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筱桦: 六中全会在即, 王岐山会留下什么政治遗产?|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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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今年68岁的王岐山接近他政治生涯的终点,这名中共党鞭即将留下的,是一个重新向原教旨主义靠拢的执政党。

题图:2016年3月3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仪式。摄:Lintao Zhang/GETTY

10月24日至27日,中共即将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这是2012十八大形成的领导层,最后一次召开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央全会。在十八大报告确立“全面实现小康”,三中全会讨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明细“全面依法治国”之后,六中全会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为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作一总结。

六中全会即将审议并通过两项重磅治党文件,镁光灯自然落会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受瞩目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身上。

十八大以来,中共面对更严峻的经济下行、社会矛盾以及国际安全形势挑战,尝试以廉洁、团结打造新的合法性来源。王岐山作为头号“党鞭”,无疑成为这一合法性工程的头号设计师。在雷厉风行的4年内,除了肃贪反腐,王也与总书记习近平一道,以显著不同于往届领导层的要求,尝试把党纪(甚至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的紧窄外衣,包裹在慵懒糅杂,近9千万的党员队伍身上,要求他们整齐划一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如让干部减少包括合法福利在内的软性收入,同时戒掉慵懒作风,积极贯彻中央政策。

而随著今年68岁的王岐山接近他政治生涯的终点,这名中共党鞭即将留下的,是一个重新向原教旨主义靠拢的执政党。

颠覆江胡时代的执政党

几年来,中共向原教旨主义的靠拢,颠覆了过去近20年的演化趋势。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实际上,中共已经向“全民党”的方向大步迈进。江泽民在其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的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其中“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为资本家入党敞开大门。

这一提法,曾经引来党内强硬派的质疑,更有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远赴朝鲜进修经济学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的“妄议”。但有江在党内的权威护航,“三个代表”很快得以确立,并在2002年的十六大写入党章。张德江也在两年后表示,在浙江工作期间,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三个代表”和允许资本家入党,意味著中共向传统意义上的对立阶级打开大门,标志著中共包容度和党员多元化程度的显著上升。

到了缺乏个人权威的胡锦涛年代,政治相对开明的团派干部大量占据中高层职位,加之2008年奥运,更需要以宽容形象示人,中共实质上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分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重庆省委书记薄熙来著名的“蛋糕论”之争,这两名副国级官员高调的隔空辩论,代表了党内对经济发展与财富再分配关系的两种思路。

同时期,即使在政治局常委会中,也有不少观点碰撞。

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同年两会余下期间,吴以外的8名政治局常委参加人大不同代表团分组讨论时,5人均表示“完全赞同”吴的报告。只有胡锦涛、温家宝和贺国强对吴的报告只字不提,其中温还在任内多次高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中共高层出现“思想多元化”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

但十八大之后,无论是鱼龙混杂的党员队伍,或是党内七嘴八舌的讨论氛围,都不是总书记习近平所能容忍的。

而在庞大的治党工程中,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执起党鞭,指引中共向政治光谱的原教旨主义一侧大步行进。正如王在今年1月的中纪委六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党章……每一条都凝结着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共产党人的‘原教旨’,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

“核心意识”笼罩下的政治新规矩

本月下旬即将举行的六中全会,王岐山无疑是最关键的操盘手。从牌面上看,党务总管刘云山是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王岐山是副组长。但刘的角色无法与王相提并论。

从刘云山过去四年的公开报道可以看出,他在其主管的党建、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个人思想不多。这些特点都与王岐山明显不同。

而也有政论者留意到,在六中全会之前,刘云山竟然外访蒙古、希腊和匈牙利三国,刚好涵盖整个内地国庆黄金周,休假性质明显。刘在本次六中全会中的角色可见一斑。

9月27日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了六中全会的具体时间,并听取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

不少评论者已经指出,1980年中共曾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份准则以反思文革、总结历史教训为基调,内容包括“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以及“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而7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同时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从公开报道可以明显看出,高层最忧虑的“突出问题”,当数周永康、令计划案暴露出的政治忠诚问题。

7月的会议公报续称:“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由此可见,这份不会代替1980年准则的新文件,即将尝试明确中共党内规章一直模糊的领域——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的关系。

然而,这并非中共首次作出这类尝试,80年代后期,赵紫阳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中,中共也曾经想界定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之间关系的具体规则。

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经在讨论中提出:“ 我们往往过分强调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 缺了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局置于中委监督之下,常委置于政治局监督之下。”赵紫阳指,这种划分是必须的,并作出具体建议:“ 能不能这样划分:常委会决定日常问题,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文集》第三卷 P468)

赵紫阳当时的担忧,是“过分强调核心”,这显然并非本届领导层的担忧。今年1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首次系统的提出包括“核心意识”在内的“四大意识”,各省部级单位随后纷纷表态支持,部分更进一步细化至“支持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本月即将出台的这份准则,相信是政治局常委会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进一步收权。也有政论人士猜测,六中全会会以某种方式确定习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另一份六中全会即将审议的文件,是修订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近4年来,王岐山主导下订立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多项治党条例,六中全会即将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也会成为王岐山“制度创新”的又一项成果。在党内条例操作性逐渐提升的时候,王岐山也坚信中共能自己解决腐败问题,这一点和总书记习近平高度一致。

当“开明”遇上从严治党

2015年2月,王岐山在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发表讲话时指出:“这就是总书记说的:人家老说咱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这与党内部分开明派的观点并不一致。在2014年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开幕前夕,《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以“皇甫欣平”的笔名发表三万字长文《终结腐败》,为反腐制度化建言。文章指出,反腐的制度化需要“七位一体”,包括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七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这位曾以“皇甫平”为笔名在南巡前高压的政治气氛中打破沉寂呼吁改革的媒体人,这次建言并没有被采纳,党内法规完善仍然垄断了所有反腐制度化的议程。允许在内地主流媒体传播的这篇文章的删节版本中,“公民社会”、“私人部门”的论述都被没有出现,原文仅能在主页已无法打开的“共识网上”找到。

师从开明派改革先锋杜润生的王岐山,曾经被视为中共内部的自由派。1980年代,被视为代表中国当时知识分子思想前言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王岐山担任编委。这一在丛书的作者名单中不缺乏金观涛、茅于轼、陈子明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王在80年代的经历,也决定了他明显有别于其他人的言行。例如,王是首个用源自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合法性概念,公开谈论共产党执政的领导人;他也公开推荐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今年年初,自称与王岐山有“师生之谊”的红二代地产巨头、中共党员任志强公开批评习近平“党媒姓党”的提法,随后微博账号被删除,被多个官方媒体立案番口诛笔伐,部分学者称为“十日文革”。2月29日,王岐山麾下的纪委媒体《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文章指出,“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文章在舆论紧控的两会期间广泛传播,不少人认为这是王岐山对任志强甚至是党内批评声音的一种保护。

但同时,王岐山也有很多与他偏自由派经历背道而驰,甚至截然相反的言行。他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

王岐山这一罕有回答公民法定权利与党内条例冲突的表述,并非来自于对习近平观点的重复。一年之后,“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成功上升到制度层面。而2015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入另一条大家如今耳熟能详的可治罪条目:“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条例》规定,这一行为若情节严重,即可开除党籍。2014年5月,王还提到: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提法从2000年后,已经很久不见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王岐山不仅重提,还在之后多次重复。这一源自毛时代、强调中共在国家生活各方面中绝对权威的提法,也终于在今年1月出现在较少有公开报道的政治局常委会报道上,但更为简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理论上将在十九大退休的王岐山,从右到左的游走很难用“打左灯向右转”或“打右灯向左转”等定论简单概括。

拥有文革时期的知青经历,王岐山应该深知中国基层的法治不彰,以及下级官员应对高层政令的狡黠与韧性。王来自国民党家庭,却成了中共80年代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姚依林的女婿,证明他深谙中共政治规则,其政治表现也足以获得保守派信任。而他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理解程度,约决不止于能背下书名。王的自信还来自于他仕途中多次处理高难度问题,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广东经济、2003年非典中的北京、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等等。

而作为党鞭的王岐山,在强势领导人习近平严格限定的活动范围内,仍然能做出在政治光谱左端的自选动作,则说明他并非单纯迎合习近平。但无论用皈依者的狂热,或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心态来分析“党鞭”的言行,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虽然能看到中共改革的迫切性,却执行了一套与世界潮流相反的解决方法。

而一旦使用了这套方法,即使拥有习近平在今年七一讲话引用毛泽东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和决心,也很难逃离击鼓传花的逻辑。

(孙筱桦,香港传媒人,时政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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