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第一个一百年”完全没有希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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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结束,习近平核心地位确立,以致绝大多数对体制仍抱希望的改革派人士担忧个人崇拜加剧、“文革再来”的风险增大。其实大可不必,这是因为:一方面“三个任何”的约束作用远大于“一个核心”之权能,即六中全会公报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再成争议焦点;另一方面,核心名义下的集权是中央小集体的再集权,这种集权的前提是中央回到经济上的父爱主义去,承担地方经济失败后果。

2016年11月号第375期

  贫困人口将大幅增加

六中全会公报很奇葩,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二个最失败政治文件,失败程度仅次于中共九大党章。它像只破筐,既装传统红色贵族的个人崇拜情结又装平民子弟背景的新贵高级分权诉求。没有这个文件,中共内部可能还不致迅速大乱;有了它,中共则到了利深祸速的地步。可以预见,“一个核心”政治的失败首先是在经济上。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所服务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当中的一个现在全面失败了。

“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说是到中共建立一百周年(二○二一),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则是到中共建政一百周年(二○四九)“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包括统一台湾。然而,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二○二一年中国会出现大面积贫困──中小城市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上升一亿左右,农村会有一千万以上的脱贫家庭重新返贫。其实,不用预测那么远,仅以二○一六年的两大社会经济难题看,就知道小康目标全面泡汤:第一是平均工资水平大降背景下的房价高涨,尽管总体来看是有价无市,但这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程度;第二是养老保险金已经难以承担更多支出而老龄化已不可逆转,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总额出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亏空。

对于名义记账的养老金亏空问题,我做过一个粗略计算:以一九九七年不变价格计算,从该年亏空一百四十亿到今年底预计亏空五万亿,其亏空速度年均百分之五点六。在现实中,许多中小城市已经出现了迟付退休工人养老金的情况,这还是在中央政府默许下违规使用了当期收入(年轻人所缴部分)所维持。如果建立一个还清历史旧账即地方财政对养老金个人名义记账全部补齐,那么,市县两级一般财政行为将完全停滞。

  传统红色贵族欠治国实力

不仅是我这样的有异议背景的经济学家不看好“全面小康”,就算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多不看好“全面小康”。比如,中国体改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虽未提“第一个一百年”,但他说“未来五到十年,将有几千万的中国家庭艰难度日”,并且,到二○三○年中国经济“可能仍低于高收入国家下限”。再如,曾力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前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说,现在是“改革疲劳综合症明显,很多人已经不相信能够真改革”。从国家升级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用讨论,多数民众感受到的是国家内外环境都在变坏。

当然,内外环境变坏的公众认知给了传统红色贵族“重新革命”的理由,“一个核心”与中央再集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而无论推出什么新概念,中国的经济成绩与环境质量都无法让公众满意。从“基本面是好的”到“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再从“全面深化改革”到“提高供给侧质量”,没有能达成一个十分简单的逻辑预期:牺牲两三年的经济增长,换取好的环境(狭义到大气)质量。

经济大衰退而空气质量没变好,直观地说明传统红色贵族没有治国素养。那个群体既缺乏国际视野又没有历史辨析思维,这样,社会公众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空气质量监测设备要放在公园里”之类怪现象。历史有训,中央集权程度越高,非中央部分的欺蒙手段也就越高明。

  最坏经济政策文件已出台

在反腐的制度方面建设方面,传统红色贵族体系一方面坚决回避“官员财产公开”;另一方面,不得不集中精力抓“关键少数”。不惟中下层反腐已无指望,而且,重要经济领域反腐也是越反越腐。比如说,国企机械采购与社会公共品性质的项目招标,有三个指标可观测,它们分别是供货(投标)方的寻租支出与结算价比率、制造成本与结算价比率、本次交易毛利润率,在二○一三年以前,它们大体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二十三。现在寻租比上升百分之七而达百分之二十二、成本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而达百分之四十一、毛利润上升百分之十四而达百分之三十七。这些个体研究数据说明了这样的情况:采购招标中的腐败比反腐以前厉害了,工厂或投标者难以赚钱了,但能赚到钱的工厂或投标者基本交易策略是降低质量以节省成本、多送好处费以大幅提高利润。该三率的诡异变化跟非中央机构在公园里放置空气质量监测器是一个道理,而实体企业的市场环境也更加不公平。

中央集权的经济后果终会导致金融体系不堪重负。现在,一个质量上比政治文件六中全会公报更次的经济政策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准许省级政府增设资产公司,以便把省级国企债务甩给国字号的银行。这与我在三年前所预测的“地方债打包上交中央”情形基本相同(参见《争鸣》杂志二○一三年八月号),不同的只是先打包地方国企债务、尚未打包地方城投平台债务。为了挽救理论上已破产的省级政府,中央集权的小集体不得不以经济父爱主义包过债务,结果是损害存款人、银行股购买者的利益,也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接上了“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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