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十字架的作家|郑义专访(1)|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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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作家郑义的人生经历,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他当过多年的农民,煤矿工人,伐木工,木匠。他也是被当局追捕多年的逃亡者,几十年的流亡者和终身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的作家。他的足迹,覆盖中国广阔深远的土地;他的写作,更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与坚韧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宁馨对流亡作家郑义进行了专访,畅谈他极为丰富与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与追求。

2016-11-24 宁馨

嘉宾:中国流亡作家郑义

宁馨:郑义先生,您早期的文学创作最著名的作品是《枫》,被认为是中国文革之后首部揭示文革血腥的文学作品。您自己年轻时候也参加过武斗。“枫”这部作品中的武斗场面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的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对于中国政治的看法?

郑义:关于“年轻时候也参加过武斗”这个说法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我是被武斗,被红二代也就是当年的老红卫兵武斗,胁迫同学毒打了我一上午,群殴,但没打死,幸存下来。第二,参加过四川宜宾保卫战,造反派被保守派围困在城里,去声援。严格说也是被武斗,自卫性质。

但是在这段经历中,我没打过一个人,没拿过长矛大刀。但是我见识了为何一些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武斗。我的任务是在抬工大队,也就是河滩里的搬运工。抬工大队是社会的底层,他们是因为自己被剥削而站起来武斗。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底层人民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从被凌辱被专政到站起来反抗。我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被彻底否定。无论对文革的评价有多么复杂,但我坚信,在暴政面前,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在49年之前,中国与现在的美国一样,人民是有拥枪权的。

宁馨:《老井》是您的代表作之一,对中国农民的苦难和坚韧的生命力有极其深入的刻画。中国人的苦难,中国环境的苦难,一直是您作品中一个清晰的主线。您对这种苦难的了解来自何处?

郑义:主要来自我的插队生活。我插队六年,在从北京到山西的火车上就自行分了组,我们这一组先被分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方,然后我作为组里的代表,要求要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我们就被分到了太谷县唯一一个不通电的公社里。村支书带着一辆马车来接我们,那是个9户人家的小山村,没有房子,都是半山腰的窑洞。第一天我们就上山打柴,没有经验,太晚了下不了山,村民打着灯成群结队地来找我们。就这样整整6年,插队生活让我有了根本的变化,让一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学生开始接触中国真实情况。6年和这些村民生死与共,我自认为是农民,自我定位是写农民的作家,从未写过“知青文学”。

在老井创作期间,我和找水专家常海明骑车跑太行山缺水村庄,听他讲找水的故事……1983年冬1984年春骑自行车黄河万里行,沿河二十多个县,想探究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的形成。附带性的收获,发现缺水是整个黄土高原的普遍现象。这些经历,都很深地影响我,让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和同情。

宁馨: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您已经是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山西作家群体的领军人物,为什么一头扎进北京的民主抗议?

郑义:我当作家的时候已经有了十年底层生活经验了,六年农民、四年建筑工人,在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当作家、当编辑,我的视野又更开阔了,1989年时我对中共党史已经了解很多了。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我作为作家一直大声疾呼,要追求自由民主,然后青年们站起来了,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偶然因素,我那时正好去北京开会,当天胡耀邦去世,第二天大学就沸腾了。

宁馨:六四之后您自己被通缉,妻子北明入狱,您为了等她而在中国大地上躲藏逃亡了将近三年,是所有六四后被通缉者中在中国本土逃亡事件最长的人。您是如何熬过这几年逃亡生涯的?尤其是在中国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您如何躲过了当局的追捕,也没有被任何人出卖?

郑义:出于对中共的了解,参加时就知道后果;开枪后与北明分手……到友人家找来一破刨子、一张破锯,买了刨刃、锯条、凿子,换上破衣烂衫,买一双布鞋,出商店就踢掉皮鞋,走上流浪木匠之路;第一家,工具做好,作旧,手上重新长出老茧;别人说,老郑,你装木匠得真像,其实我本来就是农民,不是装的。

后来北明出狱,百般惊险地摆脱警察跨省跟踪,最后跟我会合。掩护我们的人很多,大多是素昧生平,但只要听说是因为六四镇压的逃亡者,都冒着巨大风险窝藏我们。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跟今天的中国人不一样。

宁馨:六四完全改变了您的人生,否则您很可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拥有优裕的创作环境,显赫的地位,广大的读者群,物质上也可能丰富很多。而现在,您作为流亡作家远离中国,远离最广大的读者。您是否偶尔有淡淡的懊悔呢?是否考虑过向中国政府要求回国探访甚至定居?

郑义:毫不懊悔。人生是有许多律令的,如反抗暴政、自由的召唤、为真理献身等等。在这一点上,与天安门广场上流血牺牲的青年们相比,我的流亡不仅相去很远,而且是有罪的。作为一个“长胡子的”策划者、指挥者,从道德上应该与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们同生共死。在这一点上,文天祥、谭嗣同是光辉范例。可惜我是受中共意识形态灌输长大的,等懂得这一点,已时过境迁。中国先贤常常考虑的是要寻找一个“死所”,在过去,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道德自律。

我当然很想回国去看看,但如果要回去当局就要你悔过,这是我不能承受的代价。天安门广场上死的人太多了,我不能从背后再给他们一枪。最痛苦的冲突是我母亲(2001年夏)去世,我不顾一切,哪怕写悔过书也要回去见最后一面。我只有一个母亲,我母亲只死这一次。但母亲垂危之际在电话里决绝地说了一句话:你回来我落不下这口气。她一生苦难,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绝不相信他们的任何诺言。好了,我唯一牵挂的老母亲都去世了,许多前辈、文友、农友、工友、老师、校长也去世了,将来如果能回去,看来也就是一处处去上坟,请他们原谅我这个不忠不孝忘恩寡情之人了。

宁馨:中国人上个世纪所经历的苦难一点也不比俄罗斯人少,但有不少人说,中国似乎还有待于产生一个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深刻揭露中华民族苦难的大作家。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为什么?

郑义: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上个月我和北明还跟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在美国流亡写作的那个小镇拜访过,向他表示敬意。成为像他那样的大作家很难,他是许多条件交织而成的。中国的苦难远比俄国深重,确实有待产生一位索尔仁尼琴,但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许多写反右、文革、劳改、大饥荒的好作家,我们是有希望的。但索尔仁尼琴很全面,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虔诚的信仰。他是巨人,学是学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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