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批"台独"时, 她却说"五毛"可能是最好的人|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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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她以为自己是漂在台湾的中国人,如今她是在漂在中国的台湾人。

题图:这个社会的好与坏与你无关——胡采苹的朋友劝她不要在网络上写东西。 「但我从来没听过,」她说。摄:Linda Zhang/端传媒

 

从办公桌到洗手间,胡采苹一般要走3分钟。但2016年6月20日,同样一段路她走了9分钟。

不断有同事过来攀谈,其中一些人她甚至叫不出名字。

“你要不要参加横渡钱塘江的游泳赛?”走进洗手间前,一个同事拦住她。

胡采苹玩笑道:“钱塘江大潮会不会把我们卷走?”

那一天她还是阿里巴巴旗下新媒体《天下网商》的执行主编。这个台北姑娘在大陆工作七年了。

2016年6月20日,愤怒的网民围攻了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的微博:“你脑残了?敢聘请台独分子”、“让你赚我们的钱不是让你养台独的”、“你家胡采苹滚出中国大陆,台独狗”……“战火”从微博“烧”到了各大论坛,愈演愈烈。

下午四点,公司决定给胡采苹放假。她去了洗手间,打算收拾东西离开,却发现同事们都很怪。胡采苹后来才明白,那些不太自然、略显突兀的攀谈是同事们在表达关心。

从洗手间到办公桌的路上,台湾人胡采苹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两种温度。

“我在中国这几年太有趣了”

这不是胡采苹第一次在网络上遭遇攻击。

从2009年到北京工作开始,这位热爱表达的台湾记者就不断被大陆网民用脏话“问候”,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了她。

“一开始很害怕,”最初的两年,看到网络上的恶意言论,胡采苹会忍不住大哭,“我试著对这个社会好,对周围人保持善意,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这是每一个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无论你是否热衷于谈论政治,当张悬在演唱会上拿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当黄安在微博上举报“台独分子”时,从大陆网络上和人际交往间溢出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围绕在每个台湾人身边。

2016年6月20日,狂热的爱国者攻占了各大社交平台。他们将胡采苹在Facebook上的言论截图,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扭曲地贴上“辱华”、“分裂国家”等标签;他们号召抵制“台独企业”阿里巴巴;甚至扒出胡采苹朋友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举报他们“窝藏台独”。一个朋友因此被公司约谈,工作不保。

“我第一次觉得承受不了,快要崩溃了。”

2009年底,胡采苹只身赴任北京,成为《财经》杂志的记者。

就在一年前,马英九就任台湾总统,两岸关系迈入长达八年的升温期。同年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行并实现真正直航。

“整个气氛都不一样。大概是开放探亲之后我第二次感觉到这么剧烈的变化,”出身台湾《商业周刊》、专业跑金融新闻的她,工作进入第六个年头,感到非常无聊。不少记者朋友被派驻北京,胡采苹也想去,“就是一个竞争心态吧,想要赢别人。”

她对这片土地充满好奇。第一次选题会,同事们带著各地的口音发言。“南腔北调的,和金庸小说里一样,”那感觉像是五湖四海的高手汇聚到华山论剑。

想象中的中国和现实折叠在一起。胡采苹去胡同里看老北京人遛鸟、玩蟋蟀,脑袋里回放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好像一道道密码被解开。”

在这片财力和影响力极速膨胀的土地上,胡采苹实现了自己的职业梦想。“我在台湾这么多年都没采访过高盛、摩根史坦利的CEO,但是我在大陆第一年都采访到了,”《财经》记者的身份是一张通行证,让她得以和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坐在一张桌子前,“我觉得我真正进到华尔街的圈子里了。”

和在台湾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到银行董事长不同,在大陆跑金融新闻面对的都是官员。为了采访某位官员,胡采苹要一层层提交申请,常常要等一两个月。“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不幸,可是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

官员们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肃封闭。曾有官员和胡采苹讲,自己有次坐飞机遇到台风,不得已降落在台湾。那时台湾仍是戒严期间,官员很担心自己被从飞机上带下来,吓得不得了。

“我在中国这几年太有趣了,好像上了一个比较社会学的博士,”她欣然观察两岸的种种不同,并将自己的观察在微博上分享,吸引了一群拥趸。那是2010年左右,两岸关系持续升温,微博上的气氛自由而热烈。粉丝们会送水果去她住的酒店,也会在微博留言区回击那些辱骂胡采苹的评论。

她刻意避免和台湾人抱团,结交了很多大陆朋友。“几乎每一件事都有大陆人跟我解释。”胡采苹由此看到大陆人眼中的大陆,比如在路上看到有人吵架或打架没人会管、农村人和城市人仅凭外表就能分辨、在很多人的偏见中河南人和东北人素质很差、重庆火锅最好吃……

胡采苹活得很“大陆”。她用华为手机,看小米盒子,把去咖啡店称为“拔草”。她最喜欢读刘震云的小说,也知道哪个APP可以免费看漫画,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吐槽《欢乐颂》和《芈月传》,并能够把王宝强离婚案的始末娓娓道来。

她鲜少抱怨大陆人不讲卫生、不守秩序,常用“有意思”来形容一些光怪陆离的人和事。这是一片没有普世规则的土地,生活其中的人“乱糟糟的”、各不相同。

“你也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吧,”胡采苹说。在这份轻松自如的心态后面,她对身份认同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蜕变。

胡采苹觉得,直接贴个标签对这个地方一点帮助都没有。

胡采苹觉得,直接贴个标签对这个地方一点帮助都没有。摄:Linda Zhang/端传媒

课本之外的中国

胡采苹的脑海里有一张中国地图。70年代出生的她,从小浸泡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理想中,作业本封底印著“当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历史和地理课本里讲的都是对岸。胡采苹记得黄河、长江从源头到出海要经过哪些省市,从香港坐火车到莫斯科要经过哪几条铁路线,煤矿分布在中国的哪些地区……当然,这些知识都停滞在1949年。

那一年,胡采苹的父亲13岁。

家中九个孩子,父亲排行老幺。12岁那年,父亲从老家江苏徐州到山东台儿庄念书。学校说为了躲“共匪”要到南方开学,他觉得去南方玩两个月很好,就跟著去了。

父亲曾描述那时的迁徙:“越走越奇怪、越走越往南,然后就过了海。”和他一同南下的还有五千多个少年,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为“山东流亡学生”。

60年后,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记录了这群人的故事:“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父亲后来在澎湖被迫入伍,幸运地念了大学,娶了身为台湾本省人的学妹为妻,诞下两儿一女。他常跟胡采苹谈起家乡:家门口有条小河,他每年夏天都在河里抓鱼。家乡还有一座赫赫有名的山叫“土山”,当年徐州战败,刘备、张飞遁走,屯兵土山的关羽最终投降曹操。

“我对那里有很多幻想,”多年后胡采苹拜访徐州,发现父亲口中的河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水沟,而生活在英雄惜败地界上的亲戚是“那么穷”。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两岸探亲。 200万移民台湾的外省人家里全都乱了套。

那一年胡采苹读中学,她记得“每一家都有很多悲剧”。

和父亲一起来台湾的一个大爷原本在家乡娶了妻,后来又在台湾成家。台湾的妻子寻死寻活,家乡的老婆哭瞎了眼睛。

父亲回到家乡,父母皆已过世。

母亲临死前叫四儿子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包袱,一层层打开,里面躺著60个“袁大头”。“小六(胡采苹父亲在家中男丁里排行第六)还没娶亲,这是留给小六的,”说完才咽了气。

在政治气氛紧张的年代,因为父亲和三大爷“逃去”台湾,留下来的一家人吃尽了苦头:胡采苹的表兄妹走在路上被人丢石头,考上了空军学校却不能去读。《大江大海1949》这样描述留下来的人的境遇:“老师跟同学指著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样。”

家里住的是茅草屋,一下雨屋里都是泥巴。心怀愧疚的父亲给家里人盖了房子,买了卡车,亲戚们却为了钱闹得不可开交。“那时候不理解,觉得大陆人很坏、又脏,不想接触。”

1987年,少女胡采苹咀嚼著一种尚无法消化的复杂情绪──她被培养成一个喜爱中国的人、她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课本以外的那个中国让她很难倾心。

“很尴尬”、“我就是中国猪”

“我小时候的想法很搞笑,我觉得台湾人是中国人,大陆人不是。”

从幼年到大学的岁月里,胡采苹一直是个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她的家乡在海峡对岸,她读的书、听的故事都是关于中国的,她不了解也不关心脚下的土地。直到1987年解严后,本土化运动在台湾各地蓬勃生长出来。一直作为优势族群生活的胡采苹感觉到了恐惧。

多年来备受压抑的本省人要求不再把中华文化当做台湾的正统文化、而是以本土文化取而代之,激烈的主张取消国语的官方地位,改用罗马拼音书写台语文。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很可怕,”胡采苹记得,放学回家路上撞见本省计程车司机和外省计程车司机发生擦撞,两边都通过无线电叫人出来打群架。她经过家附近的公园,竞选者和他的支持者们正群情激昂地喊著:“中国猪滚回去!”

“非常可怕,我就是中国猪,”在那一时期,说话字正腔圆的胡采苹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腔调改成台湾腔,“我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个腔(普通话腔)很尴尬,只有外省小孩讲话才很标准。”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1989年。那一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轰动岛内外。电影的故事背景是“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至5月,台湾各地发生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及排斥外省人的事件,国民政府派军队镇压示威,屠杀民众、逮捕并枪决士绅、知识分子,事件造成数千乃至数万人的伤亡。

胡采苹的母亲租来录影带回家看,并对她解释了二二八事件始末。“非常震惊。看完《悲情城市》的感觉就是你发现你爸爸是杀人犯,你发现你相信的国民党和制度是一个杀人机器。”

那天晚上,胡采苹一夜未眠,躺在床上流泪:“我对国民党的信心一点一点地崩溃。”

与此同时,解严后的台湾迎来民主化、本土化的加速发展。

1994年台北市首次举行市民直选市长,泛蓝阵营的赵少康在市长辩论中讲的第一句话是:“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

“这句话勾起所有台湾外省人的恐惧,”胡采苹说。在那次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击败了赵少康和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成为台湾解严之后第一个以反对党身份赢得台北市长的人。

胡采苹已陷入对信仰的犹疑摆荡。1993年,她入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第一次结识台北市以外的同学。当同学介绍自己来自彰化时,胡采苹惊诧自己竟不知道彰化在北边还是嘉义在北边,“我对台湾的了解真的太少了。”她开始恶补关于台湾的历史和知识,参加社会运动,并渐渐对这座多灾多难的小岛生出“很深的同情和认同”。

彼时的胡采苹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已不是漂在台湾的中国人,她的双脚伸进泥土,逐渐生根。

不久后,一场危机让她意识到了这点。

1995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受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对美国进行“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中国政府认为此行助长了台湾寻求独立的势力,于1995、1996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两岸关系跌至冰点。

“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是同一国人,你不会拿飞弹打我。那是一个关键点,”胡采苹说,“再也回不去了。”

十几年后,当胡采苹踏上大陆的土地时,她将自己的身份定位成一个观察者、一个局外人。

胡采苹说,来大陆是人生一个大的旅行,「只是这个旅行有上班。」

胡采苹说,来大陆是人生一个大的旅行,「只是这个旅行有上班。」摄:Linda Zhang/端传媒

“我跟这个社会已经相处得很好了”

当网络上的硝烟愈演愈烈时,胡采苹的手机也变得发烧一般滚烫。不断有同事、朋友发来信息问候,一个同事的微信让她印象深刻:“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你。”公司一位主管在回应询问时说:“她是台湾人,她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很奇怪吗?”

“在这起事件中保护我的人远比伤害我的人多,”胡采苹说,“我觉得我跟这个社会已经相处得很好了。”

七年前刚到大陆时,胡采苹也曾对这片土地怀抱成见,但很多事情都在不断改变她的看法。

那是刚到北京的时候,她在街边看到一个爸爸带著小女儿,爸爸在胡采苹的旁边吐了一口痰。“我觉得好恶心哦,”胡采苹当即对著父女俩摆出很嫌恶的脸色,在她要走之际,那位爸爸突然叫住了她。“我想完了!要被打了,”胡采苹转过身,却听见对方说:“姑娘你的包拉链没拉。”

“我觉得很多偏见和道德冲突在那个场景里,”胡采苹说,她突然理解到,其实会吐痰的人不一定心中没有别人,在经历了多次类似事件后,“我对人的包容度、对世界的想象力都慢慢变大了。”

她尝试去理解这片土地上的每件事。比如,随地大小便的行为的确很糟糕,但北京的公共厕所不但很脏,而且非常稀缺,“这个行为跟这个人是不是好人完全无关。”

比如,大陆想统一台湾“太正常了”,因为“大陆近百年的亡国之痛就是从台湾开始的呀,想要统一是因为亡国恐惧症缺乏治疗,电视上还在天天上演抗日剧。”

“我以前对政治没有太深的感觉,反而是到了大陆才意识到政治生活很重要,它是一个人跟社会相处、心灵成熟的过程,”胡采苹说。

胡采苹和每一个出租车司机讨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优劣、两岸究竟该统一还是独立。“因为我知道在这边这样的讨论是很珍贵的。”

她会耐心回答同事关于台湾选举的每一个问题:选票长什么样、票箱是什么结构、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投两次、别人会不会知道你投给了谁……并大方地告诉你她投给了谁。

胡采苹和这个社会相处得很好。她从城市出发,走向农村。那里有一个更广袤、真实的大陆。

中国人不是想象的那样

胡采苹的身边有无数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在父亲的老家江苏徐州,胡采苹的两个姑姑已经认不清人,每天精神恍惚,只会讲“神爱世人”。“老人没人管,只有基督爱她,”胡采苹说。

老家有个亲戚曾经去北京游荡了两天,回家后得了抑郁症,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嘴里嚷嚷著:“人家过什么日子,我们过什么日子!”

“中国农村的生活和城市真的差别太大了,那真的是另一个世界,”胡采苹说。

胡采苹的同事里有很多人来自农村,他们给她讲家里的烦心事:叔叔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借钱给哥哥盖房子,嫂嫂却不愿还钱……“他们每天处理的都是很大的新闻,但自己心烦的还是这些小事。”

新闻人的身份让胡采苹比其他台湾人更深入地走进这片土地。

胡采苹记得,同事们把即将印刷的敏感报道存在SD卡里,然后将SD卡藏进鞋里;写了揭黑报道的同事在公司楼下被人用斧头砍后脑;她看到自己的记者朋友被公安局抓走,有的放出来了,有的至今未返。

做调查记者的朋友们给她讲这个国度里令人唏嘘的故事:抗美援朝中在雪地里冻残废的老兵;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引产的7月大的女婴;用自焚抗议强制拆迁的村民……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发生一起因强制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三人被烧成重伤。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激烈的事情,”胡采苹说,“让我震惊的是两个社会处理这种事情的风格太不一样了。我会思考到底我们两个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因此开启了很多观察,尤其是公共事务。”

她开始对比两岸的政治治理:台湾是很紧密的,用人情礼教控制社会,但大陆没有统一的标准,她的治理方式是很松散的。“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台湾社会残存的东西对大陆挺重要,因为它在很绵长的历史里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秩序。”

在微信朋友圈里,胡采苹会揶揄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也会为天津爆炸、邢台水灾等事情愤怒、伤心。

但与此同时,“我能够以一个不是责备或者比较的心态去看事情,我知道这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果我在里面的话不见得能做得更好。”胡采苹的身上没有台湾人的优越感,她说人类文明进展的过程都差不多,现在发生在大陆的“魔幻奇事”多年前也曾在台湾上演。

她甚至可以理解在网络上用性器官辱骂她的“五毛”。“我小时候也是国民党的五毛。五毛可能是最好的人,他们有可能是真心地相信并且捍卫什么事情,所以变得很凶。所以我不会怪他们。”

不站队的行为让她免不了“两边受气”。

台湾的朋友们会问:“你在那边应该不能乱讲话吧”、“你在那边不会觉得受不了么”?

“为什么?”胡采苹答道,“我受得很了。”

提到大陆人随地吐痰和大陆的不自由,胡采苹都会细细解释,直到对方会生气地说:“你不要这样帮他们讲话了!”

“我来的时候也对中国没那么有好感,但经过七年,我觉得中国不是他们讲的那样。不管台湾的未来是什么,在追求独立的过程可以用成熟的态度去处理。”

2016年6月21日,被认为有国家主义立场的新闻网站观察者网为持续发酵的网络风暴添了一把火,称胡采苹“无比嚣张”、“肆意发表分裂国家言论”、“抹黑大陆”、“宣扬台独”。文章发出后,更多的网民涌入马云的微博和各大论坛,誓要同“台独分子”胡采苹、“台独企业”阿里巴巴斗争到底。

在最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时刻,胡采苹曾跟几个亲密的台湾朋友嘱咐,如果自己被抓或者真的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请他们公布自己的声明:中国人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大部分我遇到的人都对我爱护有加,即使发生了不幸,那都不能说明什么。

实习生王静仪对本报导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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