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 高调推出"三个一" 把全党关进"规矩"的笼子里|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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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一致热炒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已于十月二十七日闭幕,其最引舆论聚焦的,就是高调确立“习核心”。

2016年11月号第375期

原标题:中共六中全会高调推出“三个一”──习近平要把全党关进“规矩”的笼子里

会前被过度解读的两个主题

会前官方就大肆烘托舆论,不断渲染“从严治党”、“党内监督”的两个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此同时,习近平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发出“不忘初心”,重走长征路宣示,并让一批落马“老虎”公开现身说法,为会议提前释义。

十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发文《全面从严治党将为中国共产党注入新的活力──外国政党官员及专家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借海外学者之口称,“可以预见,六中全会即将制定的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把治党制度化和法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联合早报刊文《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前瞻》称,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本?更有海外媒体借国内个别人之口想入非非,什么六中全会是“习近平针对江泽民集团的斗争,要通过六中全会进行一个总的解决。”这是“习开六中全会要彻底总解决的一个原因、一个动力。”路透社还煞有介事地引述跟北京高层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说,北京曾经承诺建立二个反腐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和“反腐败法”,并可能在中共六中全会期间讨论云云。

然而,本文所关注“六中全会”只有两个主题:一是“从严治党”背后动机是什么?二是“党内监督”的内部算计是什么?这才是“六中全会”要解决的真实问题。

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在“六中全会”文本的五彩缤纷泡沫掩盖下,“从严治党”背后动机已经凸显,就是要解决习近平核心地位在全党得以拥立。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在第二个任期,由自己主导圈定领导班底。这才是会议的重中之重。尽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尚未全文发布,其中有关人事安排和选拔的部分,也很难“信息公开”。而“党内监督”的内部算计,就是要确保维护核心权威的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以此而论,所谓“党内监督”的要点,就是要保证党的领导干部“绝对忠诚”、“不得妄议”。这两个文件的出发点,都是要筑牢习近平一统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永续工程”,即六中全会公报所强调的“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就是“六中全会”通过两个文件的根本目的。

新核心宣示当代中国政治新生态

二○一四年十二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一道,提出了“四个全面”,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六中全会前,当局已陆续出台了确保“绝对忠诚”的“整党”相关文件。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政治局又审议通过了中共“问责条例”,已为六中全会议题做了预告。

如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终于如愿以偿,有了“核心”这个在全党中的“总舵主”合法地位。今年初,中国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市官员就在公开场合使用“习核心”一词,纷纷表态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可见当今中国呼唤帝制的“筹安六君子”还真不少。人民日报为此还发文强调要“铸就坚强领导核心”为之试水。习近平的幕僚栗战书更于一月二十七日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强化核心意识”、“绝对忠诚”。最近,中共官媒更如此露骨地发表“崛起呼唤强大领袖核心──公众核心观念与核心意识调查”,要加冕“习核心”的冲动已跃然纸上。

此次会议,继续坚持“三个代表”理论,正是对江泽民第三代领导核心的肯定,也是对其代代相传合法性的维护。习近平绝不会违背这个政治逻辑。继邓小平册封江泽民为“核心”后,习近平成为第一位在总书记任上自称“核心”的中共领导人。该公报表述“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中南海如此罕见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核心(也即一个领袖)”,堪为当代中国“三个一”政治生态的最新宣示。记得当年,中共一直攻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强化法西斯统治提出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其中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中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如此“唯生论”,为国民党“三个一”口号制造理论根据,一直为中共口诛笔伐。时至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人民日报》竟刊发社论称以上的“三个一”,“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这委实是一种历史上意若称帝,借助民意的当代翻版。

“党内监督”取代“财产公示”

此外,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泛泛而谈,笼统表述,好听的话一箩筐,但却刻意回避党内党外、全民诉求的“官员财产公示”,而以“党内监督”说法取而代之。这是因为“官员财产公示”,将曝光高官集体腐败的严峻结果,不仅不会达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团结统一这个目标,反而会令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集团信誉崩盘。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决定,“六中全会”不可能通过“官员财产公示”。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本来就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抵抗的力量,既包括中共最高层,也包括基层的既得利益者。这由中共体制性贪腐本质决定,已经难以靠“自我监督”来完成改变。据悉,全国纪检系统积压的举报材料累积如山,处理不完,连王岐山都对此感到绝望。今后,中南海反腐如何进行,就是看习近平强化、垄断党的绝对权力后如何表演。现在,仅就十八届六中全会而言,连“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最基本话题都不敢触及,还欺世盗名奢谈什么“从严治党”,坚决反腐?其实治党也好,反腐也罢,根本出路都是要由民众来治,民众来反,舍此莫由。而习近平煞费心机地为其强化核心地位,炮制两个文件,用意就是要借助把全党关进确保“绝对忠诚”的党法、党规、党纪笼子里来反腐。然而,即使习近平真的能把全党都关进笼子里,也创造不了“自己给自己开刀”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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