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不愿接受特朗普的你: What is to be done?|端传媒

2.0.jpg历史不容许我们躲回到个人的小日子,只能义无反顾地拥抱大时代。旧的世界正在崩溃,而我们失去的,只有幻觉。

题图: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胜出大选,成为下任美国总统。摄:Lee Jin-man/AP

放在一周前,我们怎么都不会相信,一夜之间,特朗普就当选了下一任美国总统。而我们再怎么掐自己,都发现这不是做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经横亘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们的政治童年结束了。

我们的政治童年逝去了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早早踩在历史的终结上。从出生,我们就像在一条长长的跑道上奔跑,我们看到冷战从身边融化,或者一早就失去踪影。陪着我们的是不会回头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朝向开放、繁荣、自由,和看似迟早会到来的民主自由飞奔而去。

这一路当然不会顺利,家长、教育体制、国家和社会都为我们时刻加上压力。因为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们体会到了周遭环境对个体的压迫。

但小时候的经历,仍然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是看大雄和多啦A梦穿梭时空拯救地球的一代人,我们是看着哈利波特和老校长讨论为什么不能歧视少数族群的一代人。我们都会希望着,有一天,当我们成长之后,世界会变得比那时更好,更包容,更和平。

我们的确曾经看到了,看到政党轮替起来,看到殖民地变成高度自治的行政区,看到公民社会和开放媒体在压制了许多年之后慢慢地生长,看到美国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平等、自由、开放、包容的话语在越来越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然而,世界渐渐在我们眼皮底下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踩上了历史终结的尾巴,结果在过去的几年里踉跄了好几步,从它的尾巴上跌落下来。我们发现原先以为笔直的跑道已经折叠起来,我们前方的道路搭上了它的另一头,在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甚至我们父辈都没见过的东西,在黑暗里影影绰绰。

世界不仅不再按我们美好的构想那样进步,它更是在朝我们之前无法想像的方向走去。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见证了小粉红和习大大、特区政府和蓝丝带海洋,我们见证了杜特尔特的随机行刑队伍,听说了土耳其总统如何清洗知识界和逮捕反对党领袖,我们发现英国要退出欧盟,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选举中表现抢眼,印度对示威学生毫不手软……

而如今,特朗普的当选,为这全球范围内的灰暗图景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的政治童年逝去了,我们的美好想像落空了。世界看起来并不属于我们,世界是特朗普习近平杜特尔特艾尔多安莫迪勒庞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在他们面前,我们败下阵来了,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过去的幻想、做的努力,都没有阻止他们。

我们无力回天了。是这样吗?

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只有在最彻底的无力感中,我们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出生到现在,我们这些20世纪的孩子,一直在享用几十年来进步主义运动的红利和遗产。一代又一代的社运前辈,面对极为严酷的环境,坚持不懈地奋勇抗争,终于把种族平权、性别解放、政治自由、机会平等、开放多元、转型正义这些话语带进主流言论空间,将这些诉求变为实实在在的政治议程。这些成果,变成了我们眼中一个正常社会“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这些话语,成了我们最基本的日常观念。前人的抗争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世界。

20世纪进步主义运动的余荫,为我们的政治童年包裹上一层安全感,使我们产生“世界本质上是美好的”幻觉,让我们对世界的未来走向,产生“注定越来越好”的宿命论式乐观,好像世界成为了我们行动之外的东西。在这样的泡沫中,我们似乎忘记了:任何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靠血和汗来换的;任何看似理所当然的成果,如果不尽最大努力去守卫,终有一天是会被打碎的。

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会这样?” 但事实是,我们躲在前辈已经赢取的成果里感到满足,我们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把进步主义的抗争精神延续下去,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明天可以像今天一样好——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抗争。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前辈的遗产不可避免地退潮了,进步主义余荫下的20世纪正式宣告结束。而我们,无法继续生活在泡沫之中,无法继续用安全感为自己的生活构筑屏障,只能别无选择地走上历史舞台,拥抱我们的历史使命:书写21世纪的社会抗争史,不让世界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感到无力吗?可是在本来也没付出过什么努力的情况下,感到无力不是很正常吗?感到绝望吗?可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不会比一百年前种族平权运动先驱、性别解放人士、工会组织者、殖民地独立运动所面对的世界更糟糕。如果他们都没有绝望的话,我们不应该更乐观一些吗?

历史不容许我们躲回到个人的小日子,我们只能义无反顾地拥抱大时代。旧的世界正在崩溃,而我们失去的,只有幻觉。

我们怎么办?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怎么办”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以为行动是不必要或者不可能之事,我们越来越热衷于讨论“为什么”。但既然行动成为我们无可逃脱的历史使命,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就只能在“怎么办”中找到。

我们对旧秩序崩溃过程的最直接感知,体现在我们共同信仰的价值、日常使用的话语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我们下意识的反应,是在话语层面抵抗这些挑战,试图以说服挑战者的方式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想像里,特朗普的支持者、辱骂我们的蓝丝、网上暴力的小粉红和乡民一样,都只不过是信息闭塞不了解情况,都只不过是头脑不清楚,或者没有受过启蒙主义的薰陶。我们以为只要解释几句,质问几句,“他们”便会看到世界和“他们”想像得不一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一遍又一遍试图劝说“他们”:难民不可怕,伊斯兰不可怕,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性别偏见是可耻的,人的取向是流动的……

然而我们的想像落空了,似乎我们越是执着于说理,越是希望将事实摆在“他们”面前,引起的反弹就越大。最终,“他们”成功地扭转了政治议程,高呼胜利,而我们只能感慨大势已去。

我们将自己的沮丧,转化为对他们的愤怒和谴责:他们是愚蠢的、是无知的、是满怀偏见的、是不开化的、是邪恶的……“我真是对人类绝望了”,我们中无数人这样表述自己的沮丧。道德和人性,似乎构成了我们对于当下事态的判断基石。在人性的堕落面前,我们似乎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待被吞噬。这是我们当下绝望感的来源。

若要克服这种绝望感,我们必须处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他们?而什么是“我们”?

我们必须超越将“我们”和“他们”进行二分的世界观,我们必须去思考:一种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它所依托的生命体验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针对这些特定的生命体验,去构想与他们对接的话语,用植根于这些生命体验的行动路线去突破眼前的藩篱?

而我们的任务,不能是居高临下的启蒙,必须是最坚实的联结,最有穿透力的动员。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立足于组织建设的行动。我们对政治的介入,不应该只是在深夜、清晨,和地铁车厢里默默刷开手机。真正的行动是为了把人连接起来,让我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我们不应该再是白天工作,晚上关心政治,而应该从自己深深沉浸于其中的工作场所与生活社区中,开始最基层又最普世的政治变革:发现关乎自己切身自由的斗争,与世界每一个角落素不相识却命运相系的人们的共通性,从而不再仅仅作为一个个孤立的私人,而作为一个个拥有具体的生活和利益的人参与政治。那时,我们手中可以改变世界的武器,就不只是人微言轻的“一票”(尽管许多地方的人连这一票都无法拥有),而是互助、互信、共同创造经济力的强大社群。

在未来,基于身份的抗争将仍然是重要的。但身份本不应成为我们划分抗争单位和敌我阵营的界限。我们必须去寻找新的组织、新的话语、新的手段,将基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和基于政经权利分配的政治结合起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赋予我们的美好童年中清醒过来。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必须依靠新的共同体——抗争的共同体,来跨越不同身份壁垒和行政疆界,实现合作和连接,超越孤立主义、封闭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破釜沉舟。我们无法再像以往一样,把政治仅仅当做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缀,受到打击、对政治心灰意冷之后,便返回到自己的小日子中寻求安慰,告诉自己无论时局如何变幻,生活还是能正常继续下去。

这种在过日子的安稳中获得慰藉的能力,恰恰说明了我们身处怎样的阶级位置;而这种得以在危机中全身而退的特权,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只有认识到他人的退无可退,我们才能真正检讨自己智识上的傲慢;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特权不可持续,我们才能真正走向政治成年。

从今以后,政治不再是我们人生中可以随时剥离的一层外壳,它只能是,也必须是日常生活本身。从今以后,一切会变得更为艰难,但我们别无选择。

(本文由“一个幽灵”书写小组集体写作,执笔为严蔷、夕岸、张跃然、星荃、林品、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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