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铮: 政治犯 |书摘《一个解放军的1989》|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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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

他们把人像赶羊一样赶进来。每过一会,门就开了,几个人像鸭子般丢了进来。一个学生进来是因为他在宿舍楼前喊了声“打倒李鹏!”一个是捡了个催泪弹藏家里了。他老娘也同时被抓被打,他看不过眼就跟当兵的理论,当兵的把他打烂了。他脸上见不到眼,见不到嘴,见不到鼻子,全是鼓起吊著的乌紫肉泡泡。我不知他怎么还能喘气,发声,进食。他喘气时发出啸声,像强风吹过窟窿。他言语不清,却还大骂不止:“这些牲口!都不是人养的!”

一个瘸腿的黑瘦汉子,一只残废的手勾在胸前,身子歪向一边,根本站不直,只能像摇船样一摇一摇地向前挪动。他进来是因为帮忙推军车。“你怎么推?”大胡子哈哈笑,歪著身子,一只脚勾著,像只断腿的鸡,向前拱著身子,拱了几下,歪在地上,“你就这样推军车?”他学瘸子推车的样子很滑稽,许多人哄笑起来,那个瘸子自己也笑了。

一个北京理工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正赶去新单位报到,他朝站在路边的戒严军人做了个鬼脸。他们马上揪住他,打了一顿,把他抓起来了。他不断地摇头自责,“我真傻。我的工作怕保不住了。报到期限是七一。但愿他们延长报到日期。我真犯昏!”

一天一个小孩被丢进来,他光身进来,满脸恐怖疑惑。“你怎么进来的?”大胡子抓起他的短裤让他没什么遮羞。他蹲到地下让人看不到他的小鸡鸡,可他那又白又嫩的屁股翘了起来。大胡子哈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拍出一声尖叫,像杀了他一刀。大胡子命令,“站直了!”他站了起来,满眼恐怖,双手紧护著小鸡鸡,好像防人抓走它。“手举起来,立正!”听到这命令,他满眼惊恐,环顾四周,好像要找人救命或问人该怎么办。没人吭声。他突然哭了起来,把手慢慢举起来。许多人都笑起来。他的下鸡鸡缩得像个小肉丁,那地方平平白白没一根毛。大胡子也偷偷笑了。他把衣服扔下,又命令,“不许哭!”小孩就一声不发了。

“你怎么进来的?”大胡子语气温和下来。小孩说他是天安门敢死队的。“你是敢死队的?”大胡子掐了一下他肚子上的白肉,小家伙又发出挨刀般的尖叫。“这点痛都怕,还当敢死队员?”大家又都笑了。

大胡子细细盘问,一会小孩就说了他的来历:他还在上初中,是背著父母从山东来的。他一来就到天安门加入了敢死队,得了一百块钱。他只15岁。

指导员叹了口气,叫他挨他坐下。“别怕,不会枪毙的。”大胡子问:“饿不?”他连连点头。大胡子说:“你这么多肉,要饿饿减肥。”可他还是从床板下拖出那布包,摸出一个窝头递过去。小孩接了,疑惑地盯著窝头,一脸哭像。他也许以为大胡子拿这东西耍他。大胡子大声说:“吃!没毒!”小孩这才慢慢把窝头放到嘴边,开始咬了一点点,嚼起来。咬了几下后,他就快嚼起来,两手紧抓著那窝头,像是防人抢去。大胡子说,“他真是饿了。”指导员也满眼怜悯。

小孩很快吃完窝头,吃完他就在地板上找掉下来的渣渣。他用指头沾起渣渣,抬头看了看大家,犹豫了一会才把渣渣按到嘴里。“还饿?”指导员问。小孩连忙点头,一边舔著嘴唇。“没有了。等开饭再吃。”他便在指导员旁边躺下,眼睁得大大的。转眼功夫,眼就合上了,打起鼾来。

有一个军人模样的让我们迷惑不解。他被丢进来时手和脚被个丁字形的大铁链连锁著。他穿著白衬衣和黄军裤,看衣著他是个当兵的。他很壮实,皮肤红黑。左脚膝盖以下肿得老大。膝盖下三寸地方有一个小窟窿,血从那红黑的窟窿里渗出来。他被丢在水泥地上歪倒著,他就那样歪倒著一动不动。我们把他拖到靠墙坐直,他一会就又歪向一边,溜倒在水泥地上。他的眼眯缝著,一眨不眨。那眼神让人害怕。他是不是个精神病人?只有疯子才有那样的眼神。有时好像他也试图把眼睁大一点,可他睁不开。血水从他口里流出来,直流到地上,他也不吸吸。

大胡子问,“你怎么进来的?”

那人没半点反应。大胡子吼叫:“说,怎么进来的?”那人要么是蔑视,要么是太累无力应声,反正没半点反应。大胡子踢了他一脚。那人一动没动,眼还是那么半闭著,没有半点反应。大胡子抬起脚还要踢,可他突然停住,“是个白痴。”

大胡子过来问我:“解放军,你看他是不是个当兵的?”

这人的头发平短,那是典型的军人发型。他的白衬衫是纯棉的,但一年前我们已经不发纯棉衬衣。我们是空军,陆军我不得而知。他的黄裤子是军裤无疑。他肌肉发达。从衣著和样子看他是军人。但百姓也穿军衣。鞋帽腰带很关键。他赤脚没帽。我们的腰带都是特制,上有番号,但腰带都被没收了。他也可能是个农民,他的肤色显示他来自西北。农民不会来北京革命,这么看他该是个当兵的。如果他是个当兵的,他应该很有文化,可他的样子就像个白痴。他那白痴样是被打的结果还是他意志坚强,特能自控的结果?

我没法确定他是否军人。大胡子很光火,对那人大叫:“你不说我们就饿死你!”我看著那人。他眼里仿佛有股轻蔑,回应只是更多的口水流出来。大胡子又抬起脚要踢他,可那脚没踢下去。那红肉翻转的伤口和血水肯定也吓住了大胡子。

大胡子又问我他脚上的伤是否枪伤。我没法判断。那个窟窿可能是子弹打的,也可能是刺刀捅的。挨近了看它更像子弹穿的。我奇怪他们为何不做包扎?他们怎么能让那伤口敞著?未必他们觉得他马上要被枪毙,没必要费那个手脚?或者他们要给他取出子弹,包扎会使手术更难?

我想既然到了这里,他必定还有神智。我太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我能赢得他的信任。我也是个当兵的,他也许会信任我而告诉我他的秘密。饭来时我主动去喂他。我替他难过。他很可能跟我一样只是个老实军人。他太直太爱逞英雄。他们弄残了他的脑子,他没知觉意识。我想喂他,我一人没法弄。他得坐直。我叫人帮忙。我们把他扶起靠墙坐著。我用勺子把那咸汤往他口里送。我叫他张嘴。他不张。我看著他。他眼里的光很怪,像死人的,没有半点活人气——这就是国安局说的“植物人”?我不敢看他的眼。我只求他张嘴,他没反应。我把勺子塞到他嘴唇里,他的牙齿挡住了去路。我说:“朋友,吃点东西。你要吃东西。”没有反应。他看到了我吗?他没动嘴,也许他控制不了自己,不能让嘴张开?还是他根本就没听到我,没看到我?也可能他对大家失去信任。我说:“你也是当兵的?陆军的?我也是当兵的,空军。”他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话。他脸上仿佛流露出一股轻蔑,那轻蔑样很傻气,让人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或白痴。我没法喂进什么,东西都流出来了。小林,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代我来喂,搞了半天,他也没法让他开口。

他脚上那窟窿上下越肿越大。整个脚变紫变黑。他的那只脚恐怕是丢了,他的命也可能因那个窟窿完蛋。我叫大胡子通知监方治他的脚——大胡子常去跟看守谈话,他可以反映问题。可一直没人管他。一天看守送人进来,大胡子问这个家伙犯了什么事,看守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不当问的不问!”大胡子做了个鬼脸。那个神秘犯人呆了三天。三天里他滴水未进,也一声未吭。谁也不知他是谁,犯的什么事,他被带到了哪里。

大胡子说凡是戴三角大铁链的都是死刑犯和好动手的。

隔天又进来一个带三角大铁链的。他哈腰齐腹才能走动,这使他走路像个大猩猩。这人精瘦,枣红脸,站直了恐怕不只一米八。一进来大胡子就问:“犯啥进来的?”那人对答如流。

“烧公车。”

“几辆?”

“两辆。”

“有科吗?”

“有。”

“几年?”

“三年。”

“干嘛啦?”

“偷。”

“哪来的?”

“沈阳。”

“成家了?”

“离了?”

“干啥的?”

“没活干。”

“怎么被逮了?”

“大早上我去烧车,当兵的就躲在车里。”

“多大了?”

“35。”

“完了。你活到头了。”

指导员也说:“你到头了。戴上这链子就是要枪毙。”

大胡子说:“就要砰砰了!”他把右手做成手枪,指著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啊——”大叫一声,仰倒在地。他的表演很逗,大家都笑,那人也咧嘴笑,露出白牙和乌牙龈。

一会饭来了,烧军车的两膝并在一起,用两手将窝头固定在膝顶,然后低头去啃。他扭动头,从上,从左,从右,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多快好省地啃那窝头。他吃时没掉半点渣。他吃得飞快,嚼得响亮,像是参加快吃比赛,眨眼就吃完。大胡子问:“谁还要?”“我!”他抢著叫。大胡子说:“操你大爷,要死的人,撑那么多干嘛!”他咧嘴笑笑。大胡子递给他一个窝头。他接过来又飞快地啃起来。

他没法喝汤,他没法把汤碗平放在膝上。我帮他扶著碗。他把嘴埋到汤里,快速喝起来,喝得咕咕发响。

他叫王连举。王连举是《红灯记》中的叛徒。我们只叫他“烧车的”。

一天进来一个白痴。他一进来就蹲在门边地上,惊恐地看著我们。他紧抱著自己的衣服,一动不动。他满头满脸满身都脏污至极,像是刚从垃圾桶里或煤坑里爬出来的。他浑身发出熏人的臭气。他一进来很多人就都捂上鼻子。他可能是个讨饭的。黄得发绿的鼻涕双双流下来。他的头歪向一边,嘴半开著,可以看到要掉出来的舌头。一双惊恐的眼就那样惊恐地张著,眼珠一动不动,眼睛也一眨不眨——好像他不会眨眼,很显然是个痴呆。他又瘦又矮。看起来20出头。

“过来!”大胡子吼著。他不动,只是慢慢地扭了扭头。“穿上衣服!”他还是没动。大胡子跳过去,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还是没动,只是慢慢地扭头望上,满眼惊恐。“白痴,你犯啥事了?”没有回应。“哪儿的?”终于白痴发话了,一字一顿,“刘,庄。”大家一阵哄笑。“刘庄在哪?”“不知道。”“你多大?”“不知道。”鼻涕流下来,他也不擦擦,还紧抱著他的衣服,像是怕人抢去。“干啥的?”“做鞋的。”小林笑起来,“我们同行。我也是做鞋(作协)的。”我们都忍不住笑。

白痴刚蹲在地上套上裤子,就发出一声屁响。他脸扭成一团。“巴,拉巴。”他傻呆呆地嘟哝著。

“拉裤裆里!这是规矩!”大胡子吼著。他可怜巴巴地仰望著。“没长耳朵?拉裤裆里!这屋里不许拉屎!”白痴蹲下,褪掉裤子,露出屁股。大胡子慌忙大叫:“穿上裤子,拉裤裆里!”他只好提起裤子,蹲下。我刚想说话,只听噗的一声!所有人都蒙上嘴鼻。拉完,他还蹲在那儿不动,像要孵蛋。大胡子吼著,“把裤子脱下来洗洗!”指导员连连摇头,“这样的人也往里抓?”白痴挪到便坑边,脱下裤子去洗。洗完指导员让他坐到他右边,对他特别照顾。我们都叫他白痴。

他确实是个白痴。他的头总是歪著。他只能发一两个简单字音,说话就像两三岁小孩。后来指导员从看守那儿打听到他们不管怎么打他,他都说不出他的家庭住址,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哭腔,他的一举一动,他不断流出来的浓鼻涕都表明他是个白痴。他老不知如何是好。拿到窝头他只呆看著。指导员说,“吃。”他咧嘴一笑,才开咬。大胡子一对他吆喝,他就尖声号哭,全身缩作一团,眼泪直淌,口水和鼻涕齐流。他自哭自个的,哭得像个小娃娃,根本不管还有旁人。他一哭,指导员就来安慰他,好一会他才慢慢止住哭。白痴只被提审了一回就再也没人来找他。指导员叫他等著回家。

每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娱乐时间。号子里有一副扑克牌和一副象棋。娱乐时间一到,大胡子就高声宣布:“娱乐时间到了。打扑克的举手!”打扑克是最好的娱乐。大家都想参加。我想忘却焦虑,便决定下象棋。“谁想下棋?”只有白痴没人要。他拿起象棋,坐在地板上朝我磨过来,黄鼻涕吊得老长。见他要跟我下棋,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下象棋要脑子,跟他下不太掉价!见他挪过来,我就说我不想下了。他死盯著我。他的目光让我害怕——目光里充满愤怒!

他爬过来,紧捏著我的胳膊,用棋盘盒子戳著我,逼视著我,仿佛说:不下我跟你没完!我只好坐下来。他把棋盘铺开,把棋子一个个摆放好,望著我。我说,“你先走。”我懒得望他,心想用脚就够了,走完了事。他却不动,只死死盯著我。我只得先走。他仍不吭一声,歪著头,慢慢地挪著棋子。走了几著,我就感大势不妙:他的棋子过河将起我的军来。我忙设法防护,可已晚了。一会我就没棋走了。

我不想下,他却不挪窝,又默默地把所有棋子重新摆好,歪头盯著我,还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一眨巴吓坏了我,就像个石像伸手摸了我一下。他直盯盯的眼光逼我再下。我想刚才是我无心下,这回用点心吧。我一下手就拿出我学的最厉害的几招。可我的棋子一落地,他的棋子就跟过来制住我,让我没法前进。他防得无缝可入。一会他就开始过河,开始将我的军。他的进攻环环紧扣,我不得不左支右挡。我正忙著防守,刚挪了几步,拿起棋子要放下时,他脸上浮起一丝怪笑,然后轻蔑地看著我。我忽然明白我没子走了。怪了!再来!可一如继往,几著下来我就被将死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他眯缝著眼看著我,脸上有一丝偷偷的得意。我只好冲他笑。我忽然想如果他是个白痴,他肯定是个比我聪明的白痴。

一天夜里进来一个蓬头的小伙子。他的头发烫得向四面八方蓬起。他推进来后就一直号哭。一会他又被带了出去,门开了一会,外面闪光灯闪耀不断,吼声叫声一片。一会他又被推了进来。他哭得凄惨。大胡子厉声喝叫:“再哭就用毛巾塞你!”他便低声抽泣。他坐到我旁边,我安慰他,“没事。我们都一样,有谁哭?看看他,”我指著王连举,“他就要枪毙,可他天天照乐。你干吗这样?”他哭著说:“我担心我爸。我17了。毙了我,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我担心我爸爸。”他突然打住哭,斩钉截铁地自言自语:“就是!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这话激励了他,他揩干泪,说他进来是因为藏了一支捡来的半自动步枪。

我说:“你还没满18?”他说他刚过16岁生日。我说:“我国法律规定,没满18岁的不准判死刑。”“真的!你怎么知道?”他双眼发亮。我说:“谁都知道,不信你问问。”他马上问肖振通,北京理工大机械系的一个学生。肖说:“按法律不满18岁没有死刑,可他们不按法律办。这是戒严时期。”张军又马上变了脸。转眼他就回过气来,宣誓般地说:“我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这辈子吃喝玩乐过!北京的好馆子我都吃遍了!我不羡慕影星歌星!我不怕死!”说著他又突然哭了起来,“爸爸,我要走了,嗯,嗯。”

当夜,他睡我旁边。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卖摊饼的,原来是让科学家教授都羡慕的干活。我问:“你赚多少?”“一天30来块。”我很吃惊。我一个三年老兵的每月津贴只有30!我说:“我出去倒愿意跟你学摊饼!你能不能教我?”他一下来劲了,一拳擂在胸上,“我包了!你住到我家去!卖摊饼小窍门可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有自己的摊点。我每天早上五点去买新鲜玉米糊和豆奶,把他们放在一桶里,加上发酵粉。这里有好多窍门,放多放少随时变,热天和冷天全不一样。要估摸好,要是调错了就摊不成饼了。每天要多少玉米糊都要算好,有时得两桶…….”他滔滔不绝,讲得有滋有味。说起如何摊饼,如何卖饼,如何抢点,他兴致勃勃。他完全沉浸在教学中。他抓住我的手,发誓说要是他不死他要把他的卖摊饼的窍门全教给我,还帮我在北京搞起自己的摊子。我从没遇见如此热情澎湃的老师。他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叫我出去一定去找他。当大胡子宣布,“不许讲话,睡觉!”话音刚落,他就打起鼾来。

一天下午,一个穿著很整洁的30岁模样的人被推了进来。他说他是开出租车的,但他白净斯文的样子更像个知识分子。他进来是因为组织工自联。他进来后竭力保持某种尊严。大胡子叫他读监规,他轻蔑地看了大胡子一眼,没有反应。大胡子吼著,“站到墙边,大声读!”他还盘腿坐那儿而不动。“你长耳朵没有?”大胡子大吼一声。他只冷冷地回看一眼。“你敢不听我的?我抽你!”大胡子捡起一只鞋,举过头顶就向工自联扑过去。工自联就像甘地的门徒,只盘腿打坐。他那安然的神气会让敏感的人望而止步。可大胡子不是那中人。眼见大胡子的鞋就要抽在工自联头上,我跳起来,哈哈笑著,一下从后箍住大胡子,“别发火!都是朋友!算了算了!别计较!”

那时,我已在政治犯中有了点地位了。我知道让他不欺负新来的政治犯的最佳对策不是用拳头,而是用笑。当然,打斗本领是决定谁是主人的关键。这屋里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怕大胡子,也可能大家都怕惹麻烦。那时我已很了解他了,他跟我谈了许多自己的事。他也当过兵。这时如果他跟我真打起来,他们一帮人会帮他,我背后的一帮人也会帮我。而关键是我一拳就能把他打翻,尽管他又胖又壮。我也对他吹过,我练的就是徒手搏击。我一箍住他的腰,他就动不了。我哈哈大笑著,“别发火,好好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回头看著我,然后挣扎著往前。我用力固住他,他动不了。我对工自联说:“好好说。读读嘛,朋友。我们进来都读了。”大胡子回头恶狠狠地看了看,马上又冲我笑。“要不是看在解放军的面上,我抽乱你那张狗脸!你敢跟我较劲?”工自联是不动,还轻蔑地扫了大胡子一眼。大胡子跳起来,咬牙切齿,“解放军,放开我,让我抠出他眼珠子!”我不放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是兄弟。兄弟们有话好好说。”别的人也开始劝工自联去读监规,也有人上来劝大胡子息怒。大胡子骂著,唾沫四溅。我腾出一只手,把他手上的鞋夺过来防他丢过去砸工自联。然后我把他推到他的位子上。他对我说:“你瞧!你瞧那个王八羔子!他以为他是谁?狗屎!他敢违抗我的命令?”他又转向工自联,“操你妈!我今天饶你一回。给老子念!”工自联在别人的劝说下,开始用很清亮的声音念起监规来。

小林是号子里唯一让人叫真名的。他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他是号子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唯一成天乐哈哈的。他进来是因为上班路上看到两个兵傻站在路口,他忍不住过去说:“兄弟,去找个凉快地儿歇著!”两个兵自己不肯歇,还把他抓到这里来歇著。他哈哈笑著,“我得感谢他们。我不上班,来这里跟你们闲聊他们还开我工资。我的工作没半点意思,跟大伙儿呆这儿多好玩。我就想他们让我多呆几天。”每天夜里大家就叫他讲故事,他便问,“要素的还是要荤的?”大家都要荤的。他的故事老让大家发笑。

听他的故事我会短时忘记身在何处,过一会那恐惧与焦虑又漫过来。看著屋顶,看著结实的砖墙,看著那铁栏杆挡著的小窗,我焦躁起来,感到千百根绳索在勒著我。我的神经被拉著,拉著,就要绷断。什么时候才让我出去!我在这铁笼里呆不下去!我的胸要炸!——我想狂叫!我想砸破这墙壁!——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受不了!可我只得盘腿打坐,深呼吸,让自己安静下来,等著叫我的名字。我害怕提审,一想到提审,我就浑身发抖。我又盼著早些被提审。再一提审我,我就把我还未说的全倒出来,一吐为快,吐完他们就再也不会来麻烦我了。

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