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 从毛泽东的"开门整风", 到Xi核心的党政改革|端传媒

2.jpg.png.jpg虽然新条例无处不谈“制度”、“机制”,却仍然跳脱不出毛泽东所讲的“小民主”范畴。

“例行化”(routinization)是任何一个魅力型统治的国家和政党共同所面对的永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同样概莫能外。魅力型威权的权力,建立在社会在对个人魅力品质及某种特殊使命信仰的认可基础上。但这种统治,因其个人性而内在不稳定,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这就是例行化或者平凡化。

中共是一个对社会和组织具有高度控制欲,且仰赖国家权力渗透维系统治的政党。对它来说,统领拥有十三亿人口,领土幅员广袤的多民族国家,无疑非常需要建立一个如臂使指的官僚行政机构和党机器。诚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当那些臣服于官僚制控制的人尝试逃离现存官僚制配置的影响时,一般而言,唯一的可能就是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同样会臣服于官僚化的过程”。

 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他并不孤单。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就透过一系列“整风运动”来试图克服“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的问题,同样也达到收拢权力、削平山头派系的作用。可是,毛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了党内整风的局限性,简言之无非就是上下交征、敷衍塞责,彼此相互袒护交差了事。

所以,毛可能是最早在党内提出“大民主”和“小民主”概念的人——简言之,“小民主”就是党内自身透过一系列整顿批评修复的机制,克服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大民主”则是将那些被划为“人民群众”各个阶层(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纳入到对党员、党组织的监督甚至批判中。毛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来统称这样的行为——“开门整风”。

事实上,“开门整风”的政治实践,几乎贯穿了整个新中国史的前三十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控制消灭资本主义存在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后,毛重新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党内自身的作风问题上。而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开门整风”,请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给党提意见——这也就是造成后来众所周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很不幸,这次开门整风,最后变成了毛眼中对中共和新生政权的直接挑战,最后亦演变成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桩公案——“反右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成为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自此以后再无“知识分子”。

或许是毛深知党内积弊的严重性,加之他本人的克里斯玛权威与日常制度权威所产生的先天紧张,十年之后他重启了“开门整风”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而这次,他先是利用新生“人民政权”所哺育出的青年,向党和国家政府开炮,最生动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两年之后,党被斗倒了,学生还在争权夺利搞派性。失望的毛将学生打入农村,变成上山下乡的知青。又重新向解放军靠拢。直到他离开人世,诚如赵鼎新所言,文革中各级党委被打倒,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更为廉洁的政权;被发动起来的百姓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是大多数人却把这种自由用于整人和派性斗争。

介绍这段过去历史,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今天习近平所面临的处境。如果习选择“开门整风”,无疑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传统的阶级斗争观,早已经被经济改革冲刷掉了。作为继承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今天已经不可能再用阶级作为武器,去修理那些“站在门外”的公共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民营企业家。可是他们对中共所能够提出的意见,同一个甲子之前的党外人士几乎并无二致。

唯一可以做的,只能够回到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这条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老路中去;并创造一个新的官僚组织,来克服旧有官僚组织所衍生的种种弊病。因此,这两份党内文件或许是“新时期下”这个党为了克服自身“例行化”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相较于1980年版的《党内政治生活条例》,习近平在文稿起草的几点说明中即已点明:“30多年来,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当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条例》旨在反思文革给中共所带来的缺乏党内民主、个人专断问题的话,这份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条例,无疑更加强调的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两者乍看有几分相似,背景和目的却大相径庭,从一个去中心化走向集体领导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依靠重构魅力型威权(习核心)来维系党内团结统一的老路,也实属无奈。另外,虽然新条例无处不谈“制度”、“机制”,却仍然跳脱不出毛泽东所讲的“小民主”范畴。

韦伯说过:“假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达成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程度,这就意味著专业官僚的重要性会更为增加。那些被组织内部所建立起来的新专业官僚的充权和扩张,在长期来看只能进一步增加其官僚化的程度。”

这一切,只有击鼓传花,留给下一任掌柜去烦恼了。

(张可,台湾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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