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历史重墨岂无痕——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2)|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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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人们经常会谈到一个社会现象,同一个微信群里的中学同学、插队知青、兵团战友们,因价值观不同,对时事的认知差别越来越大,甚至语言对立。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倾向,人们对现实和历史的认知差异导致社会观念的明显分化。分化从何而来?这就是我想探讨的问题。

2016-10-11

自从1978年开始,中国已经走了差不多40年的改革之路,但至今改革这个口号还是政策文件的关键词,这表明,中国仍然徘徊在改革的中途。关心中国前景的人,都非常关注政治改革,却很少有人考虑过价值观转变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如果选举政治一旦建立,左右选举结果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事实上,是选民的价值观决定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政策口号和政治人物。不久前俄国刚完成了新一轮国会选举,实行威权统治、打压反对党的普金,让自己扶植的傀儡政党囊括了大多数国会席位,而厌恶普金的少数选民只能拒绝参选以示不满。1991年俄国开始民主化,25年之后却似乎离真正的民主越来越远,近日戈尔巴乔夫说,普金正拉着俄国回到过去。然而,普金今天能够得势,难道不是俄国选民一步步用选票送上去的吗?我关于转型问题的上一篇文章“怀旧与国运”,谈到了叶利钦当局20年前拒绝清理红色价值观。俄国的宿命所折射的,其实就是红色价值观继续在选民中发挥影响、威权领袖操纵政局、政治进步遥遥无期的困境。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的转变,是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个话题在中国至今仍然混沌不清。

一、红色价值观:版本常换,灌输依旧

每个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虽然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治演变,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里有很多内容是陈旧落后的,比方讲男尊女卑。但除此之外,仍然还有不少内容属于应当继续坚持下去的是非标准,比如诚实不欺就很重要;另外,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乐于互助这样的社会关系,也建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现在有些80岁以上的老年人回忆说,5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人多好啊。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是因为中国旧的价值观念还起着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看作是威权主义政权,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威权主义政权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支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即实行思想专制,它不仅全面控制人的行动、言论,而且要支配人的思想,以此达到最彻底地统治人的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都会实施“思想改造”,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迫使老百姓学会“站队”,不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另一方面,把所有媒体都变成喉舌,同时由当局统一编写教科书,“从娃娃教起”,把官方意识形态教条灌输到人们头脑中。久而久之,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反复灌输的宣传教育充斥头脑,所谓的“受党教育多年”,其实也就是被灌喂“狼奶”历经有年。当然,“思想改造”不可能完全彻底,人们多少还存留一些与官方宣传不一致的想法,但为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生存下去,人们学会了“公众场合讲假话,私下场合讲真话”。

在文革初期,青少年多半以为,党和领袖说什么都是对的,绝不可质疑;不仅如此,还要为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师生、亲属、同事、朋友之间,则按照“革命”、“反革命”的标准界定亲疏。今天,中国人看到北朝鲜老百姓对金家祖孙三代的顶礼膜拜,可能觉得荒唐可笑。其实,文革初期,中国人谁没有经历过每天必行的“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至于跳过“忠字舞”的,恐怕也不在少数。我1969年春在安徽农村插队时,到全椒县汽车站买票乘车,当时售票员大喊,谁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不许买票。如今,“忠字舞”并未老去,它再度走出历史,回到了人间,在广场舞里重现痕迹。

红色价值观懂得“与时俱进”,它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的机械教条,而是经常随着当局和领袖的需要不断变换版本,即便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也毫不惭愧;而灌输者则从不承认,它弃用的旧版本曾经误人子弟,甚至害人终身。比如,50年代前半期中苏蜜月阶段,老百姓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凡有人胆敢批评苏联或“老毛子”当年占领东北时的“燥性”,就可能被打入“另册”,那时谁要是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绝对属于“偷听敌台”,可判死罪;等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企图因“大跃进”政策的彻底失败而破产,中苏从政治对立走向边界武装冲突时,苏联就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又奉命改把“反修防修”当作崇高使命,于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变成了“敌台”,“解放全人类”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革命理想改成了中美友好;改革以后“狼奶”又变了版本,“富起来”成了红色价值观的主题词,“实现共产主义”变成了“三个代表”,但是,“富起来”的手法是否正当,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题却被塞进了故纸堆,连《共产党宣言》的单行本也停止发行了,以免老百姓读后有“非分之想”。不管红色价值观的版本如何变换,灌喂“狼奶”和禁止独立思考的体制总是一脉相承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早已被抛弃的旧版红色价值观,也不得“妄议”。

二、原国企工人怀念文革:旧红色价值观拷问新红色价值观

50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心中默默地怀念文革时代,而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养老的原国企职工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是文革时期的受益者,也是被改革抛弃的社会遗产。昔日的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不单纯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滑落,还源于他们信奉的红色价值观与当今中国的转型现实格格不入,但是,这是国企工人们的原罪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工人阶级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共产党建政后都致力于消灭私有制,然后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此对应的政治教条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是党委或厂长管理下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受到尊重,其实作不了主。唯独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治下的国有企业工人被赋予了“领导一切”的“重任”,许多工人造反派骨干不但在工厂里成为革委会成员,而且被派到教育、文化单位去当“工宣队”,成为这些单位的“当权派”,可以“作”许多党员干部的“主”。对这种工人阶级“主人翁”价值观与政治现实的独特结合,国企工人们自然是赞赏的。虽然这一短暂的辉煌很快就结束了,“文革”后工人们重新恢复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但当年曾经的“当家作主”却铭记在心。

国企工人文革记忆的另一侧面,则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相对优越的经济社会地位。在那个年代,国企工人的工资虽然被长期冻结,但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和基本生活品供应,还可以“出勤不出力”,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几乎可与部队的连以上干部比肩。当时,北京、上海的国企工人尤其能体验到优越感。1970年北京的中央党政机关干部和高校教工大批迁往各地“五七干校”之后,北京几乎成了半空的城市,当这些机关大院的家属子弟们惶惶然地遗弃家具杂物、离别旧家、移居乡下时,国企工人成了在首都安居乐业的主要人口。而上海的国企工人则一面享受本地丰富而优质的商品供应,观赏着全国各地民众对沪上日用品的倾心向往,一面欢送工人造反派骨干源源不断地迈进中央。当时,相对于生活艰困的农民和插队知青,以及在“五七干校”里长期务农的机关干部和文化教育单位人士,城市里国企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确实要优越得多,似乎前景良好。“师傅”这个工厂里才使用的称呼,也因此成为社会上对他人的流行尊称。

80年代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动国企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1988年春中国模仿苏联,颁布了《企业法》,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会为其执行机构。这个法律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但进一步肯定了官方意识形态里关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业民主监督等理念;虽然工人阶级不再“领导一切”,但当时的企业改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厂内民主”理念。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厂内民主”从来就行不通;但是,中、苏两国秉承意识形态教条、坚持“厂内民主”这一理念的客观结果是,它深深地形塑了国企职工的价值观。在中国,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到“厂内民主”,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价值观一变再变,但对这些变化,官方从来只调整宣传的重点,却从不清理“陈货”,在国企工人的头脑中,旧版红色价值观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他们判断后来历史变迁的种种是非曲直,恰恰是从旧版价值观出发的。

进入90年代之后,国企的制度顽疾明显暴露,亏损日益严重,于是国企工人成了改革对象。当局先是提出“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口号,到了1997年,以“改制”的名义,中国推行了国企全面私有化,国企管理者不费分文便成了企业主,国企员工则被要求“为改革牺牲”,纷纷下岗(详见我今年6月22日的文章“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国企私有化的冷酷结局,为含义模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新版红色价值观作了最清晰的注释。从此,原国企工人们开始怀念文革时代,虽然不过是无奈的表达,但也映射出意识形态宣传的窘境和他们的价值偏好。这样的价值偏好,不就是当年灌输的成果吗?既然灌输无错,红色价值观的“与时俱进”也不错,那么,被灌输者用旧版红色价值观拷问新版红色价值观,不正是灌输体制为自己栽种的苦果吗?莫谓原国企职工垂垂老矣,他们的社会认知会影响其下一代,在将来的选举政治中开花发芽。

三、“拒绝遗忘”VS“拒绝否定”:少数与多数的价值观对立

红色价值观伴随着几代人的人生历程,但具有一段相同人生经历的人,现今却未必抱持相同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分化,看上去像是造化弄人,实质上却是红色价值观印痕浅深的表现。这些年来,在经历过文革的人群里,有“拒绝遗忘”和“青春无悔”这两个流行说法。《拒绝遗忘》——钱理群关于反右运动的书名,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史中种种磨难的独立思考;“青春无悔”,则是昔日上山下乡知青的一种自我讴歌。“拒绝遗忘”和“青春无悔”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历史的态度。“拒绝遗忘”是警醒国人,勿忘国难,从中总结历史教训;而“青春无悔”之说,听起来有点奇怪,似乎与常情相悖。文革期间1,600多万城市中学生被迫上山下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组织”的压力下,不得不离城别家,远赴乡村边疆,其中自愿者为数寥寥。他们在农村历经艰辛之后,难道就幡然醒悟,从被迫上山下乡变为自愿“扎根农村一辈子”,因此而“无悔”了?其实,少数因婚嫁而真留在乡村直到今天的当年知青,现在并不唱“无悔”的高调;而倡导“青春无悔”的,早就返城30年了,他们几乎都是“上山下乡一阵子”,绝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头,所谓“无悔”,不过是一种矫情而已。然而,从这个现象却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即“拒绝否定”,这绝不限于知青,也不是只有成功者才总想肯定人生历程的过往步痕。

敢于面对历史、反思历史的,始终是少数。他们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丰富社会历史知识的知识分子(即intelligentsia当中的一部分人,原词借自黑格尔),但他们的公众影响力时常被压缩;另一类是人生当中经历过磨难的人,典型者如文革时期受过迫害的老干部和教育、文化界人士,不过,他们的眼光因人而异,许多人的反思只是诉苦,对事对人不对制,恐惧犹在。而社会上的成功者,比如我在这组系列文章里的第一篇“怀旧与国运”里提到的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对他自己以及上一辈的社会地位和人生经历,自然不愿否定。中国的红二代当中,能像罗瑞卿家的罗宇和罗点点那样反思历史的,实属凤毛麟角。即便是人生当中仅得一度风光者,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大学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蒯大富,文革时期的上海红人徐景贤、朱永嘉,他们落难后撰写的回忆,虽不免留下落寞的笔触,但都不肯否定自己的当年,更不曾因弄潮落水而生浓浓悔意。文革时期的国企工人如今怀念文革和毛泽东,其行为亦属“拒绝否定”,不过他们当时的经济社会地位与红色价值观相互匹配,对旧日留恋,不为无因;相比之下,倒是脱离了乡村的当年知青,如今若唱着“青春无悔”,反而有几分荒唐。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劳作,无论如何不会是自己人生当中的得意时光;他们上山下乡时的经济社会地位落到了社会底层,亦难支撑红色价值观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主旋律;而他们现今用“青春无悔”去迎合旧版红色价值观,其实是拒绝否定自己的人生低谷,也因此客观上为当年的红色价值观作了背书。这样的思维定式,其实与今日的愤青有相似之处。

在红色价值观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能够主动自觉地反思历史、告别红色价值观的人群只是少数,而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却出于种种原因,默认了新旧各种版本的红色价值观。当下在时事认知方面的社会分化,实源于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中俄两国皆受制于此。下一篇我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价值观变迁会决定转型国家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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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期  2016年9月30日—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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