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天安門大屠殺之后的地下记忆文化——霍恩舍恩豪森奖答谢辞|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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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是1989年后德国社会的共识,可1989年后的中国,所有的罪恶还在继续。

2016-11-22

亲爱的评审团,各位先生和女士,感谢您们授予我霍恩舍恩豪森奖。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为独特的黑暗记忆奖。

众所周知,霍恩舍恩豪森的前身,是东德国家安全部监狱,自二战后,德意志被一分为二,苏联红军就依照古拉格群岛的原型,打造了这个集中关押成千上万思想犯的怪胎。直到1989年,德意志又合二为一,霍恩舍恩豪森与柏林墙一道,转瞬瓦解,成为见证共产党统治的历史遗迹,据说每年能吸引四十多万参观者。

霍恩舍恩豪森令人想起达豪——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营,现在也是保持原貌的罪恶历史遗迹,在它的入口,镌刻着一行大字:“永远不要再发生。”——我了解到,霍恩舍恩豪森奖的意义也在于此。我之前的该奖得主Joachim Walther、Publizist und DDR Experte、Karl Wilhelm Fricke、Erich Loest和Reiner Kunze,都曾是霍恩舍恩豪森的著名囚犯兼作家,为清理并保存铁幕高墙内的血腥遗产做出过非凡贡献。作为一名来自异国他乡的同行,我向他们鞠躬致敬。

“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是1989年后德国社会的共识,可1989年后的中国,所有的罪恶还在继续。请让我在接受这个“监狱奖”之际,讲述一个人的经历,印证一下1974年6月3日,作家埃利∙威塞尔在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关于大屠杀的演讲:“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来回顾人类面对汹涌邪恶时多么脆弱。让我们来讲故事,以阻止刽子手说出最后的遗言……二次大战后,死者向每个幸存者提出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即使说了也没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我讲的这个人叫苗德顺,25岁,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他是北京地区数十万上街阻挡戒严部队的市民之一。军人沿途开枪,射杀了近3000人,大伙儿手无寸铁,只能设置路障,遍地捡砖头、棍棒、汽油瓶等等反击。晕头转向的苗德顺也拾起一只竹筐,朝一辆燃烧的坦克扔过去——不料这一镜头却被混迹于人群的密探拍下——于是不久,他被当作暴徒抓捕,揍个半死,再以纵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中,我附录了前六四政治犯孙立勇先生2011年的调查资料,北京地区入狱判刑的六四抗暴者约1500多名,苗德顺的刑期最长,原因是太顽固:“苗德顺捕前住五棵松一带,未婚。90年4月在一监服刑时查出患病毒性肝炎……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由于不认罪,被监狱定为反改造尖子。92年从“死缓”改为无期……97年从无期改为20年。苗德顺性格倔犟,为不给家里添麻烦,97年他父母去探监,他不见,后来家里就不再去了。由于抗拒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四个队长用警棍电他,但从没听到他求过一声饶。在监狱里,苗德顺、石学之和刘权(50多岁,以流氓罪被判15年,2006年刑满释放,至今头上还有一个坑,是戒严部队用枪托子砸的)被公认为监狱里最顽强的囚犯……”

其它零星旁证,出自武文建、董盛坤、张燕生等六四囚徒。20多年前,他们曾与苗德顺关在一块儿。由于不认罪,他被长期隔离,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自言自语,却从不跟人说话。有一次,狱警要给他上脚镣,突然发觉他已经虚弱得拖不动脚镣了,只好作罢。后来,六四狱友们陆陆续续出狱,他似乎被世界遗忘——因为从来也没人看到,或想要看到他。

27年一晃而过,最近《纽约时报》突然披露,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最后一名囚犯,现年52岁的苗德顺,将于2016年10月15日获释。犹如一个太漫长的梦,海外众多中文网站都惊醒似地转载或重新编发了这一新闻。于是六四话题再度升温,直到15日大早,一些记者和民众赶到延庆监狱,在高墙外守候了几个钟头,毫无踪影。大伙儿纷纷追问,而监狱方始终缄默。

苗德顺哪儿去了?他一位曾经的狱友证实,他是在北京市二监被整疯的,后来转延庆监狱,与六四囚犯群体脱节,就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即使出狱,即使他父母还在,也太老了,死心了,不可能去接人。如果监狱专车送回,可中国已腾飞多次,首都也扩展了数倍,五棵松一带的老居民楼早强拆了,他离开了27年,没地方可送。

他的另一位狱友猜测,户口制度还没废除,通过当地派出所协查,定能找到他的亲属。可亲人团聚了又能怎样?一个精神病,没经济来源,甚至没自理能力,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活不下去呀。在监狱他是一条顶刮刮的六四铁汉,可在外面没用啊。真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悲哀……

“到底出狱没有?”我通过越洋电话追问《子弹鸦片》中的关键人物武文建,后者答:“谁也不知道。他的亲属在不在世,也没人知道。我给监狱打过电话,对方说‘这儿是法制热线,我们暂不清楚这个情况,也无权回答您的问题,请先生您依据法律条款,直接向司法部提出咨询申请吧……’见鬼。”

苗德顺就这样眨眼蒸发,从1989到2016,他虽然在高墙内被世界遗忘,但根据记录,他的确还活着;可如今,他在墙内还在墙外?一旦失去可靠的记录,他活着也相当于死了——而作为时代录音机的我,却在扑朔迷离的新闻风波逐渐平息时,意外获得了霍恩舍恩豪森奖——这两则消息互相重迭,如同两只鸟在监狱上空追逐。我恍然记起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关了许多年后,一个隐居一个上吊。我不禁感叹,与中国的现实相比,西方人的想象力还是匮乏。

27年牢狱生涯,苗德顺只有过一次接触外界的机会,就是他父母的探视,可他断然回绝。为什么如此绝望?他曾被无数次踩在脚下、电击、殴打、五花大绑示众,他疯了,可还死扛着不认罪,可为什么连父母也不愿见?十多年前,我秘密寻访《子弹鸦片》的主角们,这些被暴政当局定性为“暴乱分子”的善良的人,在刚入狱时,全都认为共产党会在两三年、最多四五年间垮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朝阳般冉冉升起——看看德国,看看苏联和东欧,不都这样么?咱们也算他们的先驱——那时候,离国门敞开的1980年代不远,坚持反共冷战的美国总统里根,主张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还有叶利钦和科尔,也像胡耀邦、赵紫阳、方励之、刘宾雁一样,被众多年轻人仰视追捧。西方民主思想,经过共产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一波三折的拉锯战,逐渐深入人心,最终导致1989年火山喷发式的游行示威。

这就是苗德顺的成长环境。他不认罪,他咬定从政治改革走向自由民主是时代潮流,共产党开枪镇压,就必须引咎下台。但是,好多年过去,刽子手没下台,倒是因大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改变了策略。伟大的里根时代渐行渐远,中国开始拥抱资本主义而拒绝自由民主。人民币成了坚挺新宗教,与美元打得火热,虽然印在人民币上的依然是毛泽东。过时囚徒苗德顺被经济转型社会淘汰了,还浑然不觉。就在他拒见父母,决心为六四坐穿牢底的1997年,中共党魁江泽民访美;次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犹如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宣告着历史轮回中的新时代降临——如果说1972年尼克松代表美国抛弃了始终如一的盟友台湾,那么1998年,克林顿则代表美国抛弃了曾以热血和生命追求美国民主制度的中国民众。

作为出狱不久的政治犯,当时我冒着风险,在海外发表了《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节录如下:

“总统先生:

“您选择敏感的六月访华的消息已在中国大陆引起轩然大波,官方新闻媒介一再鼓吹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政治?人权?国际格局的重构?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经验交流?抑或意识形态的相互兼并……

“……自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经济就是政治’已成为盛行于世的箴言。当拜金主义弥漫全球,似乎民主与独裁、人道理想与实用外交之间的界限也在乌烟瘴气中变得模糊。于是您,总统克林顿应运而生,作为继比尔∙盖茨和索罗斯之后的第三个企图进入中国市场的世界经济大腕。不过,前两者都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试图通过科技或金融的手段帮助人类解除奴役,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而您,却把美利坚合众国两百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理想主义当作生意筹码押在谈判桌上,你忘记了自己在就职典礼上的誓词。作为誓词证人的不仅有全体美国公民,而且有应邀参加的中国民运代表……

“……五十年代,美国没能拯救匈牙利,把无辜的纳吉从绞刑架上夺回来;六十年代,美国没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把苏联入侵者的坦克从布拉格挡回去,但民主和自由的信念却通过一次次血的抗争而延续。今天,也没有救世主能够澄清和拯救混乱的中国现实,我们仅仅需要从民主社会不断地汲收,改造原有的信念,并用这种信念去感动更多的同胞,激励人们为理想而活下去,自救而不沉沦。而您,克林顿先生,应该像您的历届前任那样,坚持而不是篡改具有人类性的美国自由精神,健康向上而不是堕落蜕化,别让我们通过您,对美国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产生怀疑。

“在这里,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想同您,美国现任总统先生,一道重温已患老年痴呆症的罗纳德∙里根在1985年的一次著名讲话:‘22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来到柏林墙,宣布他也是柏林人。今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说:我是一名柏林人,我是仍然受到反犹威胁的世界中的一名犹太人,我是一名阿富汗人,我是(苏联)古拉格的一名囚犯,我是在越南沿海漂流的一条挤满人的船上的一名难民,我是老挝人,我是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古巴人,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印第安人,我也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一名受害者。’

“克林顿先生,当您在6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35年前的肯尼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仅仅为了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么,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这封信深受获释大政治犯徐文立的赞赏,于是广为传播。然而,克林顿圆满归国不久,徐文立就被捕判刑13年,罪名是组建“中国民主党”。因涉此案入狱的有几十人,其中秦永敏、王有才、刘贤斌、佘万宝、胡明君、王森、何德普、查建国、李海等都被重判8到13年不等的刑期。而此时,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三进宫了——这种种不测风云,精神分裂的苗德顺可有感知?如果感知到了,会不会再次精神分裂?

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来叙述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苗德顺、刘晓波、李必丰、丁子霖、许万平、陈云飞等等,等等。1989到2016,27年了,许多亲历者死了,或死心了,可还要持续多少年,我们的故事才有结尾?也许,我在这儿讲的,不是苗德顺认可的故事,可他,还有殆于屠杀、虐杀、谋杀的冤魂们,我们会等来他们开口的那一天吗?

几天前,我读到刘霞最近的手稿,三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厌倦了 植物死去
我厌倦了 无眠的夜晚
我厌倦了 空空的信箱
我厌倦了 所有的责骂
我厌倦了 失语的年年月月
我厌倦了 牢笼
我的爱
我厌倦了

这是写给囚徒刘晓波的,却好像是“最后的囚徒”苗德顺要说的。

谢谢霍恩舍恩豪森奖评审团,让我能借此叙述不断流逝的人与事;谢谢博物馆馆长和副馆长,谢谢彼得∙霍夫曼和彼得∙西冷,《子弹鸦片》的伟大译者和编辑;谢谢多媒体话剧《子弹鸦片》的导演和所有演员,您们的才华令我惊叹,亲爱的约翰娜,您朗读的德语《大屠杀》令我颤抖;谢谢用独特手法替我制作肖像的艺术家Almuth Raupp,它逼真再现了我困兽般的过去;谢谢酒友乌里和文学批评家赫伯特,您们无时不在支持我;谢谢《轮回的蚂蚁》及这篇答谢辞的译者白嘉琳,您太棒太棒。最后谢谢赫塔和哈瑞,我引为知己的同行,小蚂蚁和她父母永远的精神家园。

祝福在场各位!

2016年11月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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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期  2016年11月11日—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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