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 从杨改兰到贾敬龙,语言不能抵达的中国乡村|端传媒

HAILOUGOU, CHINA - NOVEMBER 12: Chinese Yi minority villager Qiu Kaibin, 75, stands near his grandson on their fertile farmland near the base of the 7,556 m (24,790 ft) Mount Gongga, known in Tibetan as Minya Konka on November 12, 2015 in Hailuogou, Garze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China. Hailuogou is one of China's 8,500 monsoonal glaciers and the longest of 71 glaciers on the eastern slope of Mt. Gongga. Monsoonal glaciers are found at lower altitudes and are at much higher risk to the effects of rising temperatures and climate change. Chinese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impact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arn the ablation rate of monsoonal glaciers is alarming. Data shows the Hailuogou basin glaciers have lost nearly 3 kilometers of mass since the 1960s and the rate is accelerating. Some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the glaciers could shrink at an accelerated rate beyond the present 20 meters a year and thin at a rate of more than 1 meter per year. At an upcoming conference in Paris, the governments of 196 countries will meet to set targets o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an attempt to forge a new global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Photo by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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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公众,除却心存窥视癖外,对描摹乡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兴致杳然。它所映射的是全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系统性的经验缺失。

 

尽管有许多人为刀下留人而鼓与呼,因强拆纠纷而杀死村官的贾敬龙还是被执行了死刑。而不久之前,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害子女后吞药自戮的恶性案件,也以地方政府一纸处罚通报而淡出舆论空间。这桩耸人听闻的悲剧,曾因一篇《盛世中的蝼蚁》而迅速扩散,以至迫使行政力量强令屏蔽。而再往前,则有视频软件“快手”所引发的《底层残酷物语》,同样激起人们对中国农村现状的讨论。

而这一切都逃不开智能手机时代的传播定律:热闹过后,激愤过后,一切旋即归复平静。

农村变为“奇观”的困境

这些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悲剧,不但在传播轨迹上重复定势,连情节都“似曾相识”。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关于农村的恶性事件曝光。其细节各有不同,但却大都是人伦颠倒、世风败坏的悲剧或闹剧。有的如杨改兰弑子那样撕裂血缘纽带,有的如贾敬龙案,露出血淋淋的利益纠葛,有的像留守儿童杀师案一样,是人性蜕变为凶残兽性。

再有一类,则极力描绘乡村性滥交、配阴婚之类匪夷所思,而又多少带有桃色暗示的新闻细节。这些事件构成当代传媒地景中的“奇观”;对许多人而言,其实是生活“正常”甚至“有机”的组成部分。定期见诸报端的报导,成为对眼下生活的确认。乱象是茶余饭后谈资或某种心理投射,可供一次性消遣或发泄。

不妨这样说:“乡村”只能以这样的奇观状态,才能获得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出场权,才能被讨论和观看。曾经作为文化、道德基石的乡土中国,眼下更像是一块道德“飞地”(enclave),是社会“进步之光”无法照射到的秩序失灵死角。几乎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不需多久,我们便会迎来下一个贾敬龙、下一个杨改兰,而我们也已经为他或她准备好了讲故事的语法。

荒诞或残忍的人间事,到头来成为新闻填空题的标准答案。

与此同时,另一种几乎与此相逆的逻辑同样大行其道。就在《蝼蚁》或《物语》文章引爆社交网络后不久,不少人都撰文批评这些文章充斥着“城市中心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认为贾敬龙与杨改兰是极端个案,以此入手讨论农村问题定然会模糊焦点。他们强调,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大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有自己复杂而多样的生活,城市人大可不必因零星的恶性事件而大惊小怪。

这种“放轻松,一切并不如你想像的那样糟”的论调,并不鲜见。事实上,持此论者与热门文章的作者,一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中,对国情判断立场相左的两个群体。双方意见几乎纠缠着每一次热点问题的讨论。例如,当有人撰文记录乡村失序的现状(如近年春节期间,一些出身乡村的人所书写的返乡笔记),总有人斥之为以偏概全。

毋庸置疑的是,这种驳论,与知识界所谓“批判性、反思性理论”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要言之,就是以“全面性”、“复杂性”或“不具代表性”之类形式上极为“科学”的理由,去消解个案的讨论空间。

事实上,这种反对意见并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我曾跟一位的士司机聊天,他不无羡慕地说:“农村多好啊,绿水青山,没有污染。粮食都是自己种的,无公害。如果遇上拆迁,一下子就富了,现在农村户口更值钱啊!”常在中国大陆行走的读者,应该不会对类似论调感到陌生。在新一轮城镇化的大潮中,随着城市空间的日趋逼仄,“乡村”或是被视为潜在的、可以兑换为钞票的广阔空间;或是被当做城市沉疴宿疾的对立面,是尚未被工业文明所染指的世外田园。

切莫误以为这些人是被官方的新闻所蒙蔽;相反,他们的看法确有一定事实基础。农民现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缓慢完善,以及农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附加值提升,似乎都提示我们不可妄下论断。

叙述乡村悲剧,不可脱离历史脉络

与当代中国诸多社会讨论所呈现的境况相仿,从杨改兰到贾敬龙的悲剧,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极端症候,常常被置于“无历史”的真空状态。在人们极力挖掘当事人创伤记忆的同时,滋生悲剧的历史脉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事实是:对这些惨祸的演绎、阐释,是改革年代文化政治流变的产物,其中清晰折射出当下的某些意识形态困境。在此,我们需要一种“短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说,将个案充分置于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逐渐浮出水面的历史进程当中。

不妨将时间退回本世纪初。那时“三农问题”在政策讨论、知识生产和大众传媒中,都是毫无疑问的热点。不但中央政府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反复确认农村问题的重要性;知识界和媒体也热衷于不断追问:乡村该去向何方?

当时,“三农问题”又进一步被分解为诸多子问题,例如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适应,公有土地制度是否应该继续保留,或针对留守儿童、老人的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在众声喧哗的讨论背后,隐然存在一个共识: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都是这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关乎所有人的福祉。同时,多数对“三农问题”的讨论,都以技术性决策建议的面貌出现。这二者相联系的逻辑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专属于乡村,它是社会总体蓝图设想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不必过分美化这种全民热议所能产生的效果。若真可一言兴邦,那么今日的悲剧,也不会反复上演。但我们还是能从这十余年的嬗变中察觉到,对问题的争论、表述,已经发生微妙但深刻的位移。

质言之,像《蝼蚁》和《物语》文章这样,渲染盛世遗忘之角落,是在城乡间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乡村的畸变,是可资利用的反面教材,意在说明当城市发展的虚火过旺。反对者则否定了将农村表述为某种普遍“问题”的可能性,甚至更为彻底地宣称:城乡发展状态上半斤八两,城市人的操心未免反应过度。无论在城乡之间进行切割还是弥合,这些悲剧事件都只是接机抒情的便宜之计。

笔者相信,因该案而受到追责的那些基层官员,一定觉得委屈。如杨改兰案中,官方罗列造成杨家悲剧的诸多问题,例如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危房失修等等,显然只是为了给这桩惊世凶案,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但反过来想,我们又实在难以苛责制定惩处规定的人。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之外,假若真的存在将杨改兰们、贾敬龙们逼上绝路的深层因素,我们眼下是否有合适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

旧表述退场,新表述在何方?

语言的匮乏根源于经验的匮乏。笔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参与“中国文化与社会”之类课程的教学。那些本就来自大陆的青年学生,对农村问题却表现出知识匮乏,常常令我倍觉灰心。但转念一想,学生本身不该被批评,因为他们不但缺乏乡村生活的实际经验,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对农民和农村的讨论,往往只以杨改兰案贾敬龙案这样的恶性事件,在法律电视节目中一闪而过。少有人提醒他们,遥远的乡村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的生活相关。

退一步讲,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能进一步窥探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景象,又该从何处入手?随着当年“三农”热潮的隐去,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村研究这样的“老问题”已经过时。而媒体和公众,除却对杨改兰案之类事件心存窥视癖外,似乎也对描摹乡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兴致杳然。

缺乏深入、公正的记录,只是问题的症候之一,它所映射的是全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系统性的经验缺失。

《蝼蚁》这类文章的写作,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国寡民”论述的拙劣挪用;极力证明杨改兰悲剧给自己带来强烈不适的作者,实则从未把握造就悲剧的真正无奈。“蝼蚁”只是用来向“盛世”喊话的道具,是自诩为民间的写作者对自我“良心”的反复确认。

反对者们固然看到了《蝼蚁》视野的偏狭,但此类恶性事件的频发,显然使其“农村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糟”的观点难以立足。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沮丧的现实:讲述真实的惨剧非常困难。因为在这里,我们缺乏一种新的语言。

每次像杨改兰案这样的惨剧发生时,总有人试图拔高意义,暗示他们是一个又一个“孙志刚”。2003大学生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收容所中,事件经过发酵、讨论,催化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2003年不幸遇难的孙,今日已成为干瘪的符号,每当有人想给某个悲剧加以命名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像劣质的贴纸,覆盖了新的亡魂。但回顾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前后的历史,除却俞江、滕彪、许志永“三博士上书”之类的象征事件之外,学者、媒体,甚至政府内部的部分法务工作者,都对问题的细部进行了充分探讨。非此,仅凭情怀和口号如何能让国家法令转向?

曾经的孙志刚案,是充分且周密的社会讨论最终得以落实为国家意志的典范。后来者往往盯住若干姿态性事件,罔顾彼时的真实。让紧扣“问题”的求索被曲解为“主义”的胜利,这背后的文化政治,或许也是杨改兰无法成为孙志刚的原因之一。

说回我曾参与的“中国文化与社会”课程。那堂课的学生们在完成规定阅读后,无不表示自己从此获得认识问题的新视角。但在作业的结尾,这些在课上所获得的新视角、新观点,往往又回到“随着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之类的套话。

杨改兰案是变革时代出给大人们的考卷,若不能在结尾处创造新的答案,那么农妇杀子的故事,便永远只是小报上的边角料。杨改兰死了,但悲剧还会继续活着,我们等待新的语言,等待它将悲剧和盘托出。

(袁长庚,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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