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芸: 我的记录就是一种反抗|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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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青年人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只是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要保持一种最低的要求,就是:沉默。”我请他说说对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希望,他的回答是满心的谦卑和无奈。

2017-1-28

“我对中国青年人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只是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要保持一种最低的要求,就是:沉默。”

我请他说说对现在中国年轻人的希望,他的回答是满心的谦卑和无奈。

“因为你不能讲真话,讲真话是通向监狱的道路,但至少你要保持沉默。不能配合这个政权,配合这个政权去说谎,配合这个政权去作恶。这是最低要求。现在网络上正规的讲法叫不合作。”

采访吴仁华是在他位于洛杉矶的住所,简朴的平房和小院子,他与人合住,穿着简单朴素,二十多年他背井离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没有娶妻生子,完全专注于他的事业—-真实无误记录‵六四′民运事件的点滴史实细节,为民主运动日复一日默默奋斗着,唤醒被蒙蔽的中国人,不让历史真相被遗忘。尽管在中国,这些历史和真相已经被统治它的集权政府掩埋得严严实实,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完全没有正常途径可以去了解这些。

“这对一个文学学者来讲,认为是不应该的。然后对一个民族来讲也是不应该的。

每一场政治运动,它的受难者,还有施害者,你没有记录的话,那这种灾难还会重现。

我就说为什么花时间去记录这些,我是文献学者,不仅是亲身经历着,因为你看了那个血淋淋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一种记录。所以对我们来讲,在一个集权国家,记录就意味着一种反抗。所以在这本书的前言我也提到米兰昆德拉说的:’人跟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跟遗忘的斗争。’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轻易就被遗忘了。”

出生在浙江温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7月他进入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工作,流亡海外二十余年,吴仁华身上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执着的良心。

“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掩盖它,就是要让人民遗忘。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还有六四,更不知道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来五十年枪毙了246万人,牵扯到多少家庭,多少悲剧。六四到现在才25周年,已经被掩盖的严严实实的很多人不相信了。说你们为了反共反华编造的。

我因为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我每个记录每个细节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姓名,所以现在年轻人开始相信这个,最后压人的坦克,我把那个坦克的部队,包括坦克编号106号坦克,包括像坦克里面的军人我都把它查出来。

你不能用谎言来对付谎言。共产党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你不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作为六四民运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吴仁华在他的著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里详细准确地记录了1989年6月3日下午到6月4日上午这个历史性的时间区间中“六四”运动的经过。许多史实对于生于八五后的我都是从未见过的:“子弟兵”开枪打老百姓,用的子弹是会把伤口打开花的那种;许多学生被用坦克活生生压成肉饼;还有解放军用刺刀杀人……在这些有考据可查证的史实面前,我震惊了。应该还有很多中国年轻人会像我一样,被这些被掩盖的令人发指的政府罪行震惊,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蒙蔽而感到不寒而栗,也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先辈—-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充满理想和激情,向往民主自由,并为之战斗悲壮牺牲的年轻人而被深深震撼。

原来,可以为自由而舍命的美好崇高的情怀真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过,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一直都像今天这样活得似行尸走肉。

可是,我们终究还是知道得太晚,了解得太少。

“每个国家都需要警察,关键是警察怎么来管理,警察怎么来使用这种执法的权利。

用法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你现在是用堵的方式来维稳,就算你把堤坝筑到天上去,有一天水还是会漫过去。

共产党的心中有恐惧。现在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抱着炸弹在玩击鼓传花。他们都是在自己任内维持所谓‵安定′。”

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的前言里这样写道:“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个寒冷的深夜,本人冒死游过海湾。穿过密布中共军警的小岛,爬过齐腰深的漫长海滩,遍体鳞伤地来到自由的彼岸。尽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本人依然由衷地感到庆幸。”

他历尽辛苦,到了美国,开始了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历史文献学者的神圣职责。但这一切,其实都附有沉重的代价。

“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付了很大的代价。比如说最简单的我22年不能回家,我不能跟家人团聚。最后我只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冒着风险,跟我86岁的母亲见一面,然后家人受株连。像我弟弟,他当年是浙江省的优秀大学生,就因为我无缘无故职位没了,公务员待遇没了。现在等于是在一个小的博物馆里面看大门。很多亲友去世,我都见不到最后一面。包括我外公,我从小在我外公身边长大的。”

二十多年的长路一点都不简单。人都是软弱的的,都是趋利避害的。在一条道路上为了自己的坚持,为了良知,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这二十多年中,吴仁华身边有许多人选择离开民运。为了家庭,为了团聚,为了回国,为了生意。他都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交友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底线,即:不跟与中国集权政府合作的朋友继续交往。

“我自己当然也会有过这些软弱。2007年,08年,我就在网络一些论坛上跟一些朋友说,我说我该举手投降了。但是最终我是没有放弃。我是读古书的,自古知识分子讲究一种气节。人可以啥都没有,气节不能没有。如果不是为了这一点,我可能跟别人一样,早就离开这个行业了。”

我跟他聊起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他觉得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六四”是一个分界线。因为“六四”的开枪,一下子把年轻人的激情破灭了。然后共产党又有意识地让大家不要去讨论政治问题。全民都向“钱”看。

“所以我一直说共产党这么多年是用腐败来结成一个共同体。不仅是官员,还包括知识分子。像我留在北大那些朋友,现在也都是腰缠万贯,都有几栋房子,有车。他们实际上也是所谓‵向钱看ˊ,腐败的受益者。腐败成为共产党今天有效的维持统治的工具。今天的年轻人从一开始,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知道,钱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给幼儿园老师送礼的话就会受歧视,进小学更明显啦,如果不送钱你就入不了好的小学。一路上来,年轻人接触的社会是没有理想的,没有激情的社会。完全是一个钱支配一切的社会,造成了今天的年轻人和80年代的年轻人不一样。因为成长背景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我请他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说些寄语,他只简单地说:“保持沉默。”

我真希望他的书和他的经历,还有精神能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看见,唤醒他们,让他们知道:理想,以及为了信念的奋斗与牺牲并不是神话,它都真是存在过,并且真实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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