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中国领导人类型和政治改革|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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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传达给人民和世界什么样的愿景,而他们将如何改变?这些领导人将如何与越来越复杂多样化的社会互动?中国的多元主义会逐渐固定在越来越普世化的体制、法律、规章和伦理规范中吗?这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执行长,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蓝普顿(David M. Lampton)在新书《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中,试图提出答案的问题。

2016-10-6

蓝普顿的结论认为:第一,中国政治制度自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掌权以来,已彻底改变—领导人变得更弱,社会变得更强,而领导阶层和社会都变得更多元。第二,若政治和治理结构及过程没有进一步根本改革,中国政治文化未进一步演进,将很难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笔者看来,这个结论有正确之处,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先说不准确之处。蓝普顿认为,中国经几十年社会政治改变,领导阶层和社会都更多元化,这毋庸置疑;但多元化并不代表国家或领导阶层权力弱化。相反,一个多元化社会,反倒可能因利益分歧,导致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和互斗,从而削弱社会力量,让国家可以分而治之。

中国的状况就是如此。几十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确实惊人,社会相对自由度也提高,但我们更应看到,相对应的是国家力量更强大。这一点,从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命脉的实质性掌握就可看出。至于各级官员任命、军队控制和宣传系统严密监视等,更说明并不是社会变得更强大,而是国家变得更强大。蓝普顿只看到中国社会生活比过去更活跃的一面,而忽略国家主义背景下,中国政府也日益强大。

至于说领导人变得越来越弱,也是对中国的误读。蓝普顿认为:“毛泽东在他最后十多年拚命抗拒的正是体制化、规则化、官僚化和对领导设限的过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然后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过渡,有一种进展反映着韦伯的期望。”这样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第一,相比毛泽东时代,或许中共领导人个人独裁专断程度大幅下降,但这一点体现在邓小平身上,其实要打折扣。因为虽然有陈云、李先念等同侪牵制,邓小平的统治基本上还是政治强人统治,没有领导力变得更弱的问题。

第二,即使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表面看来政治局常委作用提高了,个人专断性质下降,但正因江泽民和胡锦涛并不是一言九鼎,所以判断中国领导人强弱的标准,应当是领导集体,而不是个人。而作为领导集体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也看不出政治力量变得更弱的证据。

第三,习近平掌权后,我们看到个人领导权进一步加强,中共领导体制向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回归,外界都有共识。至于蓝普顿认为,习近平类似交易型(transactional)领导人,他们“比较像是已有建制秩序的政治机器的润滑剂,降低摩擦,建立同盟,找出渐进方法摆脱政治问题,交涉务实的协议,以及执行系统维修工作。”这可能是作者撰写此书时还没看到习近平近一两年打击政敌方面的大动作,因此导致误解。

习近平对毛泽东领导风格的推崇,使他不可能通过“交易”方式完成党内权力平衡问题。他反倒较像是蓝普顿提出的第三种类型领导人:权力支配型。这样的领导人以追逐权力为目的,而不是把追求权力当作其他目标的手段。

当然,笔者较赞成蓝普顿结论对中国未来的判断,以及判断的基础。他正确地指出,在民主国家,当旧的统治团队疲态毕现时,选举就是有规律的方法,可产生新团队,由此,社会统治集团和方式可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可是威权主义国家,例如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作为机制性保障,就会有强烈的不可预测性,随时可能出乱子。因此蓝普顿作为较亲中国的学者,也认为唯有推进政治改革,中国未来的发展才是可靠、可持续的。

作者为为八九民运人士,自称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自诩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

shi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