不需要退步,反而可以走得更远了,因为它可以更不在乎“姓社姓资”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也都把这点看明白了,看穿了。在“六四”之前,中国经济改革在上层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比如说陈云李鹏曾经是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但奇怪的是,到了“六四”之後,到了“九二南巡”之後,按理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得更远了,更资本主义了,可是,党内的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反而没有了!陈云不反对了,李鹏也不反对了,全都成了“改革派”了。

这20年来,上头在经济改革上没有唱反调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原来陈云李鹏他们反对,在“六四”之前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他们也不是对经济改革本身有什麽不同看法,而是对进行这种经济改革的政治後果有担心。後来果然发生了“八九民运”,但是被“六四”压下去了,这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他们也就都放心大胆地成了“经济改革派”了。

腐败:粘合剂和润滑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大家知道,“六四”之前,已经出来了导致腐败的双轨制,开始实施双轨制,官商官倒就出来了。“八九民运”两大口号,一个是要自由民主,一个是要反官商官倒反腐败。在“六四”镇压之後,中共一度真心实意想反腐败,因为他们发现,“动乱分子”凭什麽把老百姓都哄到他们那边去了?

就是因为我们党的错误、我们党的干部太腐败了。所以为了削弱反对我们的敌人的力量,就要把老百姓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此就必须反腐败。他们确确实实出了很多文件,还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清理公司,邓小平儿子的康华公司就是那个时候被清理掉的。这是拿邓小平的儿子开刀啊,可见是来真格的。

邓小平当时可能是这麽想的,既然腐败引起了民愤,动不动就那麽多人上街,要杜绝这种事情再发生,我们就要清廉一点,不要太腐败,反腐败才能重新赢回人心。“六四”後最初这个阶段是真的在反腐败,可是後来,到“九二南巡”,邓小平想通了:我还在乎什麽呀?原来不就是怕老百姓拿我们这个腐败问题上街吗?现在谁敢上街?既然没人敢上街了,那我们还怕什麽腐败?我腐败又怎麽着?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干嘛不腐败?

再有,党中央发现,现在上下级官员、党心军心这麽浮动不安,苏联东欧巨变,干部队伍的人心早散掉了。你要是再不给大小官员们腐败机会,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大发其财,他们干嘛还要拥护你呢?要是官员个个都很清廉,那就很危险了:他们就可能要自由要民主要搞政治改革了。反过来,你给他们发大财的机会,给他赚不义之财的机会,他上了贼船了,就不好反对你了,就和你同流合污了。

当年影射陈希同案件的那部小说《天怒》,里面借一位官员之口就讲了这麽一句话:“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毛邓都是强人,相比之下,江泽民只是个弱主,党内不服气的大有人在,他凭什麽让别人都接受他的核心地位呢?那就是号召大家都闷声发大财。
90年代腐败开始泛滥,那时候还流传一句话为腐败辩护,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话也对,你想呀: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把属於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让给市场,做官的当然不高兴不愿意。可是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趁机大捞一把,何乐而不为?於是他们对经济改革就都变成了积极态度。

就这样,“六四”之後,腐败成了维护当时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政权的粘合剂,同时又成了推动经济改革的润滑剂。

“怎样把鱼汤再变回鱼?”

“六四”後,紧接着苏东巨变。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6年四五运动,过後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死了,中国政局立刻大翻转。可以想像,假如邓小平在“六四”後半年就死掉,中国政局肯定也会大翻转。可是,邓小平在“六四”後又活了八年。这样,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之後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六四”之後的中共,党内自由派失势;随後又发生了苏东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很难再出现公开要求政改要求民主的声音。过去,党内提政改,提民主,总是说“有利於改善党的领导”。可是现在没法再这麽说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一旦政改,一旦民主,那就是一党专政的终结,而且共产党很可能马上就下台。再加上有“六四”那样的血债,所以上层对政改对民主更恐惧、更提防。於是,维护一党专政成了上层一切决策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只要不挑战一党专政,别的事情都有了更大的容忍度,老百姓你爱干嘛干嘛。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政治上控制得非常紧,但同时又相当有活力。一般在政治上控制相当紧时,社会上就死气沈沈,但中国不是死气沈沈,而是很有活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哪里是禁区,封得紧,咱不去就是,别的地方是康庄大道,共产党不会管的。彼此之间已经有个默契,你有那麽多精力要释放,那麽你在别的领域翻江倒海吧。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讲,中国这种经济改革,在“六四”後这种高压之下,没有了顾忌,不问“姓社姓资”,改革搞得更快了。这种改革和苏联东欧相比,是更不道德,但是它比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更有实效。道理很简单,共产党国家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制度再变回私有制制度。这个问题很不容易。用当年一位学者的比喻就是:“怎样把鱼汤再变回鱼?”我们已经建立了公有制了,怎麽把它再变成私有制呢?

就靠它的坏才能这麽“好”

无非这几种办法。首先是“还”,物归原主。你抢了地主的地,把地还给人家地主;你抢了资本家的工厂,把工厂还给资本家,或者是折价还钱。不少国家都这麽做过。另一种办法是“分”,大家平分。既然挂在“全民所有制”下的财产是属於全体人民的,那麽如今要私有化了,那就该把它们平均分给每一个人民。这就叫“全民私有化”。这种办法无疑是很公平很合理的,所以很多国家都是这麽做的。

可是这种做法有个大问题,那就是把资产切割得七零八碎,给支解掉了。到头来企业无法有效经营,因为没人是老板,没人负责。如果一个大公司没有大股东,所有人都是小股东,一般小,那不是跟大锅饭一样吗?所以当一个国家的资产被千刀万剐拆散到如此程度,这个国家的经济必然会滑坡,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要糟糕。

计划经济还有厂长书记,他还会考虑到自己的升迁,还有点积极性。现在就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所以你要用这种人人来瓜分全国财产的方案,“最合理”“最公平”,也是“唯一能接受”的方案,但是毕竟在一段时间内不但不利於经济的发展,反而会使经济大幅度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期市场经济以後,才能使资产重新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出现新的资本家。

现代资本主义是规模经济,需要有资本家,还需要有大资本家。可过去搞共产,大家都穷,特别是大资本家从哪里来呢?用大众私有化的办法很慢。中国采用了最快当的办法,那就是乾脆把资产送给官员,把党委会变成董事会,厂长书记变成CEO,这不就一步到位私有化了吗?早在80年代,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过在当时没法实行。因为这种做法在道理上太讲不过去了。

你共产党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你怎麽能摇身一变自己就当起地主资本家了呢?可是到“六四”之後,共产党反而有这个机会了。“六四”之後的经济改革,就是权贵私有化,就是把属於全民的财产直接变成官员自己的财产,就是这麽个过程。这个过程,在道义上是最黑暗最岂有此理的,但是它从经济效益上看是最有效的。因为它避免了把大的产业零碎化了,避免了经济滑坡。所以中国就没有东欧原共产国家近30年来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都曾一度有过的、甚至很多年的经济下滑,唯独中国长期以来,从改革以来,一直是朝上升。

再加上中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利用其低人权优势,创造出比西方国家,比美国都更强的竞争力。二十多年下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崛起,被称为中国奇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更不会有政治改革的冲动,相反,它看得很清楚,它知道,它之所以能一路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就是靠它的坏,就靠它的狠,就靠别人做不出的事它敢做得出来。它知道,它之所以能做的这麽“好”,就是因为它特别“坏”,如果它不再那麽“坏”,那就不会再“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改恶从善的可能性特别小。

(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明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