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江雄: 不要把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的派系争斗上|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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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派系之争上完全是一种虚妄之想。曼德拉说过,“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实现中国民主宪政虽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民主精英对大众的启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我们也不完全排除高层也可能会出现具有民主宪政意识的领导人,然即使出了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民众的响应也是不行的。前苏联的解体光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没有苏联的民众拥护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前民主启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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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9

题图:公民权利是抵抗专制权力的利器(网络图片)

自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行动,一些党内高官纷纷落马,特别是继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先后倒台后,最近武警总司令上将王建平又被抓,引起了一些国内国外网站的关注,国内的挺习派更是异常兴奋,他们认为这是习执政当局对人们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先扫除障碍,然后再走宪政民主道路。

中共党史学者辛子陵就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习是中国近代难能可贵的雄才大略的谋略家,大多数人跟不上他的思维。总的趋势是,习近平反腐打虎、改革开放,只要坚持下去,中国一定要实行宪政民主。在中共的贪官庸官这么多的状况下,要把江派系统的官员布局打散,随后拿下江,才能走后面的步骤。总之,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推行民主宪政,民主转型来做准备、做铺垫。

笔者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好比男女谈恋爱一样,由于男方对女方太痴情了,将女方每一个行为都认为是向自己示爱的表现,产生一种错觉,其实并非如此。这是“挺习派”的一厢情愿而已。产生错觉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挺习派”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

一、我们先从历史的中共党内斗争说起

中共从建党开始就产生内斗,什么王明、李立三、张国焘路线,其实都是权力斗争。本文且不说中共1949年以前的事,我们就从49年中共执政之后说起,中共的多次内斗,小的不说,只说大的就有好多次,如:1953年“高饶反党联盟”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彭张周黄反党集团事件”;1966年文革中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再就是后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党内斗争历来已久,有时可以说争得你死我活。毛曾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你别忘了一条,那只是为了争权夺利,派系倾轧,或者对某个问题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分歧,并非主义之争。他们在坚持马列理论,坚持独裁专制,坚持一党执政这一点上是不会改变的,更不要奢望他们走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我们来个“假设”:毛刘之间的斗争,如果刘少奇这一派胜了,他们会走民主宪政道路吗?他们至多会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作一些改变,一党执政,独裁专制路线是不会变的。刘少奇曾经在“左”的方面并不逊色于毛,在50年代初土改时,左得出奇,好多地方政府由于贯彻他的指示,对地主富农捆绑吊打、滥杀无辜,还有在60年代初搞的“四清运动”也是如此。

“四人帮”被打倒后,被中共称为是一场“拨乱反正”,中国人民又一次得到解放,人们欢呼“拨开乌云见青天”,这只能说,在毛的极权专制下,奴隶的枷锁被打开了,人们暂时得到了喘息,离民主自由还差得远。妄想中共改变他们的既定方针,给予人民真正的民主自由,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抓“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几个人合计搞的,华国锋之所以同意搞“四人帮”,只是因为“四人帮”影响了他的执政地位,但他的总方针政策路线依然是按毛的“既定方针”办,和“四人帮”并无大的差异,否则说明不了为何“四人帮”打倒后华还要搞“两个凡是”,还要出版《毛选五卷》,还要修建“纪念堂”。邓小平后来联合元老派将华搬倒了,人们以为邓要走民主道路了,可北京西单“民主墙”还没几天就被封了,“四大”取消了。同时邓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邓拍板,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对其功过三七开;接踵而来的是改革派胡耀邦下台、89风波及赵紫阳的下台。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什么“两手都要硬”、“两个不动摇”。说白了就是一个“不动摇”——中共独裁专制不动摇。

要说中共元老派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大的斗争,以当时的民心所向和社会环境邓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大好契机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道路,然而邓没有这样做。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将中国宪政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内斗上只是一种幻想。

邓走后,他的继任者的内斗依然不止,但没看出一点要走宪政民主的迹象。胡锦涛任上就制定了“两个不走”、“五个不搞”其中“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已经定了调子。别的不说,只说重庆的薄熙来,乍看起来,薄是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想回到毛的那条路线,引起当局对他的整肃。其实不然,他们仍然是派系斗争。如果说是“唱红”,薄只是在重庆唱,而后来竟唱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作何解释?说薄在重庆抓律师李庄,而后来习执政又抓了多少个“李庄”?这又作何解释?

二、严格地说,中共内部没有“主义”之争,只有派系之争

中共这个党是以马列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毛就曾经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凡是想加入这个党的都要经过严格审查,还要宣誓。在这个过程中,若有三心二意就要被清除。你想要进来,首先就得坚信马列。若从一般的党员爬到中央,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的考验,特别是到了最高领导级别,别的不说,信仰马列主义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据悉习近平当初为了加入中共就写了十次入党申请书。所以你指望这些人当上最高领导人后改变马列信仰而走西方民主道路那岂非幻想,戈尔巴乔夫似的人物若在中国出现除非是奇迹发生。当然,我们也希望奇迹能够出现,但目前我们对此并不乐观。就目前中共内部的斗争的性质来看,绝不是走不走民主宪政道路之争,而纯粹是权利之争。当前国内的一些人和境外的一些媒体把习对江派的斗争津津乐道,更可笑的是将这当作习是为了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他们岂不知这其实就是太子党之间争权夺利之斗,与封建时期太子继位之争如出一辙,如当年唐朝的玄武门之变。

三、习王的反腐是为了救党,并非为了走民主宪政道路

现在许多国人把习王的反腐看得很重。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他们痛恨腐败,只是从个人情感上来看问题,浮在表面,不会深入,这一点无可非议。然而那些社会公知对此欢呼雀跃就不可理解了。我有个网友,特别看好习,认为习是蒋经国似的人物,我问他,你这样看好他,他有这样的“韬略”吗?他回我说,他绝对有,而你没有。对此人真无可奈何!

中共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与自己的权力分不开的。我们且不论反腐的是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反腐是为了救党而并非要走宪政民主道路。如果是为了后者,早就把民主机制建立起来,何况他们反腐还夹带其它目的,借此平民愤又剪除异己,达到一箭双雕。正如王朔讲的,实行新闻自由、民主监督比上100个中央巡视组。腐败在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都有的,这本为人性使然,在封建社会因为没有民主机制,只能靠人治的办法,但那只能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明朝朱元璋制定的刑法可谓严峻,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今天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国家早已经将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制定了一套预防机制,虽不说达到百分之百有效,但比起人治那确实有效。可中共明知此法有效为何而弃之不用?一言以蔽之,不愿放弃一党执政,要搞独裁专制。所以那些挺习派不知为何看不到这一点,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四、民主精英的启蒙和大众的觉醒才是实现中国民主宪政的希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把中国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派系之争上完全是一种虚妄之想。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奇怪之想法,完全是拜错了菩萨烧错了香。曼德拉说过,“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实现中国民主宪政虽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民主精英对大众的启蒙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我们也不完全排除高层也可能会出现具有民主宪政意识的领导人,然即使出了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民众的响应也是不行的。前苏联的解体光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没有苏联的民众拥护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前民主启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毛左分子倒不十分可怕,如孔庆东、司马南之流,他们那些行为早已被人识破,如司马南全家移居美国,可还在国内充当毛左急先锋,他那两面派嘴脸已是丑态百出。问题是那些“新权威主义者”和“挺习派”,他们很容易迷惑一些人,而这些人很多都在高知群中。可以这样说,这些人和毛左毕竟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中国走民主宪政道路,在这一点上和民主自由派没有区别,只是他们对中共当局所抱希望太大,至今还看不透中共本质。有人说他们是故意这样,以此方法促进中共领导人转型,如果是这样,非但没起到作用,反而助长执政者的气势,因为赵家人并不买他们的帐,如铁流的下场就可证明。还有《炎黄春秋》案,已经明显看出习在此问题的态度,而事实已经给予他们无情地回答,可他们仍然痴迷不悟。他们认为这是党内斗争的一个小插曲,是掌握文宣部门实权的人物向习叫板,在暗中使绊子。《炎黄春秋》与习家渊源颇深,是习的对立派作殊死搏斗,以损习的名声。习不便直接出手搭救,让他们较手锻炼。《炎黄春秋》案的最终命运由习江斗争结果而定,原来的《炎黄春秋》将会复刊。

所以我们奉劝这批人再不要为当局唱赞歌了,只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站在民主阵营这边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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