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 江天勇律师的维权之路|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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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不慎,误入歧途” ——江天勇律师的维权之路

2010年5月

一、从农村苦孩子到维权律师

江天勇律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最南端的罗山县。“我们家乡环境特别好,有山有水,鱼米之乡。可是从记事开始,我就觉得我们那里生活水平很低,缺吃少穿,人们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劳作,仍然穷得叮当响。”

江天勇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有三个孩子。天勇是长子,另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那时家里很苦,手头基本没什么钱。土地包产到户之后,父亲才可以到外面帮人盖房子挣些家用,或者就养些鸡,下了蛋拿去换钱供我们上学。”

1989年北京学潮时,江天勇在读高中。“那时全班都非常关注北京的情况。我们激烈地讨论,强烈地质疑,声援北京学生。我和李和平(著名维权律师)是同班同学,‘六四’后经过老师教育,大部分同学都被教育‘好’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和平被同学们戏称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我们记得,‘六四’前《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不会秋后算账。可是‘六四’之后,该报又登出一篇文章,说决不能不秋后算账。让我们第一次见识了中国新闻媒体的翻云覆雨。”

虽然家境贫寒,天勇和弟弟学习成绩都很好。妹妹也很聪明,可惜由于家庭贫穷,初中没读完就下学了,此后在外打工挣钱补贴家用。1991年江天勇考入湖南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现在叫长沙大学),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这是一所专门为电力系统培养师资力量的学校,电力系统有自己的子弟学校。

“我上大学是父母卖粮食供应的。学费通常是交了今年的交不了明年的,总是欠着同学的钱,今年的拖欠明年还。后来弟弟也考取了我曾就读的大学。弟弟上大学的学费筹措,除了父母卖粮,我大学毕业后也拿出一半工资供应弟弟。这样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一家人和和睦睦,苦中有乐。”

1995年大学毕业后,江天勇被分到郑州热电厂子弟学校教语文。“教学虽然很有意义,可是我觉得没太大意思,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一直对权利、对法律、对民主等问题有强烈的兴趣。”

那时有一位同事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备考复习时,他经常找我探讨法律问题。时常是,我对问题的解答合乎标准答案,而他的相反。他很佩服我,说我在这方面有天赋。许多人为了应付律师资格考试,背东西背得很苦恼,可我却觉得那些东西特别有意思,看得津津有味。也许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当时李和平已经在做律师,他鼓励我也参加律师考试,将来做律师。我准备一下,也就考取了。”

江天勇非常看重律师这个职业。“从历史教科书中我们看到,在近现代,律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美国的独立战争,其中法律人的声音和身影随处可见。法国的大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是从中仍然能看到律师的重要参与。对于保障人们的民主权利,再没有比法律更重要的了,再没有比律师这个角色的参与度更高的了。”

2004年借到通辽出差的机会,江天勇顺便来一趟北京。当时李和平已经在北京执业,一直在恳切劝他辞掉工作到北京来。“和平带我在北京转了几天,又带我去一趟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看了他的事务所,我跟和平说:‘不转了,我现在就回去。’他有点着急,说:‘干吗急着回去?多呆一阵不好吗?’我说:‘我现在就回去办手续。我决定了,我要来北京!’李和平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年7月,我向学校提出离职,12月到了北京。从事了10年自己不喜欢的职业,到北京做律师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到北京之后,江天勇陆续接了一些案子,主要是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纠纷之类的民事案,刑事诉讼方面的也有。这段时间里,他跟着李和平参加很多活动和研讨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是讨论浙江一个案子,当事人是一个青年男子。这名青年男子究竟是被杀后扔进了湖里,还是自己跳进湖里,讨论得很有意思。”

那时江天勇也接触过一些维权案件,但没有亲手做。“之所以走上维权律师之路,有一个人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人就是山东临沂的盲人陈光诚。2004年底,陈光诚来一趟北京。接触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次年3月,陈光诚在家乡为九区一县的盲人和农民办法律培训班,我应光诚之邀去为他们讲课,讲《残疾人保障法》等。经过培训,农民们也懂得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那时镇里、县里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农民维权意识提高了,当地政府搜刮不那么顺手了,就对陈光诚恨之入骨,找人骚扰、殴打、辱骂他。”

后来陈光诚因遭地方政府机构嫉恨被逮捕,江天勇受托代理此案。至2005年5月,陈光诚案的事态发展成全世界瞩目的大事件,最后以陈光诚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而暂告一段落。

“自光诚这个案子开始,我才真正加入到维权律师的行列中来。后来国保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误入歧途。要不是交了陈光诚、李和平、滕彪这样的朋友,你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哈哈哈。”

此后,江天勇直接并深度参与了高智晟案、陕北油田案、广州太石村案、胡佳案等等,特别是2008年大面积代理了法轮功的案件。“法轮功的案子我参与办理了20多起。”

二、执业5年,与司法局缠斗了4年

对中国记者来说最大的害虫是宣传部,对中国律师来说最大的害虫是司法局。江天勇来北京做律师5年,后面4年的许多精力都花在跟北京司法局缠斗上了,本要为别人维权,结果却陷入不得不先为自己维权的一团乱麻里。

维权律师在前方与各种不法行为做着斗争,作为律师管理机构的司法局不仅不予肯定、支持和保护,反而是在背后处处掣肘,制造麻烦,无情打击。办理维权案件的律师常常会接到司法局的骚扰电话。“他们打通电话之后问你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吗?如果你现在呆的地方不对,正在干他们认为不该干的(敏感的)案子,所属的事务所也会奉司法局之命打来电话干扰办案。通常是当地司法局给北京司法局打电话,北京司法局给所在律所打电话,律所领命后再给律师打电话,阻挠办案。”

在北京,维权律师与市司法局的关系有一个演变过程。2006年之前通常是司法局通知维权律师到局里听指示,所指示的内容无非是哪个案子能做,哪个案子不能做,或应该尽快从哪个案子中撤出。“慢慢我们回过神儿来了,反问自己:我们有向他司法局汇报的义务吗?后来我们就不去了。”

一招不灵再生一招。“过去召我们去司法局的说辞是要我们听指示和汇报工作,现在改为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情况。对此,我们有的律师就提出:‘你们总是这样叫我们过去谈话、了解情况。可是你们听我们谈话有工资,我们去谈话却是白去,没有任何报酬,我们没有被白白‘了解情况’的义务,我们不去!”

再后来,司法局就问律师办某案是否有正常的委托手续,如果有,就不再管他了。“比较起来,北京司法局还是要比地方司法局开明许多。跟我们谈话时,他们时常说:‘我们也面临很多压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尽管如此,到2009年,司法局还是对我们维权律师下手了,屡屡在我们的执业证上做文章。”

江天勇虽然执律师业的时间不长,可以说却是在律师执照问题上遭遇麻烦最多的一个。“我是2005年拿的律师证,2006年司法局就不让我通过年检。我和李和平都不让通过。后来他们说一个一个解决,先让李和平通过,再让我通过,李和平坚决不同意。当时司法局有人找我谈话,让我还是回郑州去做律师,被我当即一口回绝。”

律师资格证年检是一项例行公事,通常是律师证一送过去就审核通过了。“我们这次年检之所以遭遇麻烦,是由于司法局要求我们所在的事务所为我们做担保,即以所里的名义写一个保证书,保证我们不接维权的案子。事务所反过来要求我们自己写保证,保证今后要多做经济类案件,少打,最好不打,维权类的官司,要想着自己多赚钱,不要总想别人的权利受侵犯之类的问题。”

那时正好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出台,江天勇就写了个以维护人民利益为荣,以损害人民利益为耻,以遵守法律为荣,以违法犯罪为耻的东西交了上去。“他们看完之后说,这哪是保证书啊,整个一个牢骚书、抗议书。后来李和平说:‘算了,不跟他们斗气了,我替你写吧。’我说:‘好,但是你写完后必须让我过目。’没过多久,到6月份,我们俩的年检通过了,律师证发回来了。我当时挺惊讶,问和平怎么回事,他说‘把写的保证交上去就发证了呗’。至今我也不知道李和平在代我写的那份保证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然后就到了2008年。“据说因为我们公开签名愿为西藏3.14事件提供法律援助,周永康为之震怒,说司法部、全国律协都要‘学习’。有关部门不敢怠慢,就开始布置工作,整顿我们这些维权律师所在的事务所。怎样才能有效控制这些维权律师呢?他们最后拿出的手段是加强律师所和律师年度考核和年检。说白了,即在年度考核和年检上对维权律师使绊子。”

在此精神指导下,仅北京一地就有20来个事务所未通过年检。所谓某事务所通不过年检,实际上是由于该所有维权律师。一个事务所通不过年检,该所所有律师都不得通过。如此一来,20来个律所的500多律师就都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一名维权律师导致一家事务所不得通过,一家事务所不得通过导致该所全部律师不得通过,这实际是一种同所律师互相株连的非法招数。

4月11日,江天勇所在的事务所把所有年检人员初步的年检材料,通过网络办公平台传到司法局。司法局给该所一个回复:“贵所因有律师涉及敏感案件代理,故暂停贵所2008年度年检。”为此,该所把江天勇和黎雄兵的材料留下,把其他的人报了上去。

4月19号时,他们又给一个复函:“请贵所于4月19日带齐书面年检材料,上午九点到司法局办事大厅现场办理年检注册事宜。但贵所江天勇、黎雄兵律师暂缓注册。如有疑问,请与司法局律管处冯新泉联系。”

不久,黎雄兵的年检也通过了。这时,500多名律师绝大部分都通过了,只剩滕彪和江天勇两人不得通过。“不放滕彪我俩过关的原因是继上述公开签名之后,我和滕彪又发布一个声明,对我们的签名行动做近一步的解释,称我们此举为的是中国法制建设,为的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因了这个声明,我俩不得通过年检。”

按照司法局复函上提供的律管处的电话,江天勇带着资料去与他们交涉,联系人冯新泉竟说:“这不关我的事”。江非常愤怒,质问他们:“我没到菜场去找卖菜的,我也没有去找律协,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办这事的。如果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干吗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电话?既与你们无关,你们为什么还要发这样回函?如果你一定要说与你们没有关系,那我就把这些回函公布于众,让大家看看这究竟是不是你们发的函!”律管处处长柴磊的口气有所缓和,“说是让我先回去等消息。最终在下周的周一下午两点左右,我终于拿到了久违的律师证,并当即发表短文《法治的胜利——我已通过律师执业证年检注册》。滕彪则最终也没有拿到律师证,他的执业证被注销。”

接下来就是2009年律师执业证考核。这次共有20多位律师未通过年检,涉及的事务所也都不能通过。这20余人不得通过年检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参与代理法轮功案件,一个是参与呼吁北京律协直选的签名活动。维权律师与司法局的这次缠斗,整个国际社会都特别关注,政府对政府层面的对话,如司法部对司法部、外交部对外交部的各种人权对话和法治对话,都提到了这一年的律师执业证考核的问题,甚至欧盟峰会上也把这个话题拿了出来。世界各国的民间团体,如律师团体和人权团体,也纷纷发出呼吁并参加运作。最后,20几人都通过年检,只剩8人不得通过。

“这8人是我、唐吉田、刘巍、温海波、童超平、杨慧文、李劲松和张力辉。现在我们这8个人,情况各有不同。我的执业证被注销。4月22日北京司法局举行听证会,对唐吉田和刘巍进行吊销处理。温海波所在的事务所已宣称把他开了,现在他的事务所是铁将军把门,至于搬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张立辉也被所里开了,刘巍是他们所的合伙人兼主任,现在刘巍这个所主任都不知道他们的所哪里去了。童超平、杨慧文、李劲松的情况是,司法局什么说法都不给,就是不给你盖章,你也就接不了案子,把你悬在那里。”

唐吉田的情况有些特殊,虽然资格证被悬着,但被吊销以前他一直在做案子。唐的理由是:“我根本就不认可你司法局所做的考核,我认为我还是律师,我就是要做案子。”实际上是他所在的整个事务所都与司法局对抗,他外出办案,所里还给他出具必要的公函,盖所里的公章。这种情况,如果有些地方法院坚持说必须把律师证拿来看,那就可能需要做进一步解释。如果经过交涉解释,地方法院被说服,也认为北京司法局的所谓考核根本就是违法的,那他仍然可能代理案件。

说到这里,江天勇提起一桩趣事。“张立辉所在事务所的所长有一次到司法局去,偶遇司法局长董春江,连忙伸手想跟董握手,结果董竟没理他。这下此君觉得天都要塌了,回家后惶惶不可终日,把怨气归到张立辉头上,很快把张立辉开了。”

 交友不慎误入歧途 ——江天勇律师的维权之路(下) | 中国人权双周刊

江天勇执业证被注销的理由是他不在事务所的考核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他与律所之间没有聘用关系。“他们说2008年12月底我和律所就没有聘用关系了。他们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2009年我还凭借我所出具的事务所信函做了两个案子,都是涉藏案。律师外出办案,必须要有本所出具的信函,即委托协议书和会见当事人的推荐信,有了这些权威材料才可以做案子。事实上我与事务所之间签订的聘用合同2012年才到期。我把合同拿给柴磊看,他说:‘我只听你们律所的汇报。他说你跟他们有关系就有,没有就没有。’就这样注销了我的律师证。”

吊销是一种行政处罚,就是把你排除出这个行业,以后再不能做律师。注销的情况是,从理论上来说还可以重新申请,也就是重新考律师证。实际上注销跟吊销差不多,就算是重新申请,他们也肯定不让你通过,会想尽一切办法非法阻止。“所以从实际结果看,我的注销与唐吉田、刘巍的吊销没有多少差别。”

司法局这样做的目的有几个:第一、杀一儆百,让别人看你们这些维权律师的生活有多惨,生存都是问题;第二、将你边缘化,敏感化,这样对别人也是一个震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继续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去做了,那么司法局就真的达到他们的目的了。这是我们这些人真正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现在,虽然他们不承认我的律师身份,可是我有律师最专业的知识,我照样可以为人们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服务。所以,你越不让我们在维权领域活动,我们越要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律师在维权案中的作用与无奈

维权律师普遍遭受涉案当地官方和主管单位司法局的辖制和打压,办理法轮功的案子尤其困难重重,甚至充满风险。政府对法轮功的案子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法轮功案件,可以判缓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决不能判无罪。他们610有一个内部指示(后来被泄露出来在网上流行):决不能出现法轮功案的当事人被判无罪的政治笑话。“因而在庭审法轮功的案件时,法官和其他办案人员都是看下面坐着的610人员的脸色行事。私下里我们也曾有机会与法官一起吃饭交流,这时他们也会说一些良心话,承认这些人是无罪的,可是他们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迄今为止,国家没有哪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或者说法轮功是邪教。“因而我们代理法轮功的案子,都是做无罪辩护。虽然由于“610”的内部指示横亘在那里,最终没有一桩无罪辩护是成功的,但是我们辩护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事后我们归纳分析发现:凡有律师介入的地区,当事人被判的刑期就短一些,一两年、三四年;没有律师介入的地区,当事人被判的刑期就非常长,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

江天勇说,代理法轮功的案子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即“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功这个群体实际上一直在遭受迫害的现实”。“通过跟他们接触,我发现,无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平时为人处世上,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也可以说,这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一个群体。我本人是基督徒,可是与我们很多基督徒群体相比,我觉得我们很多方面都不如他们。可是这些人都被妖魔化了!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构不成违法,构不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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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轮功案件的审理,法庭的开庭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法庭阶段,让很多人来旁听,包括家属、亲友和其他人,还有610、国保的人。这是610授意法院如此组织的,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法庭审理的环节打击法轮功,借以达到进行所谓法制教育的目的。可是这种大法庭开庭的实际效果却是,所有在法庭内听到律师质证辩护的人,包括法官、公诉人、法警、旁听者,甚至国保和610,都明白了从法律角度看法轮功和对法轮功的打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根本都是无罪的。律师在法庭上呈贡的事实显示,这些被告人岂止不是罪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610发现这样不行,这哪里是他们希望的法制教育呀,简直就是讲真相嘛。他们非常害怕,就改变了做法,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仍然是大法庭,但被允许进去旁听的人变化了。每名被告人只允许一个家属进去旁听,甚至尽可能不让家属亲友进去旁听,以所谓旁听证发完了、没有了、被610拿走了等理由阻止。610的确拿走了几乎所有的旁听证,然后去组织他们能控制的单位的人员来充满法庭。“但是新问题又产生了。这些人听了我们的辩护,也都明白法轮功事件的真相和本质了。我们说得太清楚了,任何人一听就明白。有一次,正在开庭中,610组织来旁听的一个女的,听着女被告人被酷刑折磨的经过和我们的辩护,突然哭着冲出法庭,边跑边说:‘我再也不来听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小法庭阶段。610让法院用10平米大小的房间开庭,说没有大法庭,没办法,只能用小法庭。法庭里,审判席、公诉席、辩护席一摆,再加上被告人和法警,空间全被占满了,各种职能角色的人等几乎挤在一起,无法接纳旁听者。法院对许多前来要求旁听的家属说:“不是不让你们旁听,是没位置,里面呆不下。”

在这种小法庭里,虽然参与庭审的没有几个人,可是“我们仍然能让包括审判人员、公诉人、法警甚至被告人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被告人是无罪的”。2008年12月份,在沈阳皇姑区法院的一个小法庭里,“我们律师在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合议庭的一位陪审员不停地对审判长说‘这不是在给我们上课吗?这不是在给我们上课吗?’庭审结束,我们律师走出来后,那些守在门口听到辩护的法警对我竖起大拇指说:‘这回肯定没罪了,肯定没罪了!’我问:‘为什么没罪了?’法警说:‘你们说得老明白了,谁都听明白了!他们不犯法呀!你们是法轮功吗?’我说:‘我不是法轮功,我是基督徒。但这并不影响我为他们辩护呀。’”

通过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案件所做的辩护和分析,从公检法办案人员到下面被组织来旁听开庭的人,都明白了法轮功正在遭受严酷迫害的事实。过去人们对法轮功事件的认识是模糊的,是以讹传讹的,是受官方媒体煽动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法轮功后来遭受的一切迫害,现在律师辩护为他们打开了耳朵和眼睛。

2009年江天勇接手一桩涉及西藏3•14事件的案件。甘南拉卜楞寺僧人久美喇嘛,把自己录制的3•14事件录像提供给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播出后,当地警方逮捕了久美喇嘛。江天勇等受当事人委托,到夏河县公安局要人,警方说不知道人在哪里。“我们又到夏河县所属的合作市公安局申请放人,他们说让我们等着。实际是糊弄我们。几天之后我们听说久美被放了。事后据我们推测,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警方一方面阻拦我们会见久美喇嘛,另一方面又悄悄安排放人,因为他们也明白,抓久美喇嘛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没有我们律师出面,久美很有可能一直被关在里面。他们也不告知久美的家人,就这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一直关着。”

从几年的维权经历江天勇发现,“这个国家的法律,当你真要拿来用的时候,它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银样蜡枪头了。这个枪头是蜡做的,刚开始你拿来晃一晃,他们是害怕的,但是等你真要动真格使用时,它就不那么灵光了。这种情形在代理陈光诚控告当地政府野蛮计生案的过程中尤其明显。当时山东临沂搞野蛮计划生育,地方政府机构抓人就像当年鬼子进村。有一次,20多个人到一个村子里来抓他们的计划生育对象,捉住就强制结扎。可是当得知村子里有我们北京律师时,他们就夹起尾巴逃跑了,到其他村子里祸害人。我们关注的那个村子,有几个月都没有‘鬼子’再敢进村抓人。但是后来就不起作用了,许志永、李方平、李劲松等律师去时,迎接他们的就是殴打了,并放话说:‘北京的律师就欠揍!来一个我们打一个!’完全野蛮化了。这个社会,归根到底还是缺乏真正的保护法律的机制。这些地方恶势力,他不按法律来,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四、蒙神祝福的人

既为维权律师,被官方打压、跟踪、挤兑就是一种变态的常态。2009年11月19日早上7点半,江天勇送女儿上学,在楼下被4个便衣强行阻拦,由此发生争执。正在病中的太太金变玲女士听到吵闹声,立即下楼,看到4名便衣在拉扯丈夫,金女士便上前护卫丈夫。原居住小区片警王涛竟一把把金女士推倒在地,7岁的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不信神的人什么邪恶的事都做得出来,他们颠倒黑白,公然撒谎,指控江天勇殴打警察,强行用警车把他拉到派出所,太太的手机也被现居住小区片警李爱民抢走。众多律师朋友——李方平、李和平、张凯、李苏滨、李劲松、唐吉田等十几人,在羊坊店派出所与警方交涉了一天,守候了一天,国际社会也强烈呼吁,很多外媒打来采访电话。近14小时之后,江天勇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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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勇律师被酷刑后的医生诊断书

江天勇夫妻都是基督徒,这给江太太提供了与丈夫同背十字架、结伴走天路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2010年1月18日下午6点下班时,她被等候在办公室门口的一个年轻人跟踪,自己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此人负责长期监控江天勇,她认得他。她问他为什么今天跟踪她,他说是片警李爱民让他来的。江太太摆脱不掉跟踪者,很是恐惧,便返回办公室,与丈夫会合后再次离开办公室,最后他们夫妇打出租车才逃开跟踪。事后据江天勇分析,此次跟踪很可能是想查清他们一家现居何处,以便更好监控。

江天勇一家较早时租居在北京市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辖区里的一个小区里。该区片警王涛发现后,于奥运会期间试图逼迫房东解除租约。江天勇以合同有效期为由表示拒绝,终于得以居住到年底。房东本来非常希望继续他们之间的合同,可是因担心在政府任职的家庭成员受影响,接受了片警的非法要求,要江家搬家。江家新的租居所仍然在羊坊店派出所辖区里,片警李爱民和派出所副所长夏宇翔继续肆意骚扰江天勇一家,并且打电话骚扰新房东,甚至有一次将房东叫到派出所长时间讯问,施加压力。

2009年是中共建国60周年。从7月30日开始,羊坊店派出所即在江天勇所在小区的一间屋子里安营扎寨,长期监控江每天的出入情况,并详细记录在案。在他们认为的某些敏感日子,比如奥巴马访华期间,这间屋子里就坐满警察,江家门口也坐俩保安,把江天勇软禁起来。在10月和11月两个月,江天勇有近50天不在家住,可是监控人员一直没有撤离。2010年1月9日,江天勇被迫再次搬家。

在这样颠沛流离、一夕数惊的环境中,好在他们一家有神的同在。“我是2004年信主的。这个过程有点意思。起初我是把自己包裹了起来的,因为受党文化影响太深,觉得无论哪个信仰都有欺骗性,所以我对身边的基督徒朋友的一些活动是很隔膜的。后来慢慢发现,基督徒的确不同于一般人。有一天,牧师问我是否也决定受洗,我说还没准备好,等想明白了再说。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狂妄,一个受造物居然想想明白创造自己的神,那怎么可能呢?记得有人说过:‘如果你想明白之后再信主,那就永远没有信主的那一天。’人是永远不可能想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的。现在我可以说是一个老信徒了。信主的确给我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宁静和喜乐,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恩惠和福气。我前三次的律师资格年检,虽然很困难,但最终都通过了。我相信那是神特别的保守。这最后一次虽然未能通过,但我坚信,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的美意,我愿意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

谈起真正让他最后决定信主的原因,江天勇说:“是我的两个愿望引领我归主的。那时我有两个愿望(至今我也没告诉任何人这两个愿望是什么),理论上说这两个愿望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基本没有什么可能性。于是我就对上帝许了这样的心愿:如果我这两个愿望能够实现,我就归向你。结果,我这两个愿望竟很快实现了。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神迹,于是就信了主。”

如今,江天勇的律师执业证已被注销,无法正常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相对而言,家庭的经济来源也就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更兼赁屋而居,随时可能被警方驱赶,生活很不安定。尽管如此,可是谈起目前的生活状况,他却说:“目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苦恼和遗憾:我的孩子喜欢画画,我太太必须带他去上画画课。可是孩子这个课被排在周日下午,与我们教会的敬拜时间有冲突,所以每周日都是我一个人去参加聚会。如果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教会敬拜多好啊。我祈求神能够再一次做他奇妙的工,让孩子和太太也能在主日放下一切,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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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和江天勇获第25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江天勇不忧虑家里无钱无房,而是为一家三口无法周日同去敬拜上帝而感到遗憾。这样的人不是可以通过恐吓、逼迫、注销律师执业证之类的卑下手段能使其屈服的。天勇还会在这条被国保认为是“误入的歧途”上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多多赐福于这样的人,多多赐福于这样的爱主之家。

2010-5-26 北京

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