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习近平的加冕礼|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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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有何种职责,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有多大的权力,理应由党章、宪法所明文规范。履职有任期,行权有法度,不应该、也不需要去乞灵于“核心”一类早已过时的黑帮话语,从中寻求权力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习核心”加冕与袁世凯称帝一样,无疑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2016年11月号第375期

“习核心”来之不易

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习近平终于如愿以偿,自我加冕,成为名正言顺的“核心”。毫无疑问,“习核心”是六中全会唯一的政治“成果”,至于事先大事张扬的那两部“从严治党”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则只是附件、是陪衬,是为了顺利推出“习核心”、着力烘托“习核心”、坚决维护“习核心”而量身打造的政治文件。换言之,没有这两部文件,“从严治党”照干不误;但没有“习核心”,六中全会的戏码就不好唱了,习近平的心情想必比今年“两会”时更糟。

回想八个月前的政治挫折,“习核心”可谓来之不易。今年初,一场以“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向习总书记看齐”为关键词的省级效忠表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虽然轰轰烈烈,却无疾而终,在“两会”之前戛然而止。“习核心”初次试水,未竟其功,主要原因是只有地方劝进,未见高层配合,政治局委员、常委对造“核心”运动反应冷淡、无动于衷。

与年初一波三折、半途而废的大规模地方劝进相比,此次“习核心”出炉,又似乎太过容易,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八个月里,只有喜获升迁的李鸿忠一人有始有终,仍然“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开口必提“习核心”、逢会必唱“忠字经”,其他省级大员、中央要员均退避三舍、无意跟进。官方媒体也都按下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话题不表,直至全会开幕之际,才仓促展开新一轮“核心意识”的强大宣传攻势。此时此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闪亮登场,突然出现在六中全会《公报》和《政治生活准则》上,恰似一枚超级震撼弹。如果说八个月前是火力侦察、外围作战、围而不攻,那么八个月后,则是突然袭击、中心爆破、直攻要害。

  六中全会有奥秘

年初那一锅夹生饭,居然端上了六中全会的正席,济济一堂的中共要员,吃不进也得吃,咽不下也得咽。这其中当然有奥秘。习、王并非有勇无谋之辈,选择六中全会发动突然袭击,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推出“习核心”的最佳政治搭配。此次全会主题“全面从严治党”之不同于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话事权、主导权早已牢牢掌握在习近平、王岐山手上,党内高层其他派系、其他势力很难说得上话、插得上手。六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初审归口于中纪委和中组部,而这是习近平一派早已完全掌控的两个部门。

六中全会似乎也是推出“习核心”的最佳时间窗口。离十九大召开还有一年,省级人事布局大体完成,“习家军”已占得先机,而中央人事布局、尤其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席位争夺战尚在渐次启动阶段,争斗各方虽跃跃欲试,但都还拉不开架势、撕不开脸面。此时以确立“习核心”为突破口,为“党内政治生活”定规矩,向“野心家、阴谋家”高调“亮剑”,可谓恰逢其时。“圣主正位,百官朝拜”,这是要为建立十九大“绝对忠诚”新班子鸣锣开道,六中全会的谋事者们,就是这个打算。至于能不能实现这个打算,抑或不见其利、反受其害,反而起了反作用,则要另说。

此事说明,习近平在党内斗争中的精明与犀利的确有所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他具有勇于出手、敢于胜利的坚韧性格。记得前国防部长耿?之女耿莹(习、耿两家是世交,习近平的仕途起点是耿?机要秘书)曾这样评价“跟亲弟弟一样亲”的习近平:“他要干一件事情,一定会划一个句号,这个句号也许不一定完美,但一定都是有接口的。”耿莹没有说错,习近平不是半途而废之人,他不甘心树“核心”运动只剩一步之遥而偃旗息鼓,不能容忍“四个意识”沦为空话、套话。此次六中全会给年初的地方劝进闹剧划上了一个句号,虽然这个句号一点儿也不完美。

  “核心”就是独裁者

“核心”究为何物?拥有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项党和国家最高职务以及“全深改”、财经、外事/国安、对台、军改、网信等一大堆“中央领导小组”组长头衔的习近平,有什么必要非当“核心”不可?这就要从中共专有的政治话语体系和专制政治文化中寻找答案了。

“核心”是邓小平的发明。最初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告诫二人不要对即将一步登天的江泽民不服气,“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六四”镇压之后不久,邓小平召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这八个人就是邓所指定的“第三代”原始班底)训话:“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到了年底,已经“全退”的邓小平会见朝鲜独裁者金日成,除了向金推介新科“江核心”,又顺带解释了“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此外,李锐先生披露,邓小平亲口对江泽民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以上就是邓小平关于“核心”概念的全部“理论论述”。

显然,邓小平的“核心”理论与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完全相悖: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国领导人是按届划分的,而“核心”则是莫名其妙按“代”划分的;前者有确定的任期,后者则是终身制或准终身制;前者经由党代会、人大的正式程序“选举产生”,后者则由老“核心”指定,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实际上”形成;前者有法定的职务名称、职权范围,在其位而谋其政,后者则不拘是否拥有法定最高职务,都可以独断行使一个人说了算的实际最高权力。两相比较,结论自明:中共所谓“核心”,若翻译成政治学上的通用语言,就是独裁者──毛、江那样名正言顺的独裁者,或者邓那样僭权越位的独裁者。邓的“核心”理论不打自招,揭示了一党专制政体必然走向个人独裁政体的本质属性,即所谓“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那么,习近平之所以大费周章、锲而不舍要当“核心”,说白了,就是要当一个有名有份、实至名归的独裁者。

  袁世凯的惨痛教训

习近平“治国理政”将满四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改革不足、法治倒退的四年,是经济减速、民生停滞的四年,是内斗激烈、外交紧张的四年。习近平唯一可以自我炫耀的政绩,只有反腐败、打老虎。正是凭着反腐败、打老虎,为他打通了无休无止、没完没了的集权之路。

中外观察家们早已发现,习近平的实际权力超过了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江泽民,甚至比邓小平也不遑多让。虽然习对其高层同僚的真实权威大概永远也赶不上有着非凡经历、传奇人生、过人能力和骄人政绩的邓小平,更不可能达到建党立制、底定乾坤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那种“马克思加秦始皇”、君王兼教主的神圣权威,但是,在威权代际递减、政治斗争日益平庸化、利益化的中共官场,这也并不妨碍习近平成为新一代的独裁者。事实上,十九大之前的中共高层格局已呈“一边倒”态势:江派日见衰弱,“团派”步步退让,习、王大权在握,“习家军”一枝独秀。即使没有“核心”名份,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各派势力难以约束、难以阻挡的政治强人。简言之,习并不需要这顶“核心”皇冠。那么问题来了,习近平处心积虑千方百计自我加冕,其真实的作用,是在集权成功之路上重装上阵、更上一层楼呢?抑或只是为了面子丢了里子、虽有心理优势而无实际效用呢?

袁世凯的经历可为习当局镜鉴。袁世凯虽无某某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却是清末民初最为精明练达、堪称有勇有谋的官界精英。辛亥年南北和谈、创建民国,袁氏功莫大焉,其当上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也是势在必得、众望所归,绝非“窃取革命果实”。但袁世凯借剿灭“二次革命”之机而废除国会,借修订“约法”之机而废除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强行改变了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活”。直至被推戴为终身总统,且临死之前有权任意指定后任总统候选人三人,“亲书于嘉禾金简”、“密贮金匮”,与清朝建储制度几无二致。个人集权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任何头衔、任何冠冕,都已经对袁氏没有任何实际效用。可是袁世凯仍不满足,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永远觉得“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所以他发动了各省劝进、全民请愿,电报满天飞,口号震天响,比当今“习核心”劝进运动不知高出了多少档次(某些史家称袁世凯只是上了他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日报》的当才决定登基称帝,那未免太小看精明强干的袁世凯了),甚至为此“选举”产生“国民会议”专责讨论“国体问题”,“选举”产生“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公决,终于如愿以偿,自我加冕,当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不久死于国民唾骂,一生功业化为粪土。那场中华民国的政治闹剧最终变成了袁世凯个人的人生悲剧。

  莫开历史倒车

邓小平封江泽民为“核心”,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九八九是多事之秋,中共刚刚犯下了滔天罪恶,江泽民政治根基浅薄,临危受命,如履薄冰,加个“核心”冠冕,邓稍感踏实,江也多几分信心。十三年之后,江泽民拒封胡锦涛为“核心”,虽说暗藏了老人干政的私心,但从制度化角度而言,则是回归体制常态,在政治上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总书记有何种职责,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有多大的权力,理应由党章、宪法所明文规范。履职有任期,行权有法度,不应该、也不需要去乞灵于“核心”一类早已过时的黑帮话语,从中寻求权力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习核心”加冕与袁世凯称帝一样,无疑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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